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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一个人的呐喊-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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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4)
就这样,祖父成了个斩监候的重囚,关押在杭州府狱中,提心吊胆,害怕秋审中勾决。
  这事对他家庭的影响也许更大些。首先,在社会上的地位,顷刻之间从官员的家属变成了罪犯的家属。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回忆说:
  因为这是一个“钦案”,哄动了一时,衙门方面的骚扰由于知县俞凤冈的持重,不算利害,但是人情势利,亲戚本家的脸嘴都显现出来了。大人们怕小孩子在这纷乱的环境不合适,乃打发往外婆家去避难,这本来是在安桥头村,外祖父晴轩公中举人后移住皇甫庄,租住范氏房屋,这时便往皇甫庄去了。鲁迅被寄在大舅父怡堂处,我在小舅父寄湘那边……我因为年纪不够,不曾感觉着什么,鲁迅则不免很受到些激刺,据他后来说,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但是他没有说明,大家也不曾追问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查明这说话的究竟是谁。这个激刺的影响很不轻,后来又加上本家的轻蔑与欺侮,造成他的反抗的感情,与日后离家出外求学的事情也是很有关连的。
  在皇甫庄住了几个月,鲁迅兄弟又随着大舅父家搬迁到小皋埠去。在避难中,不上学了。鲁迅先是把这时间用来影写小说书上的“绣像”。“绣像”就是工笔白描的小说人物画像。他用一种半透明的薄纸蒙在书上,一个一个描下来。所描下的《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后来各装订成了一大本。
  搬到小皋埠以后,住的是大舅母娘家的房屋。舅母的弟弟秦少渔,小孩们叫他作“友舅舅”的,鲁迅同他很谈得来,常跑去找他谈天。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娱园》里回忆这一位友舅舅说:“他又喜欢看小说,买的很多,不是木板大本,大都是石印铅印的,看过都扔在一间小套房里,任凭鲁迅自由取阅,只是乱扔一堆,找寻比较费事,譬如六本八本一部,往往差了一本,要花好些时光才能找全,这于鲁迅有不少的益处,从前在家里所能见到的只是《三国》、《西游》、《封神》、《镜花缘》之类,种种红楼梦,种种侠义,以及别的东西,都是无从见到的。”这对于他后来讲授中国小说史,也许可以说是无意之间的一种准备吧。
  大约是1894年清明节前后,大人们看到没有什么风波了,就把鲁迅兄弟接回家来了。
  这一年,在周家,遭了一场大灾祸;在中国,也遭了一场大灾祸: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后来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这篇讲演中回忆说:“我们中国被别人用兵器来打,早有过好多次了。例如,蒙古人满洲人用弓箭,还有别国人用枪炮。用枪炮来打的后几次,我已经出了世了,但是年纪青。我仿佛记得那时大家倒还觉得一点苦痛的,也曾经想有些抵抗,有些改革。”在他能够留下印象的最早的这一次,就是这中日甲午战争吧。
  他在《〈促狭鬼莱哥羌台奇〉译者附记》中回忆说:
  还记得中日战争(一###四年)时,我在乡间也常见游手好闲的名人,每晚从茶店里回来,对着女人孩子们大讲些什么刘大将军(刘永福)摆“夜壶阵”的怪话,大家都听得眉飞色舞……讲演者虽然也许添些枝叶,却好像并非自己随口乱谈,他不过将茶店里面贩来的新闻,演义了一下。
  这里,鲁迅有一点误记。他把1884年中法战争中的事情记成1894年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中的事情了。刘永福是中法战争的主要战将,他统帅的黑旗军屡立战功。甲午战争中他虽参加了台湾的防守,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表现。《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三本传说他:“永福战越,名震中外,谈黑旗军,辄为之变色。及其渡台,已多暮气。”“夜壶阵”这话,包天笑在他的《钏影楼回忆录》中也说到过,他说:“那个黑旗兵刘永福将军,真是我们大大的爱国英雄,我们非常崇拜他。还听到那些无稽不经之谈,说刘永福把火药装在夜壶里,大破法军。”(香港大华出版社版,第106页)夜壶,是陶制的男用尿壶。“夜壶阵”即利用夜壶作外壳制成土地雷以杀敌的方法。这倒不是什么“无稽不经之谈”,《清史稿》本传说,“法人扰宣光,永福窖地雷待之,连日隐卒以诱敌”。为了要在短时间里造出许多地雷,于是想出了利用现成的夜壶作外壳这主意吧。这事到了乡间时事评论家口中,就变成了神奇的夜壶阵了。中法战争时,鲁迅才三岁,不可能对人们关于军事政治的谈论留下多少印象,大约是甲午战争时有人旧话重提,十三岁的鲁迅就留下印象了,所以才在文章里把它写做甲午战争中的事情吧。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5)
甲午战争的失败,确实给了中国人强烈的激刺,很多人都在痛苦地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了。就说鲁迅的父亲,这一个多次应试也没有中举的读书人,更因为他父亲的案件连累扣考斥革,进入仕途已经断无希望,可是他仍然怀着忧国之心。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伯宜公》中回忆说:
