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叹的实案:美国8大奇案-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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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诗·拉特利和帕迪霞·彼得逊的共同好友佩特·芬当时已经随丈夫约瑟夫搬到了柏林。听到噩耗后，佩特打了一圈电话向法兰克福的熟人们打听，并将众人的看法和怀疑反映给美军驻德国军事警察总部的犯罪调查处，称迈克·彼得逊可能涉嫌丽诗·拉特利之死。但军警方面始终没有派人进行调查。佩特·芬曾和朋友们说起，她有一个感觉，好像官方对待这起人命案的态度如同对待一宗丑闻，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久，即有莱因·梅空军基地小学的学生们回家对父母说，他们的老师拉特利夫人因患忧郁症而自杀身亡。
但是，谁会用滚下楼梯的方法自杀？
一周后，迈克·彼得逊出面护送丽诗·拉特利的遗体回美国，安葬在得克萨斯州的赛德维拉公墓、她的丈夫乔治·拉特利身边。迈克没有忘记带上丽诗的遗嘱，并到乔治老家所在的马塔戈达地区法院交验存档。从此，彼得逊夫妇便成了拉特利姐妹的法定监护人，并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法庭估价为44万美元的丽诗·拉特利遗产，以及每月来自美国政府的军人遗孤津贴。
多年后，当法庭对丽诗·拉特利遗产的估价单公之于众后，拉特利夫妇的老朋友们惊讶地发现，上面没有列丽诗的宝马牌轿车、一幅价值两万美元的挂毯，以及包括一只法国花瓶、数件波兰18世纪瓷器和若干阿富汗地毯在内的欧亚各国古董。特别是，丽诗在丈夫去世后领取的那一大笔人寿保险不知去向。丽诗曾跟不少人说过，这笔钱是她两个女儿的未来，她一分一毫也不会动用。
2003年4月14日，经过一年多与各国各方面的交涉，杜尔罕警署的亚特·霍兰中尉终于得以率员飞赴得克萨斯州，在赛德维拉公墓掘坟取棺。丽诗·拉特利的灵柩被用一大幅塑料布包裹，装进一辆蓝色雪佛兰面包车，于次日下午抵达位于查博希尔市的北卡罗来纳州法医实验室。这次的验尸由州警署的亚偌·格雷克曼博士和市警署的黛波拉·腊迪希博士联手进行。被告方亦派了他们聘请的私人侦探罗纳德·顾尔热特和著名法医韦尔那·斯拜兹到场观看。
两层密封的棺木中，丽诗的遗体保存完好。虽然皮肤已开始发黑变硬，但法医们仍然不仅能观察到死者身体上的大小伤口，而且能辨认出数处青肿。比如左手背和左手腕的两块青紫斑，嘴唇上的一小块青肿和上牙龈一处撕裂伤，还有左眼下方的青肿，以及雪萝儿·苏马切注意到的左眼上方的伤口。
在1985年验尸时，死者头部的致命伤口均已经过处理，或胶合，或缝合，并且都涂抹了防腐油。亚偌·格雷克曼博士在丽诗·拉特利的头上看到了一共七道伤口，不单在数量上和卡瑟琳·彼得逊的完全一致，而且，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伤口的位置，全都集中在头顶和后脑，简直就是卡瑟琳验尸结果的重现。
4月16日下午验尸完毕，亚特·霍兰中尉马上打电话到罗得岛州。他对玛格丽特·布莱尔说：“你姐姐的死因不是跌下楼梯。”
被告方随即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动议，要求不予公布丽诗·拉特利的验尸结果，不予允许公诉方将丽诗·拉特利之死作为证据引入卡瑟琳·彼得逊命案的审判。
5月中旬，当双方律师已经开始在法庭上挑选陪审团成员时，公诉方的两位助理检察长弗蕾达·勃莱克、德文·萨科斯和亚特·霍兰中尉一起飞往德国的法兰克福，走访了可能为本案出庭的各位证人。
奥兰多·胡德森法官于8月下旬，本案庭审期间，驳回了被告方的动议。现在，这些证人们一一走上证人席：雪萝儿·苏马切、汤姆·苏马切、芭芭拉·奥霍拉、艾梅贝丝·勃尔能，以及拉特利家房子现在的房主，他还代为正在住院的邻居柯伦·汉姆宣读了证词。
