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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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序》帖又名《兰亭宴集序》帖，是我国古代着名的行书字帖，在书法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和极为深远的影响，被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传为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所写。唐代何延之在《兰亭记》中对它有这样的介绍：
（《兰亭序》）逸少（按：羲之字逸少）所书之诗序也。右军（按：即羲之，因羲之官至右军将军，故名）蝉聊美胄，萧散名贤，雅好山水，尤善草隶。以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暮春3月3日宦游山阴，与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安石、高平郗昙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凝、徽、操之等41人，修祓禊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所无。
所记如亲历者见。不过相传原本被爱好书法的唐太宗李世民所得，认为堪称王羲之书法之冠，遂令人临摹了许多副本，真迹为其死后陪葬于昭陵。后人见到的《兰亭序》帖，皆为临本摹本。
《兰亭序》贴摹本以冯承素本被公认为最近原作。全篇凡28行324字，写来从容不迫，气韵生动，雄秀兼蓄，文情并茂，真让人感到达到心手合一的高度境界。
除摹本外，唐初的虞（世南）、欧（欧阳询）、褚（遂良）、薛（稷）、陆（柬之）等书法大家也都有临本传世。但后人评论说：“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去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于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嗣后，宋代的薛绍彭，元代的赵子昂，也都有临本相传。尽管这些临摹本都各自透露出它们的临摹者自己的个性特色，表现出相当的艺术价值，但均不是右军真迹，不免越发给人临渊羡鱼之情。
《兰亭序》帖不仅因为后人许许多多的临摹本而给人仰不可及爱不可得之感，还因为关于它还有一些传说，更让人觉得它几近神圣的地步。
就是上面说到的那位何延之，写了一篇《兰亭记》，文中除了活灵活现地记叙了《兰亭序》的写作情况，还精心地叙说了一段它后来的命运和遭遇。
他是这样讲故事的：“右军（对《兰亭序》帖）亦自爱重，留付子孙，传掌至七代孙智永。……禅师年近百岁乃终，其遗书付弟子辩才。……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二王（按指王羲之、王献之）书，访募真迹备尽，唯《兰亭》未获。寻知在辩才处。”于是便想尽种种办法诱取《兰亭》，而辩才却始终推说经乱散失，不知所在。后来房玄龄推荐监察御史萧翼去骗取，费尽苦心，终于得手。太宗高兴得不得了，钦令对房玄龄、萧翼、辩才都予重赏。并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临终前，向高宗耳语：“吾欲将所得《兰亭》去。”于是《兰亭序》的真迹便被作为太宗的陪葬品而埋进了昭陵。
这真是说得有点神乎其神。特别是太宗死时向他的儿子高宗提出要求把《兰亭序》作为殉葬品带进坟墓，且父子二人是用“耳语”，除非是高宗后来传出，当不可能为第三者所听见，太宗的遗愿，《兰亭》的归宿，又究竟会是怎样呢？
还有一位与何延之基本同时代的人刘其所着《隋唐佳话》也有一段传说，全文是：
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献之宣帝。隋平陈日，或以献晋王（按即后来的隋炀帝），王不之宝。后僧果从帝借拓，及登极，竟未从索。果师死后，弟子僧辩得之。太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师处，使萧翼就越州求得之。（一作“乃遣问辩才师，欧阳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诸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这段故事，虽有些情节与何延之所说不尽相同，但基本意思是一样的，依然是把《兰亭序》说得十分神乎，读之仍使人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
不过，总的说来，历代比较流行的说法乃是：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人，会于会稽之兰亭。是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诸诗友饮酒唱和，得诗三十七首，积成一集，王羲之即席挥毫，写下了《兰亭序》。由于爱好书法的唐太宗李世民特别欣赏王羲之，认为“尽善尽美”者只有王羲之，他尤其喜欢这个字帖，所以断然肯定系王羲之真迹。其后的许多帝王和士大夫也这样宣扬，使《兰亭序》帖一直享有盛誉。这一说法多少年来几乎是书法界和书法史的定论。
说“几乎”是“定论”，是因为对于《兰亭序》帖究竟是否王羲之所作，还是有人不断质疑，尽管质疑的人不是很多，且终未成大气候。
较早的质疑是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即怀疑为何在唐以前一些史籍丛帖未见入载，只是在唐之后经过唐太宗的特别“青睐”，又经宋元明清历代帝王“欣赏”及许多封建士大夫的附和迎合，群起“咏赞”，才把它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当然，许多人都不否认该帖有其不可低评的艺术价值，但也有人对其评价不高，认为既经钩摹，即难看出真正的王羲之的笔法精神。
应该说，这些质疑并未触及到问题的核心。
直到清代晚期，先是咸丰年间的赵之谦隐隐约约地提出了对《兰亭序》帖作者的怀疑。他是话中有话，说：
