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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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表面上同意鲁迅的意见。但又提出要交‘文总’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左联和其他组织不发表宣言，只由‘文总’发表宣言。鲁迅还是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但是到了最后，周扬和胡乔木等人决定，‘文总’也不发表什么宣言了。”
“为什么？”周恩来问道。
江青说：“我后来了解了一下，周扬和胡乔木他们的说法是‘很快就要成立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怕使国民党把救国会当作文总的替身。那样就对救国会不利。’这完全暴露了他们投降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嘴脸。这笔帐，我看迟早要清算的。”
周恩来暗暗吃了一惊，只是没有表示态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和陈伯达、关锋、艾思奇等人谈话时，第四次批判《清宫秘史》，说：“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我看他们能顶到什么时候。就是到一百年，我也要批判他们。”
那天，江青跑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向他转告毛泽东的有关意见。她说：“总理还记得吗？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鲁迅在逝世的前夜，发表题为《死》的遗嘱，其中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又说：‘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也，如有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这里表示了鲁迅对周扬、田汉等一伙人的势不两立的立场。我和主席学习的就是这种态度和精神。”
周恩来当时认为，他终于明白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文化大革命包罗的内容越来越多，打倒的对象越来越大，他实在有点吃不透了。
现在，研究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他觉得这场大革命的目的可能已经基本达到，是不是会开始收尾呢？他这样想。
但是，事实证明他还是想错了。
江青她能够把周恩来弄得在她面前服服帖帖，但是在这些人面前，她就一筹莫展了。其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已经逝世了。他的威严再也不可能保护她了。
江青的目光停留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上了：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江青到了这个时候，只能以苦笑来对待了。
第二十六章
五七年的反右，江青曾为毛泽东选送了不少材料，得到毛的表扬。后来在一个公开场合她自豪地说：“我是毛主席的流动哨兵”
江青、周恩来和尼克松
江青有翻阅报纸的习惯。她翻阅报纸和别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别人看报纸是从新闻和文章中增长知识，吸取力量，她是从这些多如牛毛的报纸中发现问题和观察动向。而且她发现的问题还往往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成为他处理问题和决定政策的依据。毛泽东从建国后就对她说：“你给我从国内国际两个窗口盯着点。窗口虽小可见天哪，所有的动向总会在这个窗口内表现出一点端倪来的。外国的评论比国内的强。他们对世界上的许多观察，往往反映了问题的另一个侧面，不可不注意。”
江青于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曾经这样表白：“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是研究一些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盯着若干刊物和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较应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从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点，就是兼作常委的秘书。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
这里，江青说得很谦虚，好像她只是提点建议。其实，她的权力大得很。她在毛泽东的身边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从她一系列事实中而不是从口头上看出来的。不过，江青的这些话也说出了她的一些工作的特点。
江青被捕之后，依然保持着她的这种特点。
从监狱里为数不多的报纸上，她很敏感地发现中国的政局将要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她得意地对监管人员说：“邓小平这个人，除了毛主席能够对付得了，谁也抑制不住他。我可以从他的言谈笑语中发现他的真实思想，华国锋就差远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不是一点半点，而是十万八千里。你们看罢，邓小平非把华国锋赶下台不可。邓小平是继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的一个真正强者，尽管我和他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和分歧。但是我承认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江青看问题的敏感和判断的准确，早在一九五六年的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作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就表现出来了。
还在一九五五年，江青就对毛泽东说：“苏联的报纸上对斯大林的赞扬显著减少，我估计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对斯大林的评价要发生较大的变化。他们会诋毁这位伟大的人物的。”
