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1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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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病是外交手法、政治手段或是军事机巧吧！”
“对自己过去的上司，我不能讲坏话，但此类事情是有的。”
“您一直都在总参谋部工作吗？”
“我曾任军训部部长。我也到过莫斯科，1941年5月以前，我一直在那任代理武官。后来我被任命为东线的一个集团军群的参谋长。”
“这么说，您是在莫斯科学会俄语的，希特勒是在您的帮助下获取了有关苏联武装力量的情报，是吗？”“斯大林格勒交战时您在什么地方？您对这次交战是怎样看的？”
“那时我在中部战线，在勒热夫市附近。那个斯大林格勒，太可怕了！我们的一切不幸，都是从那里开始的……您在斯大林格勒任军长，对吗？”
“不，我当时是集团军司令。”
“我看了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报和曼施泰因将军给希特勒的报告。”
长时间的沉默。
为了打破沉默，我又问：
“希特勒为什么要自杀呢？”
“战争的失败，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德国人民对未来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元首明白，人民遭受他多么巨大的牺牲，为了不活着承担这种责任，所以他决定一死了之。”
“他明白得太晚了，”我指出：“如果5—6年前他就明白这一点，那么，对于人民来说，该是多大的幸福啊！”
我拿起希特勒的遗嘱高声地读道：
“虽然在斗争的年代中，我曾认为，我不能承担结婚给我带来的责任。但是现在，当我的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我决定与我有过多年真诚友谊并自愿在柏林已遭围困之时来到这里与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结婚。
她自愿作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去死。这就弥补了由于我为人民服务而给我们俩人带来的损失。”
我转身对克莱勃斯说道：
“爱娃·勃劳恩好象不是阿利安人血统，希特勒这样做，不是背弃了自己的原则吗？”
克来勃斯皱了皱眉头，什么也没回答。
我不得不补充说道：
“真可惜！可能的话，能从这个房间给我和戈培尔架条电话线就好了。”我换了一个话题。
“那我会很高兴的。”克莱勃斯精神为之一振地说道：“那时候，您就可以和戈培尔博士讲话了。我准备派我的副官和您的电话兵一起去，这样将会有所帮助的。”
朱可夫元帅来电话了。我向他报告，克莱勃斯从3月15日起任总参谋长了。我通过电话向他读了关于戈培尔任命克莱勃斯前来谈判的文件。
我们谈妥，让陪同克莱勃斯前来的上校和德国翻译回去，以便架设一条直通帝国办公厅的电话线。我们的两个通信人员（1名是军官，1名是列兵），他们是集团军参谋长挑选出来的，同他们一起去。
这时，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员普罗宁少将、我的第一副司令员杜哈诺夫中将、作战处长托尔科纽克上校、情报处长格拉德基上校、副处长玛杜索夫中校，和我们的翻译克利别尔大尉一起，来到我的指挥所。
我们走进隔壁房间，这是一间用作食堂的房间。给我们端来了茶和夹肉面包。大家都感到饿了。克莱勃斯同样没有谢绝，他端起杯子，拿起了面包。我发现，他的双手在发抖。
我们坐在这儿，个个都感到疲惫不堪。战争即将结束，但这最后的时刻却使人烦躁不安。我们等待着莫斯科的命令。
但前线的生活还和往常一样。集团军司令部通知各部队、首先是炮兵部队做好继续强攻的准备。侦察兵监视着敌人及敌人的预备队和供给情况。各分队补充了弹药和燃料。工兵修建并加固兰德维尔运河上的各个渡口。我时而离开克莱勃斯来到隔壁房间，关照司令部的工作，下达命令和作批示。
各军师指挥员已得到明确的通知，虽然谈判进展正常，但各部队应做好准备，接到命令就马上开始强攻。情况是这样的：戈培尔、鲍尔曼和克莱勃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想拖延时间，他们期待着俄国人或许会跟各盟国发生争吵了……而我们则利用这段时间，更好地作好准备，如果敌人不投降，就一举攻下蒂尔花园区。
我和克莱勃斯的谈判又开始了。我想弄清第三帝国领导人的内幕以及他们的企图和希望。况且，没有莫斯科的指示，我是不能够停止同克莱勃斯的谈判的。当然，克莱勃斯知道全部情况，但他什么细节都不会轻易讲。应当善于边谈话边将他的回答进行比较，从而探询出要知道的一切。
“赫尔曼·戈林现在在哪儿？”我问道。
克莱勃斯全身一抖，好象被从梦中惊醒似的：
“戈林？他是叛徒。元首现在无法再容忍他。戈林曾建议元首把国家领导权交给他。元首已把他开除出党。”他又马上改口说：“希特勒死前已把他开除出党，他把这一点写进了遗嘱。”
他已经有些颠三倒四了，他一会儿说：“元首现在对戈林是无法忍受，”用的是现在时，一会儿又说：“希特勒死前已把他开除出党了”，用的却是过去时。
我打算弄清这一情况：
“按您的看法，希姆莱是什么人？”
“希姆莱是叛徒！他反对元首，很早就想同西方大国单独缔结和约，并想分裂我们。元首得知了他的企图，而……”他停顿了几秒钟，又说：“这也是元首自杀的原因之一。元首很珍惜自己的战友们对他的忠诚。死前他寻找过出路……缔结和约，首先是与苏联。”
“这么说，希姆莱是叛徒了？”
“是的，”克莱勃斯肯定地回答：“根据希特勒的遗嘱，希姆莱被清除出党。他现在不在柏林，他在梅克伦堡。”
“你们早就知道希姆莱向美、英彻底投降的建议吗？”（这里我当然是糊弄克莱勃斯，因为直到最后一天，我对希姆莱的建议几乎还是一无所知。）