  又一回记得他在大厅明堂里同两三个本家站着,面有忧色的在谈国事,那大概是甲午秋冬之交,左宝贵战死之后吧。他又说过,现在有四个儿子,将来可以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这话由鲁老太太传说下来,当然是可靠的,那时读书人只知道重科名,变法的空气还一点没有,他的这种意见总是很难得的了。
  左宝贵在平壤之战中阵亡,是1894年9月15日的事。两天之后北洋海军又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惨败。时局越来越坏,他的忧虑只会越来越深。鲁迅也不能不受到他这种情绪的感染。正因为风雨飘摇中的祖国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前途暗淡,就使少年鲁迅更加敏锐而难堪地痛感到自己家门的不幸了。
  在国难日益深重的时候,他们家里也是祸不单行。祖父出了事,关在杭州府狱。偏偏这时候父亲又病倒了。起病大约是1894年的初冬。那病状,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病》里回忆说:
  最早的病象是吐狂血。因为是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不能估量共有几何,但总之是不很少,那时大家狼狈的情形至今还能记得。根据“医者意也”的学说,中国相传陈墨可以止血,取其墨色可以盖过红色,于是赶紧在墨海里研起墨来,倒在茶杯里,送去给他喝。小孩在尺八纸上写字,屡次添笔,弄得“乌嘴野猫”似的,极是平常,他那时也有这样情形,想起来时还是悲哀的,虽是蒙胧的存在眼前。这以后却也不再吐了,接着是医方与单方并进,最初作为肺痈医治,于新奇的药引之外,寻找多年埋在地下化为清水的腌菜卤,屋瓦上经过三年霜雪的萝卜菜,或得到或得不到,结果自然是毫无效验。现在想起来,他的病并无肺结核的现象,那吐血不知是从哪里来的。随后脚背浮肿,渐至小腿,乃又作水肿医治,反正也只是吃“败鼓皮丸”。终于肿到胸腹之间,他常诉说有如被一匹小布束紧着,其难受是可想而知的了。
  当年请来给他父亲治病的是绍兴城内顶有名的医生,先是姚芝仙,后是何廉臣,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中回忆说:
  我曾经和这名医(按:指姚芝仙)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那时虽然已经很有名,但还不至于阔得这样不耐烦;可是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现在的都市上,诊金一次十元并不算奇,可是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的了;又何况是隔日一次。他大概的确有些特别,据舆论说,用药就与众不同。我不知道药品,所觉得的,就是“药引”的难得,新方一换,就得忙一大场。先买药,再寻药引。“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可是说也奇怪,大约后来总没有购求不到的。
  他这样诊治了两年,无效,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厉害,将要不能起床。于是就荐当地另一位名医何廉臣(鲁迅的文章里写为陈莲河)来代替自己。关于这一位名医,《父亲的病》里是这样记述的:
  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医的脸是圆而胖的,他却长而胖了:这一点颇不同。还有用药也不同,前回的名医是一个人还可以办的,这一回却是一个人有些办不妥帖了,因为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
  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然而还有“平地木十株”呢,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6)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药引寻到了,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
  要捉到“原配”蟋蟀,就不是一个人能办妥帖的了,鲁迅得和二弟作人一同出动。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说起这事:
  我们忙的是帮助找寻药引,例如有一次要用蟋蟀一对,且说明须要原来同居一穴的,这才算是“一对”,随便捉来的雌雄两只不能算数。在“百草园”的菜地里,翻开土块,同居的蟋蟀随地都是,可是随即逃走了,而且各奔东西,不能同时抓到。幸亏我们有两个人,可以分头追赶,可是假如运气不好捉到了一只,那一只却被逃掉了,那么这一只捉着的也只好放走了事。好容易找到了一对,用绵线缚好了,送进药罐里,说时虽快,那时却不知道要花若干工夫呢。幸喜药引时常变换,不是每天要去捉整对的蟋蟀的。
  这样诊治了四五个月之后,这一位大夫说:“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1896年10月12日(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九月初六)深夜,父亲去世了,才三十六岁。这时节,祖父还关在杭州府狱中,父亲又死了。不用说,一家人有多么悲哀了。
  在一家忙于给父亲治病的时候,祖父的事情倒是有了一点转机。光绪二十一年秋审,这本来是一个生死关头,万幸的是,“奉旨:周福清著免勾。钦此。”九月十八日(1895年11月4日)的上谕说明了免勾的理由:“一起斩犯周福清……闻拿投首,中途投递信函求通乡试关节未成,赃亦尚未与人,不无可原,是以未勾。”从此,监禁在杭州府狱中的他,不再为每年的秋审提心吊胆了。
  祖父的狱中生活,在周作人的《五十年前的杭州府狱》一文中可见一斑。1897年正月到1898年五月中旬,这段日子他在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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