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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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掌权，怎么会容得下像我这样的革命家呢？”
第二十章
江青目瞪口呆地看着邓小平复出后所打的政治式的“太极拳”，她说：华国锋迟早也是汪东兴的下场，你信不信。战争年代，毛泽东曾对刘少奇说：今后江青要参与军事机要的决策。
江青1951年在无锡农村犁田
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当邓小平再次提出要审判林彪和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意见时，华国锋才同意让中央书记处讨论并拿出一个方案。他忧心忡忡地说：“能把林彪和江青当战犯对待吗？我们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对彭德怀或其他党内的反对派们都没有这样处理过，单单对林彪、江青用这种手段，历史上能够站得住脚吗？”
邓小平非常坚定地说：“我们国家正在由人治到法制的过渡，我们这一代手里如果不完成这个历史的转变，还要交给后代们去完成吗？这就太对不起后代们了。对林彪和江青进行审判，就是这个过渡的第一步。我们要给后代来一个良好的开端。”
华国锋还是不放心地说：“这个问题要慎重地考虑，因为公开审判涉及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江青这个集团，他们的事情大量地要涉及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态度。为了维护他们的形象，我看还是先让大家讨论一下吧。”
这时的华国锋，虽然还是身兼数职，但他的权力已受到很大的限制。中共“十一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已经发生了结构上的很大变化。由于邓小平巧妙地运用政治斗争的策略，中国从舆论到权力的核心都在不知不觉的自然中进行着一场根本性的改革。
从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后，这位老资格的政治家事实上就控制了中央的决定权。他完全把那位一年多前还在他手下点头哈腰的华国锋当作了木偶，政治式的“太极拳”打得华国锋晕头转向，根本辨不清东南西北，睁着眼睛钻进了邓小平布置的“天门阵”里。邓小平首先从解放知识分子作为突破口，推倒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张春桥组织制定的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纪要中的“两个估计”，他用激动人心的语言说：“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教育黑线怎么能专了我们的政？不符合事实么。”于是，知识界一片欢腾。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邓小平提议把胡耀邦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从组织上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平反昭雪的党员和干部到处称邓小平为“邓青天”，他赢得了人心和党心后，又开始了下一个部署，这就是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中央下达批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决定》。这一措施，使从建国不久长期实行的打击对象，一下子取消了五分之一。紧接着，邓小平又提议在全国范围内全部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一律称为农业劳动者。这下，举国一片“太平景象”。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胡耀邦组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后，邓小平推波助澜，从中央到地方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从理论和思想上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枷锁，为他首先在中央动“政治大手术”创造了条件和可能。半年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虚晃一枪，提出“今后全党工作的重点要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口号和方案，实际上他思维的重点是在政治上。这次会议提出的平反内容，被紧接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通过。这就是：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以及平反“六十一个叛徒案件”等一系列问题。全会还增选陈云为党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临时采取措施，增补黄克诚、胡乔木等九人为中央委员。这次会议结束的第三天，即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设立秘书长并由胡耀邦担任，同时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
于是，一场举国举世瞩目的拨乱反正的活动，有声有色地拉开了帷幕。
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并同意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所谓的‘一月风暴’完全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策划的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是张春桥、姚文元在江青的直接指挥下，伙同王洪文在打倒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后，直接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政权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必须全面地予以否定。同时为陈丕显、曹荻秋和与此有关的一切冤假错案彻底平反。”
二月六日，中共北京市委为《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前线》杂志三个报刊彻底平反。决定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江青一伙借批判‘三家村’之名，行打倒北京市委之实，进而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经中央批准，现决定为‘三家村’事件彻底平反，为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同志平反昭雪，为被株连的无辜受害者平反昭雪。”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为彭真平反，中央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所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都属诬蔑不实之词，现在于以推倒，恢复彭真同志的名誉和有关的职务。”
二月二十八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最近批准文化部党组的决定，对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这一大错案进行公开的彻底平反。决定指出：“解放后的十七年来，文化部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什么‘文艺黑线’和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所谓‘黑线代表人物’的问题。凡是因所谓“文艺黑线”等错案受到打击和诬陷的人一律彻底平反。”与此同时，《解放军报》也报道了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彻底平反的消息。
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第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选举赵紫阳、彭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王鹤寿、刘澜波、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彭真、蒋南翔、薄一波等为中央委员。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邓小平似乎是在和什么人抢时间，政治变革的进程大大加快。他在斗争策略上得心应手，所有的反对派几乎是不堪一击地步步后退。华国锋这个所谓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政治观察家说他“几乎是天天在自打嘴巴”，他的无能和愚昧在邓小平炉火纯青的政治手腕面前更显得滑稽可笑，有远见的政治家们谁也不再把他放在眼里，他的政治生涯基本上是用小时来计算了。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恢复党的八大所决定并经实践证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十一人为书记。这次全会经过认真严肃的讨论，一致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全会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为了有利于消除不安定因素，全会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决定……
江青几乎是目瞪口呆地看到这些的。尽管有些是在她的预料之中，但她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猛，简直令人喘不过气来。
监管人员从窥望洞里看到江青长时间的盯着报纸发怔，发呆，不住地擦着额头的汗珠。但是，这个女人不愧是在毛泽东身边呆了几十年的政治家，尽管她内心紧张、恐惧、焦躁不安，可是一旦有人出现在她的面前，她马上恢复了镇静，双手一背，脸上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好像这一切都是无所谓的，她是一副看破“政治红尘”的模样。
说老实话，江青一时也作不出如何是好的准确判断。她的思绪每到一件事情来临的时候，都要陷入一种复杂的矛盾和苦恼之中。这种苦恼和过去的事情都有所不同。华国锋刚上台时，还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不断地伪造着毛泽东的所谓指示，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所以那是一种辨不清是与非的苦恼，苦得叫人受不住，完全是黄连般的苦。现在好了，谁是真执行毛泽东的路线的，谁是真正的两面派、野心家、阴谋家，完全一清二楚了。所以，这一次的苦里还掺了点糖，还有一丝的甜味儿。这种微妙的心理，江青还有她自己的解释。
“江青，你对当前的形势有什么看法？”
“这是你要问，还是当局交给你的任务？要是你要问，我可以随便谈一谈。要是当局要你来试探我，对不起，我无可奉告。”江青永远是那副居高临下的架式。
“我们是随便聊，没有任何人交给我什么任务。我也不会向任何人作什么汇报。”
江青微微笑道：“其实，我并不是害怕你们汇报。怕什么？不管他们说什么，我也是毛泽东的老婆，这个历史事实他们能改变了吗？你看看，这么多的人物平反，都归咎于什么林彪、‘四人帮’，有头脑的人谁都会知道，这就叫掩耳盗铃。他们也知道，许多的事情是毛主席定的，偏偏要扣到江某人的头上，没有比这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手段，更为毒辣的事情了。”
江青从桌上随手拿起一本列宁的《怎么办？》来，很庄重地用右手扶了扶她的眼镜，打开其中的一页，指着说：“列宁这样教导我们，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要学习马列的著作。你看看列宁讲的这段话多么好：‘凡是稍微了解我国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发生了理论水平的某种程度的降低。有许多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见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参加了运动。由此可见，《工人事业》杂志得意洋洋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实际运动胜于纲领一打’，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论思想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如同人家送丧时高喊‘恭喜恭喜’！一样。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这句话出自他论述哥达纲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