中国高层新智囊-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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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显然就会被诉求了。
他觉得政治民主的问题或者十六大提出的政治文明的问题，是非常及时的。他个人认为民主的一种很重要的精神，一个是少数服从多数，一个是多数尊重少数！民主政治本身也要求宽容不同的意见主张，尊重就是要尊重人权。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如果建立了一个宽容和尊重的环境，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文明，就是一个开明政治。我党十六大提出的政治文明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开明的政治，开明就是和专制对立，那就是一种环境，舆论上、出版上，以及其他方面应该有这种环境，这就是体现了我们走向政治民主的实际的步骤。
江平在中国法学界德高望重，被称为“中国法学的精神引路人”。这位个性独特且具有赤胆忠心的法学界泰斗，一直得到中央高层的倚重。香港一位关注中国政治的学者把中央高层继续启用老一辈专家问政称之为“江平现象”。他注意到像江平、张卓元、吴敬琏等前辈学术精英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不同凡响的影响力，而这些步入耄耋之年的学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受职位擢贬的影响，思想尖锐，敢讲真话。观察家认为，“江平现象”凸现出的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开放，体现的是高层领导越发开明的民主精神。
第一辑江 平 （8）
附录
终生不悔
——四十年执教有感
江 平
1956年，我跨进了我校前身——北京政法学院的大门。今天，我执教生涯整整40年了。
40年中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不是从事我所学的法学专业，而当我再度走上法学讲坛时，已是年近半百。近年来常与国外学者接触，40多岁的教授，已是著作满案，无端的政治运动，误我黄金学术年华。缺乏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是教师的最大不足。自己读的书还不如青年学子读的多，又何以教人，何以指导他人。40年执教之最大遗憾，莫过于此。
我记得读过的一篇文章写道：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战战兢兢，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踌躇满志，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在快要退出历史舞台时，饱经风霜，却又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了。这种人生心态当然说得绝对了一些，但不失为一种轨迹。我起先总不明白为什么古人教训我们的美德“礼义廉耻”中有这么一个“耻”字，耻算什么美德！后来才懂得耻者，不足也，知耻而后勇。美德中不写“勇”而写“耻”，大概是因为勇可以是匹夫之勇，而知耻之勇才是最大的勇。人的动力正在于此，不忘国耻者，才能拼搏报效祖国；不忘己耻者，才能拼搏完善自我，执教更是如此。执教有如人生，总离不开追求真、善、美。
真，就是真理，追求真理，只服从真理，只向真理低头！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不能说无产阶级必然掌握真理。下级可以服从上级，但并不能说真理必然掌握在上级手中，少数服从多数也不等于真理必然是在多数人一边。真理不能盲从，只有经过比较、分析、思考、辨别的过程，才能更接近真理，一种声音、一种思维是得不出真理的。真是真情，纯真之情，不加虚伪，不加矫揉造作。文字能表达真情，语言更能表达真情。一篇文章可能比一堂课更精炼，更富于真理，但学生听一堂课成效可能要比看一篇文章更有收获，原因就在于教师是以情感在讲授，若如播音员般宣读，又何异于作文章呢！教师之讲课犹为真热情之迸发，内心宣泄，传之以真理，感之以真情！
善，是完善，一堂课犹如一件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是要精雕细刻的，力求无一败笔，无一赘笔；一堂课也要力求不要讲套话、废话、多余的话！教师犹如艺术家一样，每堂课，每件艺术作品都维系着社会对他自身的评价。工人制造的伪劣产品，影响的是商标、产品的信誉，而教师制造的伪劣产品，影响的是他自己的信誉。善就是风格，文章要有自己的风格，讲课也有自己的风格，没有风格就是千篇一律，就是等同他人，就是“嚼别人嚼过的馍”。而嚼别人嚼过的馍是不香的！
美，是师德，师德之最主要的是热爱自己的教师职业，可现今以在高校作教师为第一志愿者太少了。我的博士生中有来自台湾的。一天各自谈自己的毕业后的志愿，不少大陆的博士生以毕业后从事政府机关、公司工作为目的，而台湾的博士生却多以能在大学任教为第一志愿。事实上一个正要毕业的台湾博士生也已经努力在东海大学谋得了一个教席，只有热爱自己职业的人才会真正拥有自己职业的道德。
只有以教师职业为光荣的人才会倾注其心血于育人。美，也是气质。大学是最高学府，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一些号称常青藤大学里看到的校园文化气质，学生的文明气质，尤其是教授的优美气质，确实是一般市民阶层、商人阶层所不可比拟的。只有教师高度文明才能带来学生的文明、校园的文明，大学教授应是文明的表率，知识的化身，有他应当具有的气质与风度！
四十年的执教，行将划上句号，当然经历了风风雨雨，磨磨难难，但对于我所选择的道路，此生不悔！如果让我来世重新选择职业的话，我仍将以做一个大学教授为第一目标。
第二辑余克礼 （1）
义正辞严，中国统一意志不可逆转
余克礼，1952年生。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台湾研究》副主编。兼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理事、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政协台港澳侨联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湾政治、两岸关系等问题，主编《台湾研究论文集》第五、八、十一集、《台湾机构·社团·企业大全》《香港百年沧桑》丛书、《台湾问题实录》《海峡两岸关系概论》，参与编辑《台湾总览》《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大全》等著作。
如果两岸发生军事冲突，我们对一切可能性都会考虑到。若有人硬要卷入台海军事冲突，第一，我们不怕；第二，我们会有准备。