出庭作证的还有丽诗和乔治·拉特利夫妇的家人们。长期以来，两家亲戚中的不少人一直想领养拉特利姐妹，但迈克·彼得逊不答应。有一次，玛格丽特·布莱尔质问迈克：“你既然坚持把她们留在身边，为什么又不正式领养她们？”
迈克·彼得逊直言不讳地回答：“如果办理了领养手续，政府就会停止发放军人遗孤津贴。”
2003年9月5日，星期五，在传唤了51名证人后，公诉方听证结束。
为被告方出庭的证人差不多都是些他们高价聘来的各行各业的专家们。
他们的医学专家证明，卡瑟琳·彼得逊和丽诗·拉特利头上的伤口与跌下楼梯的情形相吻合。他甚至认为，前后相隔16年、空间上相差大约四分之一个地球的这两起“事故”在不同受害人的同一身体部位造成的几乎是同样的伤口，这种“巧合也不是不可能的”。他唯一不能解释的是，卡瑟琳和丽诗手上的那些自卫性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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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陷阱（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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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方从外州警方请来的犯罪现场勘查专家逐一指出了杜尔罕警署办案人员在赛德街1810号的所有“不规范操作”，但在公诉方的交叉取证中，这位专家承认，在他亲临处理过的300多处犯罪现场中，没有哪一处可以做到“100％地不被污染”，而且，要“控制一个建筑面积1万平方英尺的现场……确实不容易”。事后，全美各地的警察们纷纷对这位专家的出庭表示“不理解”，因为不少州有明文规定，假如一方警署对另一方警署的作为产生疑问或异议，应该通过各执法机构间的官方接触协调解决，而不可随随便便地当众指责，更不可在一宗谋杀案的审判中作为被告方的证据提交法庭。显然，戴维·鲁道夫们是钻了各州立法不同的空子。
被告方的法医学专家认同了杜安·笛维尔计算出的三处血液喷射源，但却不认为是因三次打击所致。这位专家列举出种种其他的可能，说甩头发、挥手等动作也可以产生相似的血迹图案。他还向陪审团出示了一张警方在现场拍摄的卡瑟琳脸部照片，指示着嘴唇处的一滴血印说，这便证明了楼梯间墙上的大部分血迹是卡瑟琳咳嗽时喷溅而成的。最令陪审员们不解的，是这位专家在作证的过程中说的一句话：“那里的血太多了，不可能是打击。”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事实，被告方和公诉方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被告方聘请的生物力学家用电脑模拟出他们假设的案情经过：一个涂着黑指甲和黑唇膏的卡通人物从楼梯上翻滚而下。但在接受公诉方的交叉取证时，这位专家承认，他无法精确地模拟出卡瑟琳头上的七道伤口是如何形成的。
被告方在法庭上宣读了泰德·彼得逊的前女友科丽丝玎娜·塔马赛提的证词，她因怀孕而不能出庭。科丽丝玎娜在证词中说：“星期六晚上10点20分，当泰德和我离开那里时，彼得逊先生和彼得逊夫人都显得兴致勃勃，很高兴的样子。”作为回应，公诉方宣读了另一份证词：“1月8日，下午4点，我，亚特·霍兰，访谈科丽丝玎娜·塔马赛提女士……塔马赛提女士说，当她在彼得逊家时，她没有看见彼得逊先生。”
奥兰多·胡德森法官批准了陪审团的请求，允许他们到赛德街1810号实地考察。
据唯一获准代表媒体参加此次活动的瑞勒市《新闻与观察》报记者报道，陪审员们分两组，每组八人，进入现场。楼梯间则是一个一个进去的。有的陪审员走上全部18级楼梯，再走下来。有的只上了一半。有的走到第三级台阶处，停下来，回过头，想象从这个位置摔下去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有的做挥杆状，假装手里握着那根拨火棍。几乎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眼睛凑近墙壁或地板，查看那些将近两年前留下的血迹。
