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可藏:斯诺登、美国国安局与全球监控-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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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俄勒冈州的罗恩·怀登（Ron Wyden）和新墨西哥州的马克·尤德尔（Mark Udall）两位民主党参议员一直在全国各地宣讲警告美国民众，如果大家得知奥巴马政府通过“秘密的法律解读”赋予自身庞大而又不为人所知的间谍力量，将会“大吃一惊”。但因为这些间谍活动和“秘密解读”都属于机密，作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这两位参议员虽然发现事态令人担心，尽管作为国会成员他们受到豁免权的保护，但却无法将其公之于众。
一看到《海外情报监控法案》的法庭指令我就明白了，这至少也是怀登和尤德尔谈到的那种滥用权力疯狂监控方案的部分内容。我立刻就判断出了这份《海外情报监控法案》指令的意义，迫不及待地想要将其发表，因为我敢肯定将其公开后会引起地震般的反应，导致民众呼吁政府采取公开透明措施并追究责任。这只是我在去香港途中阅读的数百份绝密文件之一。
我对知情人所作所为的看法再次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先前已经有过三次：最早是我看到劳拉收到的邮件时，然后是我开始跟知情人进行交流时，再就是我读到他发送的包括二十几份文件的邮件时。只不过现在我感觉自己真正开始领悟到这次爆料的重大意义。
飞行途中每隔一会儿，劳拉就会到我坐的那一排前。我那一排正对着飞机的舱壁。一看到她，我就从座位上起身，和她一起站在舱壁前的空地，我们两人都是深受震撼，难以自持，一言不发。
多年来，劳拉一直在调查国安局监控问题，而且她本人也频频遭到国家安全局滥用权力的侵扰。早在2006年，我就已开始撰文探讨不受制约的国内监控造成的威胁。那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提醒民众注意国安局目无法纪的过激行为。我俩都在与庇护政府间谍行为的强大而又神秘的铜墙铁壁做斗争：怎样描述行事高度保密的这家机构所做的工作呢？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把这堵墙打开了缺口。
在这架飞机上，我们拥有政府竭尽全力想要隐藏的数千份文件。我们有无可置疑的证据，可以证明美国政府为侵犯美国和世界人民的隐私所做的一切。在我继续阅读的过程中，这些文件有两方面内容为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首先是文件整理得井井有条。这位知情人创建了无数的文件夹、子文件夹、子文件夹中再有文件夹，且将每个文件都准确归位。我从未发现有任何文件存在位置错误。
我已经花费了数年时间为心目中的英雄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2＇辩护。这位士兵因为对美国政府的行为——政府的战争罪行和其他系统性的欺骗——感到震惊，毅然予以揭发，通过维基解密向世人公布了机密文件。但曼宁却曾遭受批评（我相信这种批评是不公正的），批评人士（毫无证据地）认为他没有像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3＇那样先阅读文件内容就将文件公开了（艾尔斯伯格是曼宁坚决的拥护者，而曼宁显然至少也浏览了文件）。这种观点经常被人拿来攻击曼宁的做法，说那并非英勇之举。
我们的国安局知情人显然不会受到任何此类指责。毫无疑问，他已经仔细阅读了提供给我们的每份文件，而且完全明白文件的内涵，然后精心将其组织归类。
这些文件的另一个惊人之处在于它们透露出的政府谎言的严重程度，知情人为各种证据都做了明确的标记。他给第一批文件夹中有一个文件夹名为“无界线人（BOUNDLESS INFORMANT）——国家安全局向国会撒谎”。这个文件夹包括几十份文件，从中可以看出国安局精心统计的他们窃听的电话和监控的邮件。其中还有证据材料表明国安局每天都在收集数百万美国人的电话和电子邮件数据。
“无界线人”是国安局一项计划的名称，旨在准确地量化该机构每天的监控活动。文件夹中的一张图表显示，截至2013年2月，国安局的下属单位仅从美国通信系统中就收集了30多亿份通信数据。
知情人给我们提供的证据很确凿地表明，国会了解情况时，国安局官员直截了当地频频撒谎。多年来，形形色色的参议员都曾要求国安局大致估计有多少美国民众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受到监控。那些官员却一直坚称因为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所以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而这些数据在“无界线人”那些文件中却一览无余。
意义更为深远的是，这些文件和威瑞森电信公司的那份文件都证明，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曾对国会撒谎。2013年3月12日，参议员罗恩·怀登质询他：“国安局是否在收集数百万乃至亿万美国民众的数据？”
克拉珀回答得言之凿凿，但却是信口雌黄：“没有，先生。”
＊＊＊
经过16小时几乎不间断的阅读，我仅仅读完了那些文件中的一小部分内容。但在飞机降落的过程中，我对两件事确认无疑。首先，知情人极为精明，极具政治头脑，这从他对多数文件意义的判断方面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而且他极为理性。他选择、分析和描述我手头那数千份文件的方式可以证明这一点。
其次，我们很难否认，他就是那种典型的检举者。针对面向国内的监控方案，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彻头彻尾地向国会撒谎，如果揭露这方面的证据还不能让爆料者成为毫无争议的检举者，那怎样做才能算呢？
