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10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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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听席上的人都有点纳闷：怎么写了一本《朱德传》就成了物证呢？这本书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人们很想看一看了。审判以来，经常就有这样的问题，他们要想看的东西走到哪里，都没有市场；他们不想看的文件，却充斥于各个角落。这样，怎么能有利于这次审判起到应有的效果呢？
江青在回答提问时，气呼呼地说：“不错，我说过刘白羽是叛徒，这都是有证据的东西。旧文化部的材料也证实了这一点。有这么厚厚的一大本呢。”她用手比划着说，这些都是你们一伙人整理的材料，我只是看了材料后讲了讲而已。我是诬陷，那他们呢？我估计到你们通过这一次审判，一方面要洗刷你们自己的丑行，另一方面你们会销毁你们自己的罪证的。我已有话在先，到时候让人民来看吧。“
法庭继续调查江青诬陷陈荒煤的罪行。工作人员公布了她的另一个讲话：
“我要说，陈荒煤也不是一个好人，”江青在一九七〇年接见周扬专案组时说，“你们发现陈荒煤的材料没有？”当专案组人员回答说“没有”时，江青火了：“怎么能没有呢？他叛变了。”
念完材料，公诉人王耀青说：“江青在没有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就诬陷陈荒煤叛变了，她就是这样无中生有地迫害了一些省、市、自治区和中央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如安徽的原省长黄岩、陕西省原省长李启明、煤炭部原部长张霖之等人。这些，充分说明了江青在篡党夺权的过程中是不择手段的，不管你怎样在法庭上狡辩和诬赖，也改变不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江青在对待领导人方面是这样，对待普通的工人上也是这样，建议法庭公布她诬陷迫害掏粪工人时传祥的证据。”
于是，法庭就这个问题讯问江青，江青回答：“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时传祥，也没有听到过这个人的名字，我诬陷他何来？”
时传祥的儿子时纯利出庭作证说：“我爸爸是个饱尝了旧社会辛酸之苦的掏粪工人，是中国共产党把他从苦海里救出来的。在党的培养下，他当选为劳动模范和全国人大代表。党和人民给了他崇高的荣誉，一九五九年，时传祥出席全国群英会的时候，国家主席刘少奇跟他握了手、照过相。一九六六年国庆期间，时传祥还作为毛主席的客人去过中南海，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但是，一个月后，在北京街头第一次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时，江青在一次北京部分大专院校师生座谈会上大发淫威，无中生有地说：‘时传祥已完全是个工贼，他被人家收买了。’从此，我爸爸就被扣上‘工贼’和‘粪霸’的帽子，受到摧残，遭受迫害。在短短的时间里，被游街、揪斗达五百三十多次，强迫他承认‘工贼’的罪名。在这种法西斯暴行的折磨下，我爸爸的高血压日益恶化为弥散性脑软化症。就在他行动十分困难，生活已不能自理的时候，又被遣送回原籍……”
江青侧着身子，无动于衷地听那位年青人的讲诉，仿佛这一切和她毫无关系。她的表情时而惊讶，时而摇头，时而低头喃喃自语，离她很近的人听到她在说：“怎么回事？莫名其妙。”
时纯利流着眼泪说：“当周恩来总理知道我爸爸的事情时，气愤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周总理指示要把我爸爸接回来抢救治疗。但是，由于长时间的残酷迫害，我爸爸终于在一九七五年五月含冤去世……”这时，他已经泣不成声了。
江青坐在被告席上，突然想起毛泽东的一句话来，那是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讲的：“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中。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是好人，支部书记也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定的，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是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不过，事情的确像毛泽东所说的，这场斗争复杂得很，打击错了，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个时传祥究竟错了没有？我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印象呢？
法庭上的屏幕里投出张霖之当年遭批斗和惨死的照片时，旁听席上一片唏嘘声。
江青也扶正眼镜，仔细地看着，说：“搞武斗，是我历来反对的，林彪一伙就是不听。”
但是，法庭宣读了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钟子云的证词说：“在林彪、康生、江青一伙人的煽动下，张霖之一九六六年八月遭到了诬陷迫害，身心受到摧残。当时，中央有关领导批准他去大庆治病。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十七日两天、在东长安街体育场批斗煤炭部几位部长时，那些造反派追问张霖之在什么地方治病，他们说：‘江青讲了，张霖之有病，就是抬担架也要把他抬回来批斗。’会后，他们又追问，我们没有告诉他们。同年十二月十四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她诬陷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十二月十八日，张霖之回到北京。十九日，他就被造反派扣押起来。从此，他们天天逼迫张霖之承认他是彭真的死党，不承认就打。在一次批斗张霖之的大会上，他们给张霖之带上了六十多斤重的大铁帽子。由于江青的诬陷迫害，使张霖之遭到残酷的折磨，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惨死……”