某些陪审员认可了被告方的观点，楼梯间太狭窄，不可能自如地挥动那支35英尺长的拨火棍。而另一些人则以为，卡瑟琳·彼得逊若是从这么短的距离滚下来，不可能造成那么大面积和那么严重的创伤。
9月18日，星期四，开庭两个多月来第一次，关于卡瑟琳·彼得逊命案审判的报道没有出现在当地报纸的头版，“它被强劲的‘依莎贝尔’飓风吹进了内页”。由于飓风肆虐美国东南部沿海，法庭被迫休庭一天半。
被告方和公诉方一样，把他们的“好戏”放在了最后，正所谓“压轴戏”。
飓风过后的第一个星期一，被告方传唤科莱·安德森，一位自1999年起经常到彼得逊家帮忙干杂活儿的小伙子。与卡瑟琳的两个妹妹堪戴丝·冉勃利尼和萝莉·坎贝尔的证词相反，科莱说他从未在彼得逊家中看见过什么拨火棍。
可是后来他又说，卡瑟琳去世后，他和泰德·彼得逊一起去买了圣诞树摆放在彼得逊家的客厅里。众所周知，迈克·彼得逊告诉警方，家里的圣诞树是他和卡瑟琳在12月7日买下的，而且，在警方12月10日的现场录像中，那棵圣诞树业已竖在了彼得逊家的客厅里。可见科莱小伙子的记忆力不是那么可靠。
星期二，被告方传唤亚特·霍兰中尉。
戴维·鲁道夫手里摆弄着堪戴丝·冉勃利尼交给公诉方的拨火棍：“这玩意儿真轻巧，是吧？”
“是的，是很轻巧，先生。”
“空心？”
“空心。”
“可以弯曲？”
“有一些柔性。”
“你想没想过，假如有人拿着这玩意儿击打另一个人的头顶——三下、四下、五下——打得很重，把头都打出了口子，这支拨火棍会怎么样？”
“可能会有点变形。”亚特·霍兰中尉说。
戴维·鲁道夫从被告席上拿过一根塑料管，小心翼翼地抽出一支拨火棍，一支一模一样的拨火棍，只不过，很脏，布满灰尘和蜘蛛网，还沾了一些死虫子。
果然，法庭里的人们顿时兴奋起来，旁听席上响起一片嗡嗡声。
“瞧见了吗？”被告律师显然对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很满意，“这是一支拨火棍，对吧？你知道在过去的20多个月里，它一直呆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它看上去没有变形，对吧？”
“没有变形。”
“也没有什么地方凹陷，或扁平，连一丁点儿的弯曲也没有，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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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陷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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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挺直挺圆乎的。”亚特·霍兰中尉承认。
被告方传唤摄影师约翰·罗森萨尔。他说就在两天前的星期日下午，他应被告方律师们之邀，于2点30分左右到达赛德街1810号。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是想请他拍摄车库墙角里的一支脏兮兮的拨火棍。
助理检察长弗蕾达·勃莱克交叉提问：“你是否确知，如果把一件东西放进车库里，多长时间便会积满灰尘？”
“不知道。”约翰·罗森萨尔回答。
当然，摄影师约翰·罗森萨尔不会是这方面的专家，事实上，被告方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专家。助理检察长的问题其实是针对整个被告方的。
“你是否确知，多久会结上蜘蛛网？”弗蕾达·勃莱克继续问。
“不知道。”
“你是否确知，车库里的小虫子多久会死？”
“不知道。”
约翰·罗森萨尔是被告方的最后一个证人。
戴维·鲁道夫曾在他的开场发言中向陪审团许诺说，被告方将传唤若干彼得逊夫妇的朋友熟人，以证明这对夫妻相亲相爱，情深意笃；将传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