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之语-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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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浪迹于江湖，帝阙亦可作濠濮间想；不必藏身于山中，辇下亦有龟鱼之乐；不必优游于林野，朝市亦能别有会心。中国人就是这样，在花木的赋闲玩赏中，借机摆脱人生的重负与世俗的拖累，澄怀观道，体悟性灵，以保持独立的自我人格，做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从而去追求古书上所说的那些令人神往的高人隐士所具有的清远脱俗的风范。
四、不语还应彼此知……—唐·薛涛（1）
花虽不言，能知我心。只因在这万物有情的世界里，花亦如人……
风流而富于才情的唐明皇在太液池畔宴赏千叶白莲，当参加宴会的群臣对着盛开的莲花赞不绝口时，明皇却指着宠妃杨玉环作比说：“怎如我这解语花呢！”解语花，即懂得说话的花，这里以花喻人，指杨贵妃。由于比喻颇为新奇，故事很快就从宫中传了开来。不久，诗人罗隐在他的一首咏《牡丹花》诗中，借其意而反用之……以人喻花，极富诗情。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
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
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
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身！
牡丹若是能够懂得语言，便可倾城倾国；虽然无情，却也能打动人心。诗中的第二联“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两句是咏牡丹的名句，脍炙人口。
鲜花美人，互为比附，世界各民族的人们尽管审美尺度并不雷同，然而在这一点上，概莫例外。由于在鲜花美人之间人们会产生某些联想，而这些联想皆因她们之间确系存在着相似形和类同性。所谓美人，即人之美者；所谓鲜花，即自然界之美者。英国大博物学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说得好：“花是自然界的最美丽的产物。”（《物种起源》第二分册，第229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花儿以其鲜艳亮丽的色彩、柔媚多姿的形态、淡浓各宜的馨香，常使人们将人间女子的阴柔之美与之联系起来，而这种共性的美的发现和认同，正是人花互喻的一个基石，并成为世界文学中屡屡运用的描摹手法，即使老调重弹，套话连篇，人们仍喜闻乐见，不厌其烦。然而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古人那样，对于花卉的赞赏，并不单单满足于美女鲜花这类尚止于表象的比拟，而是更踏进一步，在审美关照之中，将花卉视作是一种高级的生物，是内蕴生命力和灵魂的生灵。
在中国人看来，万物都是同源的，无论植物、动物或是人类，都是“天地”的产物。区别只在于人是顺生的，禽兽是横生的，花木则是倒生的而已，所谓“动物本诸天，所以头顺天而呼吸以气，植物本诸地，所以根顺地而升降以津，故动物取气于天而承载于地，植物取津于地而生养以天”。“草木之生长亦犹人焉，何则？人亦天地之物耳！”（宋·赵时庚《金漳兰谱》卷中）作为花卉在其本性上是与人同格的，它们都是天地孕育出来的，都与天地同呼吸，共命运。这一深深扎入到华夏民族精神骨髓中的理念，时时诱导古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花卉引为同类。
他们认为，同人一样，花儿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人类的生理需求：
夫花有喜、怒、寤、寐、晓、夕。……淡云薄日，夕阳佳月，花之晓也；狂号连雨，烈焰浓寒，花之夕也；唇檀烘日，媚体藏风，花之喜也；晕酣神敛，烟色迷离，花之繁也；欹枝困槛 ，如不胜风，花之梦也；嫣然流盼，光华溢目，花之醒也。（明·袁宏道《瓶史·洗沐》）
既然如此，它们自然有情，自然能够懂得人们的心意了。
“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中，罗隐尚还把持住常识，坦陈人花有别，人能解语，花不能解语，人而有情，花则无情。与他不同的是，更多的骚人墨客宁愿相信花虽不能言，却是有情的，是能善解人意的。
一样咏牡丹，唐代乐妓薛涛在《牡丹》（一作薛能作，文字略异）诗中就将牡丹当作别后重逢的情人，倾诉着情意绵绵的相思之情 ：
去春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
常恐便同巫峡散，因何重有武陵期？
传情每向馨香得，不语还应彼此知。
只欲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
花虽“不语”，却能与人互通心意。“传情”、“彼此知”，把花人同感、相思恨苦的诗情意蕴勾勒了出来。