江青闭上眼睛静听着，没有插话。表面上，她镇静自如，那双眼睛连张都没张。然而，她内心却是相当不安。她想，人总是会有不幸的，联想到自己眼下所遭受的磨难，那些死了的人不就是自己的影子吗？
“张霖之死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在一次接见群众代表时说，可以把我们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打倒吗？这一次革命运动怎么能把老干部统统去掉呢？这样做是犯罪的。在谈到张霖之致死的时候，周总理说：‘我很难过，对干部的斗争，不能这样斗，一斗十几天，几十天不放出来，那怎么能行？把公务耽误了，把身体也给摧残了，我们不安，几十年的老战友嘛。像这样下去，残酷斗争，许多中央同志看到很不安，很难过。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啊，对老干部不能用敌视的眼光来看待，你们觉得现在可以统统抛开，你们可以为所欲为吗？’”
钟子云的证词，江青觉得很奇怪，她和周恩来相处的时候，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对张霖之讲过这样的话。难道周恩来没有权力解救一个煤炭部部长吗？当然可以，为什么当时不讲，事后又讲这番话呢？江青这才觉得，她在政治上还是差远了，从来也没有想到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才导致……
证词最后说：“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我参加周总理等召集的工交口七个部的代表会议时，听周总理说：‘他们把张霖之同志揪去几十天，那样搞，我很难过，为什么几十天不让他回家？回国务院？这样等于拘留。今天我看见钟子云，看不见张霖之，我很难过，张霖之已经化成灰了，也没给我打报告，这种风气不能提倡。我们党员、公民不能养成这种风气，这样的拘留方式是违法的，他是中央候补委员嘛，我们怎么向中央交待？’这件事后，周总理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煽动揪斗迫害老干部的犯法行为，把国务院一些部委的负责同志安排到国务院去住，以便保护这些同志不被揪斗……”
江青对此辩护说：“张霖之的问题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的死更与我风马牛不相及。不错，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所有的干部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批判教育，这是对的，我到现在也仍然坚持这个态度。但是，搞武斗、打死人，这是坏人搞的，我从来反对。你们把我始终反对的坏人搞的一套统统地加在我的头上，这是为了把我整垮的一个阴谋，我当然不能接受。这里，我想起了毛主席针对邓小平的一些讲话，这些讲话和指示，是以一九七六年的中央文件第四号的名义发出的，你们可以找来给大家念一念。毛主席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一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毛主席还说：‘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毛主席的指示是我们……”
“被告人江青，今天是对你的罪行造行法庭调查，不是让你来讲演。”审判长说，“到法庭辩论的时候，你可以就你的罪行的有和无，轻与重，进行辩护发言。我们将给你充分的时间。现在，我问你，你有没有诬陷过中国京剧院原副院长阿甲和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是‘反革命’？”
江青一怔，随后想了想，说：“也许是有的，不记得了。”
这时，阿甲出来了。这个老艺术家的亮相，引起了旁听席上人们的极大关注，他那富于表情的讲话又把人们拉回到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讲话的时候，就指示浩亮点我的名，诬陷我‘破坏京剧革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一九六八年六月，江青在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座谈会上又一次诬陷我。江青说：‘阿甲这个人很坏，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你们把他斗够了没有？’从此之后，我每天挨批斗，在各个部门进行轮流游斗。我那时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有高血压和冠心病，身体、精神遭到严重摧残……”
江青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扭过头去，不搭理他。
阿甲伸出右手指点着江青说：“就是这个江青，在十年动乱中，一有机会就点我的名，说阿甲这个人不好斗，厉害得很，你们要狠狠地斗，每天斗。我一个唱戏的惹你江青什么了，你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我的爱人方华也是因为江青点名而置于死地致死的。江青为什么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这里有一个《红灯记》的问题。在一九六四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调演的时候，江青欺世盗名，剥夺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作为她篡党夺权的资本……”
江青听到这些，扭过头去，吐了他一口：“呸！”
“我和京剧院全体同志改编和演出的《红灯记》，是八个所谓样板戏中突出的一个。她当然不肯放过。本来嘛，一个改编的《红灯记》有什么了不起啊！你拿去就算了嘛！为什么还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因为江青既要当‘披荆斩棘’的英勇旗手，她就必须捏造一个破坏京剧革命的对象。一九七〇年五月，《红旗》杂志和全国各大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为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