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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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祥和罗小鹏从人群中挤过来，要同我合影，当我们三双手紧握在一起时，张永祥说：“海峡两岸统一的时候，我们都是有功之臣。”我看着他们，心中充满了肯定的激情。
这一天一定会有。我早知道它一定会到来。
我每天早出晚归。除了拍摄《风华绝代》以外，还给上海《新民晚报》写专栏。与此同时，我与姜文一直在筹划我们即将要合作的第四部电影。
几年以来，姜文让我闹得够呛。由于我的情况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他的日程表从来就是跟着我的时间安排。
相当长的阶段他都没有随心所欲地拍过戏了。
姜文在寻找他喜欢的角色。而我却又一次苦口婆心地说服他尝试作导演。
在我长期与他的合作中，我感觉姜文仿佛是为电影而生的。尽管他热爱舞台并且毕业于戏剧学院。
有人说一部影片只要有他参与就有了质量的保证。我所知道的是他每部影片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人导演创作、并且使他主演的影片成为那位导演的里程碑。
我一直觉得他应该作导演并且会非常出色。我对这一点。坚信不疑。
我不断地劝说他试试干干导演看看，每一次都被他拒绝。拒绝的原因是他对自己目前的导演能力有怀疑，并且他有一个秉性：假如一件事开始做不好，那他就永远不能再做那件事了。
他是不能在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的。要不就站着，再不就干脆趴下。
他是一个个性极强的演员。
他时常无意中令与他合作的导演难堪。他喜欢睡觉，工作不准时，摄制组只有在他到达之前将一切准备就绪。导演或是副导演替他走位打光。
可当他姗姗来迟时，会不假思索地推翻已弄好的一切，提出新的方案。而这新的方案尽管要造成道具、时间、人力的浪费，却又使全组人都觉得高明一大截，不得不重新来过。
每当在这些时刻，我都觉得既然这么费事还不如自己导戏。像他这样主观意识这么强，只有作导演才会真正有天地去纵横驰骋。
姜文十分动心。可总是一再犹豫。
直到有一天我跟他大吵一架。
姜文说，他要去美国学习几年导演再回来导戏。我说那你就永远失去机会了。真正的导演不是学出来的。是天生的。学习只能弄懂技巧、技法，而那是通过时间可以掌握的东西。
姜文说，现在当导演还为时太早。我说当你觉得不早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导演最需要的不是经验而是才华，而才华是由激情引发，激情则是由生命力诞生。只有年轻，才有旺盛扔的生命力。技巧可以不娴熟，可是生命力才是影片的灵魂。
我接着说，你会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导演。
姜文反驳说，你也这样说过陈国军。我说别提这个，那一章已经翻过去了。我说的是你，会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导演。
姜文说，不会有人给我投资的。我点点头说是比较难。也许非常困难。不过可以去想办法。事在人为。你现在就选题材。
在拍《风华绝代》期间，我们天天选题材，姜文是这样的一个人，一旦投入绝不善罢甘休，我的劝说已经大大奏效了。
过去，我从没有参加过任何电视剧的拍摄。这一次拍《风华绝代》给了我无数的下马威。
过去拍电影，一天平均拍七个镜头。现在拍电视剧，每天至少要拍十几场戏。总是深夜十二点拖着疲惫的步子回家，卸装洗漱完已是凌晨一二点，再伏案写作《我这八年》专栏，又到三四点，常常是清早五点我们开始讨论要拍摄的题材、剧本，总是脑袋刚一沾枕头就又该出发去摄影棚化装了。
在《风华绝代》七个月的拍摄中，我几乎天天如此。随着拍摄的进程，一个又一个的剧本被我们推翻，一篇又一篇的专栏文章被我写出来……
我时常在镜头开拍前，甚至是正在拍摄中，只要是自己背对机器时睡着。我没有意识到我的身体。在受到严重的损害。
在拍摄进度已三分之二时，我扮演的主人公春泥返朴归真，从红遍上海滩的歌女变成了乡村女教师，最后要死在日本鬼子的枪林弹雨中。为了扮演朴实无华的春泥，拉大角色年龄的跨度，我开始吃减肥药。
我吃的那种减肥药许多香港演员都吃过。据说吃这种减肥药可以在短期内很快降低体重二十斤。我看到一位正在吃这种药的女朋友陡然消瘦大吃一惊，于是立即请教减肥的方法，她替我买了这种减肥药。
这种药的功能是不吸收脂肪，但你每顿能随便吃什么，丝毫不限制你的食欲。我每天照说明书吃下药去，过了差不多半个月，我开始消瘦。这消瘦的程度连我自己都感觉出来。
我不仅摸得到身上的根根排骨，还在拍摄现场电视机的回放中看到自己的脖子青筋暴露。
由于长期严重缺乏睡眠，并且不能补给营养，我的身体已毫无抵抗力，可是我自己对这一点没有觉察。我一直对自己的健康充满自信，因时我几乎从来没有生过病，我的许多朋友不止一次形容我壮得像头“牛犊”。
直到最后，我患了败血症。一种很难感染的尖端厉害病菌，它有一个灿烂的名字叫“金黄色葡萄球菌”，从我划破的手指头进人我的血管去参观、游览，并且寻找合适的地方定居。
我持续高烧十几天。当把我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有些迷糊。医生说幸好来得还算早。再晚几天，“金黄色葡萄球菌”找到住处安营扎寨，可就麻烦了。