在中国古人眼中，花又岂止能够与人互通心意呢。唐代南卓《羯鼓录》讲述了一则“羯鼓催花”的故事，说唐玄宗好羯鼓，曾游别殿，见柳杏含苞欲吐，叹息道：“对此景物，不可不与判断。”因命高力士取来羯鼓，临轩敲击并自制《春光好》一曲，当轩演奏，回头一看，殿中的柳杏这时繁花竞放，似有报答之意。玄宗见后，笑着对宫人说：“就这一桩奇事，难道还不应唤我作老天爷吗？”《扬州府志》也谈到，开元中，扬州太平园里栽有杏树数十株，每逢盛开时，太守大张筵席，召妓数十人，站在每一株杏树旁，立一馆，名曰“争春”。宴罢，有人听得杏花有叹息之声。北宋何远《春渚纪闻》更是一本正经地记载了两件果木奇事：“元丰间，禁中有果名鸭脚子者，四大树皆合抱。其三在草芳亭之北，岁收实至数斛，而托地阴翳，无可临玩之所；其一在太清楼之东，得地显旷，可以就赏，而未尝著一实。裕陵尝指而加叹，以为事有不能适人意者如此，戒圃者善视之而已。明年，一木遂花，而得实数斛。裕陵大悦，命宴太清以赏之，仍分颁侍从。又，朝廷问罪西夏，五路举兵，秦凤路图上师行营憩形便之次，至关岭，有秦时柏一株，虽质干不枯，而枝叶略无存者。既标图间，裕陵披图顾问左右，偶以御笔点其枝，而叹其阅岁之久也。后，郡奏秦朝柏忽复，一枝再荣。”宋廷鸭脚子树和秦朝古柏的结果和抽青，与神宗皇帝说了那么几句感叹话，点了那么几划笔，其间的关系，作者用的是严格的史乘笔法，一点也没有添加主观上的臆测文字，然而因果道理却不言自明，显然在作者本人看来，并且他也希望读者相信，这类现象绝不应理解为是巧合，而是应当确信，花木和人一样，是有心智和良能，是有感悟和情义的。
在这里，花木具有了人所赋予的价值观。有些时候，花木甚至被认为是人的化身。 前文曾说过，传说中古蜀望帝死后，化为杜鹃鸟，因思念家乡，泪尽而泣血，化为杜鹃花。不仅人能变花，花亦能变人。如前文所说的水仙花，有夜梦水仙入怀，而生下聪慧善诗的女儿的传说。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在本文一开头就提到的鲜花美女的奇妙转换。不过，这里的转换已不是前面所说的比附，而是人花生命的转换，基于生命相通的信仰观念，而其逻辑的发展必然是，人与花之间的关系如此亲近，以至于花也具有了它与之同化的那个对应物即人的种种特征以及相关属性。从为花木的命名中我们便可以感受到这种人格化的升华：君子兰、美人蕉、老公花、娃儿藤、罗汉松、野人瓜、相思豆、含羞草……而其中的珍品异种，也多洋溢着人间的烟火气息：
牡丹各品
雪夫人 玉美人 粉奴香 醉杨妃 醉春容
金系腰 状元红 御袍黄 御衣紫 葛巾紫
芍药各品
醉西施 醉娇红 试淡妆 宝妆成 腰金紫 会三英
兰各品
惠知客 黄八兄 观堂主 十三太保
月季各品
姣容三变 朱衣一品 西施醉舞 飞燕新妆 岳阳三醉
凤仙各品
粉孩儿 何郎紫 杨妃吐舌 并肩美人
风流姊妹 紫袍金带 锦缠头 剪罗衣
菊各品
睡孩 青云佳士 紫霞寿客 金褒姒 病西施 文君面 太真黄 吕公袍
杨妃裙 湘妃滴泪 桃腮含露 玉指含香 报君知 笑靥 添色喜容
每一个名字，常常附带着一段美丽动人的传说和典故，在这些传说和典故中，花木的自然本性与我们人类的气质、精神达到了完美的谐调和统一。
总之，花的人格化的极致，便是人将花当作人来对待，并在这个过程中所体验和感悟着自我的人生。性情温良的中国人，正是以这一独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向这一极致努力耕耘，开拓出一片富含东方情调的人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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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为友，莫轻孤负……元·王辉（1）
花有情，花有友。花亦可为人之友。人择花，如择友，也需仔细分辨……
朋友本指人际关系，但古人却说植物之间也有朋友之谊。如唐代冯贽《云仙散录》载：
黎举常云：欲令梅聘海棠，枨子臣樱桃，及以芥嫁笋，但恨时不同。然牡丹、酴醾、杨梅、枇杷，尽为执友。
牡丹、酴醾、杨梅、枇杷都在春末夏初同一时节开花或结果，互相间有如遵信守诺的好朋友，作者于是把它们称作“执友”。“执友”者，执志相同者称，这里指它们之间的关系有若志同道合的朋友。
不过，如果将这执友仅仅理解为是说那花木四物间的关系，而非对人言，不免有些呆气。要知道，拟人化用辞，已说明论者既视它们互相为友，又视它们与作者自己为友。因为它们能够抱仁而守义，与自己不正是气类相投吗？以执友命之，恰是推崇之辞。这一道理，在北宋文豪苏东坡的“三益之友”论中尤为明显。在在《题文与可画》中，他宣称梅、竹、石是“三益之友”：
梅寒而秀，竹瘦而寿，石丑而文，是为三益之友。
秀，即开花。梅不畏寒冬，吐露芳华，代表的是仁勇刚毅的品格。寿，即长寿。竹身瘦削修长，风姿独特，《诗经·卫风·淇澳》曰：“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把它同君子联系了起来，所谓“仁者寿”，正符合它怀仁抱德的本质。可以唐代白居易《养竹记》为证辞：“竹似贤，何哉？ 竹本固， 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健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文，即石头的纹理。石头外貌朴实无华，却内蕴风采，大有大智若愚的贤者之风。所谓益者，有益于人也。寒梅、瘦竹、丑石，因各寓哲理，益人心智，好似可以与人对晤把谈、提示警策的知己。
古人从花木中看到自己所推崇的品格，进而有意倾心交好，携之为友，待之如宾，于是便出现了著名的“岁寒三友”、花中“六友”、“十友”以及花中“十二客”、“三十客”、“五十客”等种种说法，花木间充满了人伦的风雅之情。请看，宋林景熙《霁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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