重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始唐太宗。今太宗御书碑具在，以印证世上二王书无少异。谓太宗书即二王，可也。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阮文达（元）言：“书以唐人为极。二王书，非唐人摹勒，变不足贵。”与余意异而同。
这段话说得曲曲折折，什么“谓太宗书即二王，可也”；什么“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什么“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无非是说《兰亭序》的作者问题，实在是值得怀疑和商量的。谓“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是告诉人们从《兰亭序》帖中是看不到王羲之的“本来面目”的，这岂不是明明白白地说《兰亭序》帖的作者不会是王羲之吗？
而到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广东顺德出了个李文田，他比赵之谦就更勇敢、更直截了当，根本不顾世俗之见和千年定论，直白地指出《兰亭序》实非王羲之所作。
李文田是在为别人（端方）收藏的《定武兰亭》写跋文时，发表出自己的这一看法的。他对《兰亭序》帖提出了几点怀疑，最后的结论是连《兰亭序》文章都不一定是王羲之写的。因此，“文尚难信，何有于字？”
这一问颇为有力，因而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王羲之是《兰亭序》帖的作者。
他的话不算很长，不妨全文录在下面：
唐人称《兰亭》自刘《隋唐佳话》始矣。嗣此，何延之撰《兰亭记》，述萧翼赚《兰亭》事，如目睹。今此记在《太平广记》中。第鄙意以为：《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梁陈以后之迹也。按《世说新语·企羡篇》刘孝标注引王右军此文，称为《临河序》，今无其题目，则唐以后所见之《兰亭》，非梁以前之《兰亭》也。可疑一也。《世说》云人以右军《兰亭》拟石季伦《金谷》，右军甚有欣色。是序文本拟《金谷序》也。今考《金谷序》文甚短，与《世说》注所引《临河序》篇幅相应。而《定武本》自“人之相与”以下多无数字。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不知其与《金谷序》不相合也。可疑二也。即谓《世说》注所引或经删节，原不能比照右军文集之详，然“录其所述”之下，《世说》注多四十二字（？）。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此又其与右军本集不相应之一确证也。可疑三也。有此三疑，则梁以前之《兰亭》与唐以后之《兰亭》，文尚难信，何有于字！且古称右军善书，曰“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曰“银钩铁画”，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然则《定武》虽佳，盖足以与昭陵诸碑伯仲而已，隋唐间佳书，不必右军笔也。往读汪容甫先生《述学》有此帖跋语，今始见此帖，亦足以惊心动魄。然予跋足以助赵文学之论，惜诸君不见我也。
依李文田的看法，《兰亭序》帖，毫无疑问是一篇“佳书”，观之足令人惊心动魄，但不会是王羲之所书。他从“笔法”以及原文上推理立论，最后得出“文尚难信，何有于字”的结论。这一下就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把过去人们的质疑导向到完全的否定。把过去“千载万世莫敢出口”的话变而为明明白白的话说出。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实在是大胆的惊人之语。
然而，李文田发表的诚然是大胆高论，但在当时和以后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人们仍旧习惯遵循长期传下来的看法，还一直照老样尊《兰亭序》帖为书圣王羲之的大作，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郭沫若重新发难，提出对《兰亭序》帖作者问题的质疑，挑起了新的一轮争论，在书法界、历史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郭沫若挑起这一问题的争论，是由南京出土了几种东晋时代的墓志引起的。
1965年，南京新民门外人台山地区出土了东晋时代的《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鲲墓志》等，引起了作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书法家的郭沫若的注意。
他立即从墓主和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家族关系以及碑文书写笔法，联系到王羲之的名作《兰亭序》帖，敏锐地发现由出土墓志可以考索《兰亭序》帖的悬案，对于研究《兰亭序》帖的作者问题是一个极好的依据。于是，经过认真揣摹研究，他写出了考证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发表于1965年6月10日至11日《光明日报》，《文物》杂志1965年第6期同时发表），得出结论：《兰亭序》帖不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手笔，而是出于别人的依托。
据郭沫若自己说，他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并未看到李文田的跋文，观点是和李文田不谋而合。他是十分同意李的意见，并且进一步发展了李的意见，从许多方面加以考据和论证。
《兰亭序》帖既然被目为书法史上的“第一行书”，郭沫若就首先从书法上来考察它的作者问题。他认为，从出土的墓志看，东晋几十年间，“基本上还是隶书的阶段，和北朝的碑刻一致”。“王羲之和王兴之是兄弟辈”，而《兰亭序》写作于“永和九年”，其笔法却与已见的“北朝碑刻悬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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