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战争回忆录-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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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泡，每天早晨从子弹的进口处捅进去，第二天又从子弹的出口处抽出来，再从进口处放进一条。捅来捅去，伤口长不拢，反而长了一层顽固性的肉芽子。医生又用个小耙子，把肉芽耙掉，这样捅来捅去、耙来耙去，伤口好几个月也长不拢。我见到其他同志一个又一个地重上前线去了，真是心急如焚。在医院时还遭到过敌人一次袭击，险些遭了殃。记得那天正是赶集的日子，敌人的便衣队突然袭来，医院的同志们立即分散四处隐蔽。我一跑出来就被四个便衣队员紧迫不放，我一口气跑了十多公里，才甩掉了敌人。后来送到了方面军司令部的手术队治疗，到了那里用了碘酒不到半个月就好了。碘酒就是当时最好的一种外科药品了。
这是我第四次负伤。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我伤愈出院，返回部队。这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一个多月了。红十一军也已改编为红七军团，下辖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寻淮洲任军团长。我任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师师长，刚回部队，十一月十一日就参加了浒弯、八角亭战斗。
浒弯、八角亭在靠近敌人战略要点抚州的金溪县。浒弯的敌人是冷欣的一个师，辖五个团。中央军委命令红七军团由正面攻击，袭取浒弯，三军团迂回其侧后。我们向敌发起攻击，敌人在八角亭固守，与我们形成对峙。我率领的第二十师编制不充实，全师只有二千多人，而攻击正面近十公里，故我们只能作一线式配备。第二天敌人发觉了三军团进攻其侧后，便倾全力向我师和十九师的方向猛攻。我军奋战两昼夜，浒弯未攻下来，被迫撤出战斗。
这是一场恶战，这次作战从战役指挥到战术、技术上都有教训。战役指挥中通讯联络差，军团之间未能协同配合，当三军团迂回到敌后，向敌人猛攻时，我们不知道；而当敌人向我们这边猛攻时，三军团又不知道，所以未能配合上，打成了消耗战。从战术上看，敌人在向我发起反击时，派飞机、装甲车协同步兵作战，这是红七军团未曾经历过的。五十八团团长是一位打游击出身的干部，人称“游击健将”，打仗很勇敢，但从来没有见到过飞机轰炸的场面。敌机集中投弹，他叫喊：“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其实他不是胆小怕敌，而是没有经过敌人空袭的场面。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这次敌人以两辆装甲车为前导冲击他们的阵地，部队一见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我师也打得很剧烈。师部阵地一个机枪排，一个警卫排，打到最后只有机枪排的一挺机枪，还有七十多发子弹，机枪排长舍不得打，我狠下心，上去一下子给打光了。敌人还是以密集队形向我们冲来。我们就推倒工事，用石头砸，一直坚持到黄昏。敌人的攻势停止了，我们也撤了下来。此时和军团部的联系已经中断，我们沿着背后的抚河岸边撤了下去，以后才找到了军团部。
这一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它说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敌军武器装备的变化，我军的战术、技术也需要相应地发展。所以，我历来主张要给部队讲真实情况，让部队了解敌人。由于受“左”的影响，有一种倾向，就是不敢实事求是地讲敌人的力量。到了十年动乱时，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谁讲了，谁就是“恐敌病”，扣上各种帽子。进口的国外军事战争片子，也不敢在部队里放，怕引起部队的恐慌。这样是很危险的。当时我就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与其将来打响了再“恐慌”，不如现在“恐慌”，现在“恐慌”可以做工作，研究对策，战时恐慌就晚了，来不及了，就会打败仗。
浒弯战斗后，我们部队活动于清流、归化、将乐、沙田一带。军委给我们的任务是拖住福建方面的敌人，不让敌人向江西方向增兵，我们的兵力不多，不能打规模大点的运动战了，于是我们打游击性的运动战。我们占领交通要道附近的重要山头，监视着敌人的行动，当敌人向江西方向运动时，就打出去，截住敌人，以吸引敌人回援。为牵制敌人行动，我们还以奔袭的方式打进了永安县城。永安县是敌鲁涤平部的后方，县城周围有城墙。同第二次打长沙相比，这时我们已经懂得了一些攻城的技术了。我们没有炮，搞到了黑色炸药。于是我们就挖坑道，一直挖到城墙脚下，另外把黑色炸药装进一只棺材，上面填上土。伪装出殡，抬到城门口，点起引信，把城墙炸开了一个大缺口，部队也已从坑道接近到了城边，一鼓作气，打进了永安县城。但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支配下，这些局部的、个别的胜利，都无助于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的斗争。
当我回到七军团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已经扩展到了野战部队，部队里的气氛远不是过去那样活跃、舒畅了。军团政委肖劲光同志抵制错误，被撤了职，换上了一位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委。还有一些好同志被无端地撤换了。我则被这位政委扣上了“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帽子，长时期地受到限制和监视。这件事说起来是很荒唐的。我们在闽赣边执行牵制任务时，阻击了向江西前进的敌第四师李默庵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我从前沿跑回来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军团长和政委坐在一根木头上，军团长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政委没有作声，我以为他同意了，一转身就走。他突然跳了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X，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我们只得停止追击。当晚军委来电批评我们为何不继续追击，他才没有说的。但他却从此把我作为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加以限制和监视。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政委是在浒弯、八角亭战斗以后，那时他刚来七军团上任，军团部在一个庙里开大会欢迎他，请他做报告。恰巧这时我从战场回来，军团长见我到了会场门口，便走出来同我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话，他就在台上拍桌子大骂：“妈那个X，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当时他还不认识我，竞对军团长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耍一个下马威。