克莱勃斯想了一下回答说：
“正象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们怀疑他。但最后是从路透社的报导中确信这一点的。希姆莱没有通知我们。元首把他安排在柏林之外，就是为了让他向柏林提供援助，将德国全部武装力量派到柏林。但他欺骗了元首，没有这样做。希姆莱是个叛徒，企图在没有元首同意的情况下去签订和约，他背叛了德国的利益。我始终都与元首在一起，我曾是他的战争问题的直接顾问。而在柏林之外，在梅克伦堡设有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元首从柏林直接给他们下达命令。我当时是东线的负责人。”
这时克莱勃斯说漏了嘴，从而证明了我们的全部推测和假设。他说到希特勒曾下命令把德国武装力量的所有部队从那里、也就是从西线派往柏林、派往东线与我们作战，从而给西方大国的军队打开通向柏林的道路。这原来都是真实的事。
我抓住这个线索，紧接着追问克莱勃斯：
“谁是你们现在的总司令？”
“根据希特勒的遗嘱，现在是邓尼茨。舒埃纳尔是新任陆军司令，空军司令是冯·格莱姆。戈林病了，古德里安也病了。”
“里宾特洛甫现在在哪里？”
“在梅克伦堡。赛斯·英夸特代替了他。”
“这么说，政府完全改组了。不过这次改组唯独没有涉及到您。您是希特勒当权时的身边人物，现在留任陆军总参谋长，对吧？”
“是的。”克莱勃斯肯定回答。
“谁是同苏联及其盟国进行最后谈判的全权代表呢？”
“是戈培尔和鲍尔曼。他们现在都在柏林，唯独他们俩人是德国的唯一代表。”
“那么，其他政府成员将干些什么呢？”
“他们在执行元首的命令。”
“军队承认新政府吗？”
“如果有可能把元首的遗嘱通知各部队的话，各部队是会完成元首的意愿的。这事最好在另一个政府宣布成立之前完成。”
“你们害怕这个所谓的另一个政府，对吧？”
“希姆莱出卖了我们，他很可能成立新政府。希姆莱还不知道元首的死讯和他的遗嘱。”
“您是如何考虑同其它地区进行联系呢？要知道同这些地区的联系已被切断。”
“利用和你们临时停火的方法，我们会将一切都公布于世。”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克莱勃斯更明确地说：
“在你们的协助下，我们将用飞机或其它方法同各地区取得联系。”
“这就是说，你们建立新政府，其目的是在德国国土上行使权力，集结兵力，并继续进行战争，是吗？”
“不，我们的目的是开始谈判并结束战争。”
“但是，”我又一次抓住他不放，说：“在希特勒的遗嘱里讲得很清楚，他是要由‘那些将以一切手段继续进行战争的人，’组成一个政府。你们同意先结束战争，而后再进行谈判，那不是更好吗？”
克莱勃斯支吾了一会儿，接着说道：
“回答这个问题的应该是我的政府，而不是我……”
街上天已大亮。柏林5月1日这一天的开始，对于我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的谈判持续了一整夜，但毫无收获。莫斯科指示等待答复，并时而来电询问谈判的一些细节和谈判的进程。方面军司令部要求将克莱勃斯带来的文件立即送去。
波扎尔斯基将军走到我的面前告诉我，近卫步兵第28军军长雷若夫中将打来电话找我。我走进了另外一间房间，将克莱勃斯和波扎尔斯基将军、魏因鲁布将军以及作家们留在原来的房间里。
雷若夫将军向我报告，4点30分，德国的无线电台（似乎是柏林城防司令部的）请求我们派出一名军官到动物园的东北角去会见德军的一些军使。雷若夫中将和近卫步兵第39师师长马尔琴科上校指派了别尔谢涅夫少校为我军军使，他是该师司令部的一名参谋。
后来，别尔谢涅夫向我讲述了这次会面的经过和结果（他现在是退役中校）。他说：
“我要向他们发出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保证所有放下武器和停止抵抗的人的生命安全；我要向德国人宣布，如果拒绝投降，他们将在24小时内被全部消灭。
我清楚地知道，顺利地完成这个任务，将会保存我们许多官兵的生命。如果能使敌人停止无谓的抵抗，世界上又会减少很多残废人、寡妇和孤儿。我十分珍惜对我的信任，我决心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坚决、彻底地完成这项任务。
1945年5月1日5时整，我带着一面白旗来到指定地点
——动物园东北角。我的汽车、传令兵和司机留在邻近一条街道的拐角后面，隐蔽起来。
我走指定地点，并在那里等待德军军使到来，在这大约20分钟里，德国人没有向我开枪。看来这个地段的德军已经接到通知，知道了我军指挥部的代表要来的事。
在等待的20分钟里，我想了许多问题，但只有一个想法特别使我感到不安，就是敌人方面的通知是不是假的呢？会不会是一种挑衅行为呢？但是，我十分清楚柏林的局势，敌人的军队已经处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了，于是我抛开了这个念头。但它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头脑中出现。终于，我看到，在离我200米左右的一个拐角处，走出两个德国人，他们手拿着一面白旗向我走来。
我迎着他们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其中一个军使倒下了，接着传来了枪声，子弹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还没有来得及采取预防措施，我的左腿和膝关节被击中，随即倒了下去，头部重重地摔在便道上。
当我清醒过来时，我已在自己汽车的旁边了。原来，传令兵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从火力范围里拖了出来。他和司机一起把我抬进汽车。我的腿就像一根绳子一样搭拉着，但我没有感到特别的疼痛，只是头嗡嗡直响。我说：‘开车，去师长那儿。’就又一次失去了知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