——余克礼
《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主起草人
2000年2月21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在国际间引起巨大的反响。白皮书主起草人是有“两岸关系智囊”之称的余克礼。
余克礼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副所长。他是湖北浠水人，出生于1952年，1982年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台湾研究所后，一直主攻台湾政治、两岸关系等问题，曾主编《台湾研究论文集》《台湾问题实录》《海峡两岸关系概论》等著作，发表过若干篇有关台湾问题的论文，观点鲜明地反对“台独”，是大陆台湾问题研究的“北派”代表人物之一，被台湾敌对势力视为“大陆对台强硬派学者”。
中国大陆的台湾问题研究所是中国学术领域的奇葩，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和平统一”政策逐步深入人心，对台湾政治、经济的认识与研究日益迫切，于是相继诞生了一批研究台湾问题的专门机构，并形成南北两大“重镇”。“南派”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为代表，侧重于基础性的学术研究，学术代表人物有李非、陈孔立、刘国深等；“北派”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为代表，2000年后成立的清华大学台研所、北京联合大学台研所也基本属于这一派别，侧重于动态性的应用研究，学术代表人物有姜殿铭、许世铨、余克礼、徐博东、刘振涛、朱显龙等。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于1980年7月成立，作为全国最早成立的研究台湾问题的权威性学术机构，20多年来致力于台湾政治、社会、经济、历史、文学、法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近年以当代台湾政治、经济、两岸关系为研究重点。先后承担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教委社科规划、博士点基金科研项目，成果丰硕，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不仅在大陆，而且在台湾都享有较高的学术声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一直被外界视为大陆台湾问题研究的核心智囊机构，这里聚集了包括许世铨、余克礼在内的近百位学术智囊，专职从事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以及和平统一与海峡两岸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多年来为决策层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两岸关系对策文案。研究所出版的刊物《台湾研究》可视为中国大陆公开发行的最权威的台湾问题研究阵地，凝聚了各层次的台湾问题研究专家，是中国大陆台湾问题研究的中心地带。
《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凝聚台研机构“南”“北”两派学者的心血，但由于它以政府文告的形式出现，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时效性，因而其中“北”派学者发挥的作用更大。身为社科院台研所正副所长的许世铨、余克礼责无旁贷地担任了主起草人。早在1993年，余克礼就参与了中国政府发表的第一份台湾问题白皮书《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这份白皮书详细阐述了台湾问题的由来、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和有关政策，明确解释了“一国两制”的定义是“一个中国、两制并存、高度自治、和平谈判”，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7年后的这份白皮书，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进一步向国际社会阐述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和政策。明确提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基石。
白皮书指出，中国政府主张两岸谈判最终目的是实现和平统一；主张以一个中国原则为谈判基础，是为了保证实现谈判的目的。而“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两国论”都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不是谈统一，而是谈分裂，当然不可能被中国政府接受。白皮书重申，只要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台湾方面关心的各种问题。中国政府相信，台湾在国际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对外活动空间，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等等，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通过政治谈判，最终在和平统一的过程中得到解决。
这份在当时被普遍认为“对‘台独’势力具有通牒意义”的政府文告公开后引起了各界的解读。
中国内地、香港各社会团体、海外华侨组织纷纷召开座谈会，表示了对白皮书的支持，呼吁台湾当局正视中央政府的声明和警告，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回到“一个中国”的原则上来。
白皮书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了“三个如果”，即如果出现台湾被任何名义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如果出现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中国政府只能被迫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包括武力来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
外电评论指出，从白皮书可以看出，为了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