自我到红十一军、红七军团工作以来，感受最深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同样的部队，同样的武器，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在高明的统帅指挥下，就打胜仗，反之，越打越被动。当然革命的进程是势不可挡的，但人民和指战员们要为此而多付出无数的鲜血和生命。
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央为掩护红军的战略转移，命令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蒋介石腹心地区闽浙皖赣进军，执行牵制任务，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七月七日，当我离开瑞金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第五次反“围剿”已进行了九个多月，败局已定。我们即将远征，中央苏区的前景使我们分外关切。主力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更一无所知。聊以自慰的是，我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学会了带兵打仗。我参加了建设井冈山根据地、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的斗争，经历了反“会剿”、反“进剿”、反“围剿”的战斗，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重的担子，我不能辜负毛泽东、朱德同志的谆谆教诲和培养，我不能忘记养育我成长的根据地人民，我要对得起无数的革命先烈。就这样，我怀着革命事业最终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又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第五章红军北上抗日先遗队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三个多月，中央派出一支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动，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这支部队，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这次北上行动，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红军第七军团受命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从瑞金出发，先后转战于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十月下旬到达闽浙赣（即赣东北）苏区，这是第一阶段。十一月初，红七军团与原在赣东北的红军第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转战于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这是第二阶段。两个阶段共历时六个多月，行程二千八百多公里，沿途且战且走，先后进行了樟湖坂、福州、桃源、罗源、庆元、清湖、大陈、分水、旌德和谭家桥等三十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跋涉，孤军奋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谱写了一篇雄伟壮烈的人民革命史诗。然而，在蒋介石调集大军不间断地围追堵截下，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这次进军始终难以摆脱被动的处境，最后招致了在怀玉山的失败。
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使我感怀至深。红军广大指战员那无与伦比的勇敢顽强精神和革命英雄气概，我们应当永远继承和发扬。同时，王明“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恶果，用烈士鲜血换来的沉痛教训，值得我们永远引为鉴戒。
抗日先遣队的组成
三十年代初期，我国国内形势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东北，华北，中国面临亡国之祸，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国内阶级关系随之发生新的变化，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但是，蒋介石无视全国人民的愿望，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顽固地坚持对日妥协投降和加紧扩大内战的反革命政策。内忧外患，阴霾笼罩整个中国。
与此同时，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着中央。第四次反“围剿”以前，他们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一九三三年，临时中央从白区迁入苏区，到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的军事指导方针已在红军中取得统治地位。他们完全摒弃了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原则，从军事冒险主义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到一九三四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三百余里。周围敌重兵压境，并不断向我中心区进逼，军事形势十分危急。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成和派出的。
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部队到瑞金后，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及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刘英和我，当面交代任务，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并规定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因为那个地区有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建立了一小块苏区，要求七军团在一个半月内赶到，支援和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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