毛泽东对此将信将疑。他对江青说：“给你的任务中，尤其多注意国际问题，特别是苏联的动向。这个国家对我们现在的影响最大。斯大林的逝世，可能要使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对内的方针有所改变，你要从大量的现象中抓住最本质的东西。”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场。当大会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从好几个渠道送到毛泽东的案头后，江青首先看完这些材料，她对毛泽东说：“你看怎么样，事实证明了吧？赫鲁晓夫这个人，在斯大林健在的时候，他是最拥护斯大林的，不然他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斯大林逝世不到三年，他就露出了真相，说明他改变斯大林的政策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的。他是在一切条件都对他有利的情况下才采取这样的行动的。”
毛泽东沉思地说：“这下可好了，整个东欧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势必会波及我们中国。”“这是肯定的。国际的反苏势力和我们国内的反共分子一定要遥相呼应，制造一些事端。这点我们可要早作准备。”江青说道：“这种政治气候对我们有所不利哪。”
毛泽东说：“我们国内也有反对派，也会利用苏共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的报告作文章的，这是肯定的。依我看，斯大林错误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是教条主义的发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教条主义者否认中国的特点，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曾经使我国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失败。这个失败深刻地教训了我们党，我们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彻底地清算了这条为害严重的教条主义路线，团结了全党同志，包括犯了错误的同志在内，发展了人民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做，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克服了教条主义的路线，我们党在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的时候，才有可能比较地少犯错误。”
“依我看，斯大林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宜在自己的国家内大反斯大林，相反对赫鲁晓夫这个人，倒是值得特别警惕。”江青说：“起码这个人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政治品德不好，要是在中国，他也是个高岗式的人物。像这样发展下去，中国保不住也会出现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那么一来，你就是斯大林了。不用到你百年之后，现在就可能会有秘密报告一类的东西。”
这话说到毛泽东的心里去了。说心里话，从赫鲁晓夫一上台，毛泽东就对这个人的印象不是太好的。虽然他头顶的脑袋亮光光的，白衬衣外面的西服也很整洁，说话、办事显得非常精神和果断，但是他在毛泽东面前，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气，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忍受的。江青这番危言深深地刺激了他。他不能不有所准备了。
苏共二十大开过不到三个月，毛泽东在同苏共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谈话时，就很直截了当地说：“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我们同你们的看法有一定的分歧。我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对斯大林的一生，要作具体的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总的来说，斯大林功大于过，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斯基分子、季诺维耶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所有这些，我们希望苏共同志们能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情。”
江青激动地对毛泽东说：“你讲得太好了，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当头一炮。在全世界都在拥护斯大林的时候，我们也说一些赞扬的话，这不足为奇，也不算先见之明。但是，当苏共和全世界的反动派都来攻击斯大林的时候，你出来替斯大林说公道话，这就是伟大之处。”所有这些，江青的态度和毛泽东不谋而合。
“这些话，如果是刘少奇或者邓小平讲，效果会更好一些。”江青说。
毛泽东冷笑一声：“他们？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反对个人迷信。他们热衷于什么集体领导，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集体领导似的，这就是苏共二十大在中国带来的副作用。”
“刘少奇这个时候，不再提倡你的思想为指导了。”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我这根拐杖可以丢掉了。就像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一样。不过，也可能他和他们不一样，还是再看看吧。中国的问题已经够复杂了，我们的面前有许多的困难和许多的敌人，这要一个一个地来解决。”
“是这样的，不能到处出击。”
毛泽东在接见苏联大使的时候，再一次地说：“苏联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纠正错误的斗争，当然不会从西方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方面得到支持。他们为了乘机抹煞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抹煞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过去时期的巨大成就，为了乘机在共产主义队伍中制造混乱和分裂，硬把对于斯大林错误的纠正叫做所谓反对‘斯大林主义’，叫作‘反斯大林分子’对于‘斯大林分子’的斗争。他们的恶意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不幸，在某些共产主义者中间，也在那里传播着类似的说法。我们认为，共产主义者采取这种态度是极其有害的。”
大使耸耸肩膀，表示遗憾地说：“对此我无能为力。”
“我只希望你如实转告赫鲁晓夫等领导同志，我毛泽东就是这种态度。只有采取客观的分析态度，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对待斯大林以及一切在他的影响下犯了类似错误的同志，才能够正确地对待他们的错误。他们的错误既然是共产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