我很清楚，政府及其同盟把知情人妖魔化的难度越大，他的爆料带来的影响就越深远。抹黑检举者最常用的两种说法是说他多变和幼稚，不过对我们的知情人来说这样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飞机降落前不久，我最后又读了一份文件。虽然那份文件的标题是“请先读我”，我却是在航程最后才第一次看到它。这份文件再次解释了知情人做出如此选择的原因，说明了他对后果的预期，在语气和内容上跟我给《卫报》主编们看的那份声明有些类似，但它也有些跟其他文件不同的地方：上面有知情人的真实姓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另外还非常准确地预测了如果公开身份他可能会有的遭遇。这份文件在揭露了国安局自2005年以来的斑斑劣迹后，在文件结尾处他写道：
许多人会谴责我在国家问题上不持相对主义立场，认为我不该对美国的社会问题揪住不放，而应转而去关注遥远的异国存在的邪恶；但在我看来，那些事我们既无权力也无责任去顾及。在我看来，公民的意义就在于首先要监督美国政府，然后再去纠正别国政府的错误。当前在美国国内，政府只是极不情愿地允许受到有限的监督，而且拒绝对恶行承担任何责任，我们深受其害。被边缘化的年轻人犯下轻微的罪行时，我们的社会漠然视之，任由他们在世界上最庞大的监狱系统中遭受难以忍受的折磨；而在有钱有势的电信供应商明知故犯、罪行累累时，国会却为他们的精英朋友通过了可以追溯豁免的第一部法律——不管是民事法还是刑事法，尽管犯下那些罪行的人原本应该被判处历史上最长的刑期。
这些公司的团队中有国内最好的律师，然而他们却没有受到哪怕是最轻微的法律追究。包括副总统和他的法律顾问在内，当调查发现权力高层亲自指使了这些恶行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如果你认为调查应该停止，认为调查结果应该列为超级机密由“异常控制信息”的STLW部门掌控，认为进一步的调查应该停止，因为让那些滥用权力的人承担责任有悖国家利益，认为我们必须“向前而不是向后看”，不但不去停止这些非法活动，而是授予他们更多的权限，那么你将受到美国权贵的欢迎，因为这就是真实情况，我要公布一些文件证明此事。
我知道自己会因为此举遭受惩罚，我也知道把这些信息公之于众意味着我会有怎样的下场。但即使只有瞬间，只要统治我深爱的这个世界的那个联盟能被揭露，那么我就会感到满足，因为它是由秘密法律、不公平的赦免和不可抗拒的行政权力组成的。如果你想提供帮助，请加入开源社区，共同努力保持新闻精神的活力，保持互联网的自由。我曾去过政府最黑暗的角落，他们害怕的是光明。
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社会保险号：已隐匿
中央情报局（CIA）化名已隐匿，员工身份号：已隐匿
曾以公司员工身份为掩护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高级顾问
曾以外交人员身份为掩护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勤官员
曾以公司员工身份为掩护担任美国国防情报局讲师
＇1＇泰德·卡辛斯基：美国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通过寄送邮件炸弹的方式制造恐怖事件。 ——译者注
＇2＇切尔西·曼宁：原名布拉德利·曼宁，生于俄克拉何马州，曾为美国陆军上等兵，2010年因涉嫌将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外泄给维基解密网站而遭美国政府逮捕并起诉。2013年7月30日，美国马里兰州米德堡军事基地内一个军事法庭宣判，向维基解密网站泄露大量秘密文件的士兵布拉德利·曼宁间谍罪罪名成立。
＇3＇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前美国军方分析师，因1971年私自拷贝并向媒体提供五角大楼机密文件为世人所知。
第2章
香港十日
我 们于6月2日周日晚抵达香港。当时计划的是入住酒店后立刻跟斯诺登碰面。我们住的酒店位于香港繁华的九龙区，一进房间，我就打开电脑上网通过加密聊天程序联系斯诺登。像往常一样，他已经在等着我了。
针对航班的情况寒暄了几句后，我们谈到了见面的详细安排。“你们可以来我住的酒店。”他说。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吃惊，没想到他居然会选择住在酒店。我对他为什么会待在香港仍然毫不知情，但直到那时，我都认为他到香港是为避人耳目。在我想象中，如今没有了收入来源的他应该销声匿迹地躲在一间简陋廉价的小公寓里，而不是这样大大方方待在酒店里，每天花上一大笔钱。
我们认为最好还是等到第二天上午再见面，于是调整了原来的计划。这实际上是斯诺登的主意，这样的做法也制造了随后几天里令人心惊胆战的谍战片氛围。
他的说法是：“如果你们晚上出来活动，很可能会引起注意。两个美国人大晚上入住酒店又立刻外出，这未免太过奇怪了。明天上午你们来我这里会更为自然。”
那时，斯诺登既担心受到当地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国政府的监视，也担心受到美国方面的监视。他害怕我们会受到当地情报人员的跟踪。考虑到他曾深度参与美国间谍机构的活动，这番话肯定是有根有据，我便听从了他的安排，但却对那天晚上未能见面还是感到有些失望。
香港时间比纽约时间正好早12个小时（夏令时），也就是说我现在正好晨昏颠倒，所以那天晚上我基本上一夜无眠，而且在那次旅程中几乎就没怎么睡。时差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那几天我一直处在几乎难以控制的兴奋状态，每天只是迷迷糊糊地睡一个半小时左右，最多两个小时。
第二天早晨，我和劳拉在酒店大堂会合，乘出租车前往斯诺登所在的酒店。见面的所有细节都是劳拉跟斯诺登安排的。因为担心司机可能是便衣特工，她在出租车里不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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