我的一位朋友的朋友患了同样的败血症，因为到医院太晚，已经死去。著名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大夫也是手指头划破被感染，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而我今天，凑巧来得及时，并且医学界已发明了特效药。医生们把那极贵极贵的针药一天几次缓缓推进我的血管，昏昏沉沉中我看到无数的小小圆东西与那金黄色葡萄球菌展开大战，并在我的身体里惊天动地地呼喊：“冲啊——杀呀——啊啊啊啊——”
它们还拿着各式各样的小棍，可能是它们的武器。
我感到小小圆东西的大军节节胜利，灿烂的金黄色一片片退去。睁开眼睛我对医生说：“哦，用些小小的圆东西打赢了。”
可是，我的心脏有了损伤。我患了病毒性心肌炎，需要至少三个月最好半年卧床休息。我从长沙医学院转到蛇口医院，又从蛇口医院转到北京海军总院高干病房。
这时候我的身体里小小圆东西已经太多。小小圆东西们忠于职守，见到细菌就杀，不仅一个不留地杀死了敌人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把我身体的友人——那些帮助消化等等的好细菌也杀了个丢盔卸甲。
我的身体没有了同盟军，基本上成了一个“无菌体”。我成天拉肚子，不能吃任何东西，再不就患感冒，吃什么药都止不住。我以为我得了“爱滋病”。
通过一个朋友悄悄打长途电话给湖南医学院的主任医生，告诉他我的担心。他哑然一笑，隐晦地说，他们在确定病源的时候已培养过许多病毒，他们得出的诊断就是败血症。
在海军医院，许多朋友、记者闻讯来看望我，占据了大量的卧床休息时间。每天还打电话与姜文谈论剧本，或是从医院偷跑回去高谈阔论一番。
在我重病期间，姜文选定了他要拍的东西，这就是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在开始写剧本的同时，我们确定了影片的名字《阳光灿烂的日子》。
随着我身体的康复，剧本一天天成熟。在我出院的时候剧本已告尾声。姜文主张编剧署上我的名字，被我一口拒绝我说是谁写的就是谁的，我从不贪天之功为己有。
姜文说，女主人公虽然是照你的模子写的，可你恐怕演不了。我说那有什么关系，我是为你的成功，又不是我自己要演戏。
出院以后，我立即寻找影片的投资人。
影片需要一百万美金。这在中国电影的制作中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尤其是对第一次作导演的姜文的影片来说。
而且，没有人相信姜文能导戏。连他自己都没有信心。可是我有。我一定要做成这件事。
那时候。我作房地产生意轰轰烈烈。为此自己还悄悄创办了一家“刘晓庆实业发展总公司”。我任命妹夫靖军担任这个公司的总经理。
我从来喜欢做新的事。姜文我如同站在海洋中的冰块上，虽然履着薄冰，却总能从这块冰跳到那块冰，一直屹立不倒，是一个真正的“不倒翁”。
我确实对房地产兴趣浓厚。一位台湾朋友非要给我算八卦，说我有“房宅功”。虽然我信这些，但我真是与房宅有缘，我由于房宅受尽苦难，又由于房宅发家致富，至今我仍然相信蛇口那幢房屋是我的风水宝地。
买它时我一贫如洗几次濒临破产，可自从有了它后我开始赚钱，并且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尽管我后来在法国、香港、上海、烟台、深圳、北京等诸多地方都有了房子，也做过数次的房产买卖，我从来舍不得卖那幢蛇口的别墅。
尽管它已从一百十五万港币升值到三百万港币以上，我仍然要留作自己用。我曾租给别的公司与个人，听说在居住期间那些公司与个人都财运亨通。
我也曾试着炒地皮，也炒出了不少名堂来。
我从抓住拍片的时机已转换成敏捷准确地搜寻并且绝不漏过做房地产的好时机。
与人谈话，谈不了几句便谈起房地产生意来。
可是我悄悄做。大明星做生意让人知道了多少有些不好意思。我保持绝密。
连姜文都一直被蒙在鼓里。他沉浸在创作的激奋中，对其他事不闻不问，我也不说。说了他也搞不懂。他从来对数目字弄不清楚，一过了二十就开始犯晕。
而现在，与我的拍档或是谈生意的对手说不上几句话我便大谈特谈姜文的电影。当然，不大光明的是，经常都是以我主演作为投资的诱饵。
因为《风华绝代》拍完后已被台湾新闻局禁演，不能在台湾放映当然更不能在大陆放映，为此我愤怒得几次拒绝去台湾访问。自几年前《大太监李莲英》后，我没有在银幕上露过面。
而《大太监李莲英》电影院放映得很少，没有多少人看到。
可以说，自我去法国以后，观众没有看到过我的任何电影，甚至是电视。而热爱我喜爱我的观众盼望着我的再度出山。
可是我的兴趣已大幅度转移。我觉得拍戏够了，不想再继续了。
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电影是一门残酷的事业。严格地说，电影演员只能算是一种生涯。我的心早已伤透。
一个人没有必要用自己的一生去反复证明一件已经被事实证明成功的事情。我喜欢体验不同的人生。
可是，要为姜文的第一部影片拉投资，必须用自己作先导。
毕竟再度出山有大的胡引力，并且人们对我主演的影片有相当的信任。
我的谈判失败过几次，后来还是获得了成功。
我的一位西南的拍档愿意投资一半。边正合我们的意。我们本来打算就是大陆出资一半，海外出资一半。
龙飞凤舞签好合同并且收了定金。星夜兼程我前往香港。
在香港我销声匿迹，只有一件事，就是寻求影片的投资者、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