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 作者:张鸣-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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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西太后不要宠信太监《实际上等于指 责她：），无怪乎西太后要大光其火，不等刘把话说完就打断滔滔自 我辨解。当然，这些舆论有出自幵明者一方，也有出自顽固派的 一方，更有那些纯然看重传统义理之人。但不管怎么说，经过近 六年的亲政摩擦’尤其是甲午战争中的政务纠纷，一方面舆论对 西太后彻底交权的压力更大了，另一方面帝后也开始真正出现了 矛盾的裂痕。在甲午战争期间，因军费短缺，光绪曾请西太后暂 停颐和园工程；而西太后则将光绪的二妃（珍、谨、降为贵人，还 以颜色、这一切都为日后到来的变法政治，蒙上了不祥的阴影。
三、帝党与后党的界线
帝后党争是晚清的一个话题，也是后来治近代史的人每涉及 中0甲午之战与戊戌维新必然要谈及的问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帝党云云，后党云石，甚全开列『名单，还点出谁是魁苜，谁是 中坚，谁是尾巴，
这样的说法，其实来自于晚清的文人闲谈。尽管雍正帝曾将 欧阳修的《朋党论》加上按语与《圣谕广训》一道下发，而后的 清代诸帝也三令五申严禁朝臣与士大夫结党结社。但是，士大夫 在平时饭后茶余的闲谈中，特别喜欢用XX党这一说法来进行政
〔1〕刘坤一（恭遍恭纪I《戊戌变法）（四、第300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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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界限的划分。巴结蜜拜的自然叫整拜一党，巴结和坤的叫“和 党”，靠近穆彰阿的叫“穆党”，晚清好发议论的言苕与词官被称 为“清流党”，然后就是“帝党”与“后党”。
士大夫在说什么什么党的时候，其“党”的含义明显带有几 丝贬义，因为有“君子不党”的古训在，况且还有朝廷的明白禁 令。一旦被认定为某某之党，一旦这人倒了台，还真有吃牵连的 可能。所以，几乎没有人肯自承是属于什么党的。
清朝有没有朋党的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结党结社是士大 夫政治生活中一个牢不可破的习惯’断不会因为皇帝的几纸禁令 就安分守己，规规矩矩。正当一点有诗酒酬唱，清谈议政，不正 当的就是麵党营私，利用同年1同乡、同门等种种关系，形成一 伙一伙的小圈子。而那些权倾朝野的重臣周围，也不可避免地麋 集一些欲借大树好乘凉的人。由于有禁令在，“社”是不好再结了 （少数的诗社除外、但“党”是一种“暗”头衔，还照结不误。
平时士大夫七嘴八舌，说谁和谁是一党，原是很随意的，没 有什么严格的标准，双方走得比较近，或者有地缘、血缘、业缘 种种关联，自然会被视为同党，有时政见相同相近，甚至有过一 两次相同的意见也会被视为同党，有时也就是有相同的习惯祁爱 好’也可能被目为一党。我们所要讨论的“帝党”与“后党”也 就是士大夫眼中的这种“党”，所不同的是原来的什么“穆党”之 类是彻头彻尾的私党，而这回多少有点“公”的意思。
“帝党”与“后党”这名号的缘起是由于光绪的亲政。亲政之 后的光绪，虽然没有实权，但总要处理政务，因此，必须有人襄 助，原来的师傅是最容易拉来帮忙的人，通过师傅及其他的关系， 渐渐走得近的也有些人了 0真正让“帝党” “后党’’这名目叫响叫 开的是甲午战争，主要是战争后期，关于战与和的分歧，才使 “帝、后党”真正叫响。
近代以来中国所有的对外战争1几乎都有关于战与和的纷争， 158
然而这次意见分歧，背后却有了帝与后的意见倾向。由于坚持抵 抗从来都是当之无愧的正义之举，而妥协求和又与西太后战争期 间种种不光彩的事项（摚в煤＞选炖硗蚴偾斓洌栊呕鹿佟〉龋┝翟诹艘黄穑虼撕蟮持埔簿陀辛速r意。主持战事而战 败，主持求和而割地赔款的李鸿章就被人们公认为后党领袖。清 朝最有名的状元公张謇的儿子张孝若说1 “那时慈禧太后和光绪 帝，表而上虽大家还能保持相当的礼貌，可是实际上的朝局已分 出帝后二党，各有水火不能相容的局势。太后本是一个很能干厉 害的人，到了政权不能不交还光绪帝的时候，心里不愿意，很是 勉强，存了一种试不好再来垂帘的想头。光绪帝人是好人，可惜 没有多大才干，一到执到了政权，就非闲散时可比，好像鸟出了 笼，鱼得了水，很想做出一点惊天动地的事来。其时外边政局的 重心，完全集中于北洋大臣李鸿章，而帝惟师傅翁公之肓听计从。 翁、李隐然是两派的首领，后面是帝后的背景厂〔。这种看法，在 那些关心国事的士大夫中相当普遍。所谓的“帝、后党争”就这 样浮出了水而。
士大夫借“党争”来指陈时事，机讽朝政，当然是件无可厚 非的事。但是，作为后来的历史研究者，再来审视这件事情的时 候就要有一种客观的眼光，至少，我们要能傲到将这些士大夫的 七嘴八舌抖一抖水分。不好直接把当时的议论和对人物的臧否作 为真实的政治派系和政治格局划分的依据。
依我个人之见’所谓的“帝党〃“后党”，实际上是界线非常 不清哳、划分十分随意的概括。光绪由于亲政，身边是渐渐聚拢 了一些人，这些人聚在皇帝身边后，和原来政坛上的纠纷派争自 然也带了进来〖如翁同龢就与李鸿章有夙怨》，而在这次甲午战争 中，原有的纷争演变成作战方略上的分歧。仗打败了，直接指挥
〔1〕（；戊戌变法》（四〕，第244—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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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李鸿章成了众矢之的，翁同龢等人的声音自然就更响，而决策 圈外面的人，有不少愤愤于败局，更羞见求和的屈埒，纷纷声援 求战的一方，胆子大的，直接上书，胆子小的，就在背后议论纷 纷。这两部分人（后一部的代表人物〕当时都被人称为“帝党”。 其实，不仅所谓帝党的这两部分人之间没有什么横的联系，就是 每部分内部也没有联络和沟通。
同样，人们将李鸿章和那些附和和议的人都称之为后党。 所以，所谓后党帝党，在当时而言，主要是根据甲午战争中 的态度而卑的，在此之前和之后，这种划分都不一定合适（而我 们的历史&究者很多人也是这样划帝、后党的，所谓帝党主战，后 党主和，逬而认为帝党支持变法，而后党反对变法
先说所谓的帝党，李鸿藻是公认的帝党领袖，但此公又是清 流党的领军人物，思想意识极为守旧，清流党恰是西太后用以牵 制洋务派的一支奇兵，每在关键时刻，总是能帮她渡过难关，同 冶死后，吴可读的尸谏造成的舆论纷纷的难堪，就是由清流党那 生花妙笔掩饰过去的。李鸿藻与西太后的关系，肯定要比与光绪 的关系来的密切，李鸿藻之主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习惯（他 从来在历次战争中都主战〉，并不一定是由于他支持光绪。而且， 按我们某些历史学家的逻辑，是帝党战后必然支持变法维新，而 李鸿藻却无一言的表示就死了（⑶町），就是天假以年，以他的思 想意识，看来也很难倾向变法0
再说“后党刚毅、奕劻还有王文韶，都是公认的后党中坚， 在变法期间都是荖名的顽固派，但他们在甲午战争期间都是主战 的。西太后亲信礼亲王世铎，在甲午战争期间却未对战和置一词。 所以说，主战和主和，本身就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标准。中国 的官僚士大夫就是有这种毛病，未参与战事之前，喊主战喊得很 响，但真的身临前线，或者具体参与指挥战事，态度往往就会分 化成两途，或者仍旧主战直至战死，或者来个180度大转变，转 160
向低调乞和。在未能将之推向战场之前，以他@的态度划线显然 是不可靠的。在战前诸臣倾向于帝，还破向于^，在战后，是否 拥护变法，。实际上与战争期间的态度没有多少必然的联系。
如果是否附合西太后作为标准划线，那也很成问题，因为 附合西太后的人实在太多了，就是翁同龢也不敢违拗这位女强人 的意旨。而实际上大家公认的后党首领李鸿章，却在战败后死活 不肯主持和议，最后还是西太后的三令五申，甚至威胁要将他两 罪俱罚（战败和抗命》，才勉强从命，显然，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当 然知道此举会遭致千古骂名。
所以，我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不能按当时舆论的逻 辑来划分帝党后党，而且也不应该以很成形的政治派系视之，无 论帝党还是后党，作为派系还只是雏形，帝党在尚未成气候的时 候，翁同痳就被西太后无瑞捧回老家，从此，帝党如鸟兽散，没 了帝党，后党也就没有意义了〔作为实际上的中国统治者，她的 亲信和信宠都不能箅是她的“党”，这样划是不符合中国传统政治 的常规的帝党后党只是某种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存在过，并且 界限十分含混的政治区划，过分强调其政治派别的意义，不是合 理客观研究历史的需要。
如果我们很拘泥地看待帝党与后党，甚至开列名单，定量分 析，解剖麻雀，并以定性的帝后党的头衔固定在某些历史人物的 头上，进而以此作为分析歧治格局演变的依据，那我们只会越分 析越糊涂。
四、维新政治与道德陷阱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对女人的道德束缚明显要比男人多，对 她们的道德要求也要高些，而相应地对女人的道德评判也相当严 厉。尽管女人被明令正典地排斥于政治之外，但政玲道德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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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未能放过她们，“女祸误国”成为男人世界政治失败的一个惯常 的解释与开脱。
当女人并没涉足政冶，而只是作为男人的玩物时尚且有如此 严厉的指责，可以想象，如果女人进入政治体系并幵始发号施令 之后，社会对她们的道德评判又将是如何呢？
我们前边说过，传统政治道德，一向以宦官、外戚及女主干 政为非，为大逆不道。《尚书》言：“祀鸡无辰，牝鸡司辰，惟家 之索广而《周礼》则规定妇人不予外事。这扦观念，千百年来， 已经渗人人们的骨髓之中，上至王侯公卿，，下至贩夫走卒，都坚 信不移地认为天经地义是男主外，女主内。老百姓打破这一原则 会被人笑话看不起，诗礼之家绅士之家如果有女人出外谋事则披 视为丢脸，从此在人前抬不起头，实际上如果不加以处置，则会 由此危及家庭的地位与身份。如果皇权被女人所觊觎甚至占据，那 么等于对整个男人世界的侮歷与无视。
中国传统政洽在统冶手法上有类似女性的阴柔特点，但整个 体系却显出强烈而外向的男性色彩。
由少数民族人主中原的满清王朝，尽管曾很有自信地在汉綠 中推行剃发易服，即想用自己的风俗文化改造汉族文化，也曾…力坚持满语与骑射，以保持本民族的恃色，但曾几何时就被优势 的汉文化所吞没，在遵行儒家礼仪制度方而和在恪守理学原则方 面，他们甚至比汉人政权还要严格，以便从潜意识深处刷洗自身 胡夷的印迹。旗人的礼数大，成为晚清社会的一人景观。因此，在 防范出现女主方面，有更为严格的制度保证。当嗣君尚幼，老皇 帝即逝的情况下，宁愿冒被他姓旁人篡位的危险，也不许太后临 朝称制，而是任命辅政大臣（或襄赞政务大臣）代行君权。
因此，太后临朝不仅要冒汉族政权里一般的道德请责风险，还 要冒犯满人心目中神圣的“祖制”。
按道理，在进行非常艰难的政治变革的非常时期，政洽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