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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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同日而语了。
应该说,郭沫若这一段诠释是比较切合诗的原意的。至于他对血吸虫的解释,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郭沫若能够发现自己在诠释毛泽东诗时的“不妥当的地方”并且分析为什么会有“不妥”的解释,重新作出更切合原诗实际的解释,不但可以看出他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于广大读者理解毛泽东诗词还是大有裨益的。
195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这一年,大跃进的余热尚未散尽,但有些消极后果已逐渐显露。以毛泽东伟大政治家的敏锐,他不可能一点没有觉察,但是,正是因为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他又不可能完全从现实出发考虑问题。他不仅要算经济账,还需要算政治账。他必须面对他作为掌舵人驾驭的这条航船何时拐弯和怎样拐弯。所以,这时,他一方面批评“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与此同时;又指责“有些人爱冷不爱热”。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六、七月间,他先到离别了32年的家乡湖南湘潭韶山冲,以其所见所感,写了一首七律《到韶山》;后又到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认真讨论1958年的形势和问题。
在刚上庐山时(此时尚未想到开八届八中全会)又写了一首七律《登庐山》。
诗,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当然能够反映作者一时的思想感情和一定的社会现实情况。(尤其是诗这一文学样式,不过这里说“反映”包括直接地或间接地,且更多的是后者,即曲折的和折射的)毛泽东的这两首七律诗,自然也就反映了他在写这两首诗时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所思。
前一首七律《到韶山》,写了诗人在阔别家乡30多年后所见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思绪万千。在这首诗中,诗人写了过去的斗争(“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更写了现在的情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这不但表明当时诗人所见,大跃进的热情尚未消退,而且诗人对此十分高兴,十分欣赏。正为此,全诗表露的才是高扬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后一首七律《登庐山》,写作时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尚未召开。就是说,使毛泽东原想反“左”后来却一变而为反对右倾,把冷静面对现实、客观思考问题的彭德怀等打成“反党集团”的事件,尚未发生(关于庐山会议的情况及对它如何评价,不是本书的论述范围)。此时的毛泽东心情比较复杂,一方面他看到大跃进遇到的许多困难,事情的发展并不如原先想象得那么顺利(否则就不会有“冷眼向洋看世界”这样的诗句),而另一方面却又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决策有悖客观之处,暴露出偏差和失误,还想迎风而上,不放弃追求理想中的社会(“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毛泽东的这两首七律,无论从其歌颂人民的斗争和劳动,歌颂历史发生的伟大变化,表现出全国人民不畏困难,坚持英雄主义的追求等方面,也无论是诗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都应该说是上乘之作。而且更值得一说的是关于这两首诗的修改,及由此而表现出他对郭沫若的艺术修养的尊重和信任,表现出二位诗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原来毛泽东在写好这两首诗后不久,他想到有必要把它们给郭沫若看一看,最好是请郭沫若提点意见,以便作些修改,使这两首诗在各方面更臻完善。于是,9月7日,他写信给他当时的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说:
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
……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信里的话不多,确表现了毛泽东自己在诗歌艺术方面的谦虚和成熟。
胡乔木接到信后,立即将这两诗送交郭沫若。郭沫若读后极为高兴,即于9月9日和10日,非常认真地连写了两封信给胡乔木,很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9日的信上说:“主席《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逶迤’四字,读起来似有踟躇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识何如。”10日的信上又写道:“主席诗‘热风吹雨洒南天’句,我也仔细反复吟味了多遍,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识如何。古有成语,曰‘挥汗成雨’。”
胡乔木不敢怠慢,立刻将郭沫若的信迅速转送毛泽东。
毛泽东读了郭沫若的信,对郭提出的具体修改意见并不觉得合适,但认为郭的意见颇有道理,觉得给了他以启发。便顺着郭沫若的思路对两首诗又改了些字句。
如对《登庐山》的第二句的“欲上逶迤”改为“跃上葱茏”。葱茏,形容草木青翠茂盛,此指山顶。这样一改,原诗给人的“踟躇不进之感”没有了,而比郭沫若拟易的“坦道蜿蜒”又显得更为恰当、更富有诗意。又如对《登庐山》第四句的“热风吹雨洒南天”,毛泽东觉得郭沫若拟易的“热情挥雨洒山川”似乎太直,诗意不是很浓,便将“南天”改为“江天”,全句前数字均不动。这样一改,不但与上句的“冷眼向洋观世界”谐协,而且诗的意境更开阔,诗味更浓。毛泽东虽然没有完全按郭沫若的意见改,但确实是考虑了郭沫若的意见,吸收了他的建议的。而且,毛泽东在对这两首诗作了修改之后,为慎重起见,又于9月13日写信给胡乔木:
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由这封信更可以看出在作诗方面毛泽东对郭沫若是如何尊重。
郭沫若接到了毛泽东再次寄来的两首诗,便又认真地进行了阅读,并尽可能地根据自己的眼光和理解,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毛泽东根据郭沫若等人提出的意见,反复修改,于1963年12月首次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上。这就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定稿:
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196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文学》杂志在第五期上发表毛泽东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创作的诗词6首。发表之前,《人民文学》编辑部将这6首诗词抄送郭沫若,请他撰写诠释文章。郭沫若见到后,十分高兴,并致信毛泽东,对编排次序和个别字句提出修改意见。毛泽东即复信郭沫若,同意他对6首词的次序编排意见,并说:“‘七百里驱十五日’改得好。”
郭沫若在收到毛泽东的复信后,写出了诠释文章《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
5月9日,《人民文学》编辑部把郭沫若文章的清样送与他本人校阅,他又转呈毛泽东审阅,请毛泽东“加以删正”。对于郭沫若这篇诠释文章,毛泽东没有提出什么意见,说明他对郭沫若的诠释基本上是同意的。
郭沫若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一文中,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诗词是“革命的诗史”,指出“这诗史不是单纯用言语文字记录出来的,而是用生命和鲜血凝铸出来的,要这样的诗词才真正值得称为创造性的革命文艺。”
十分有意思的是,在诠释毛泽东“词六首”的文章中,郭沫若为说明自己对毛泽东的诗词是如何反复琢磨,反复推敲,不断加深和准确理解,还谈了自己对毛泽东此前发表的《忆秦娥·娄山关》一词的理解和认识过程。《忆秦娥·娄山关》的全文是: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郭沫若很自信地说了三大段话: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诗中所写)是一天的事。曾经把新旧《遵义府志》拿来翻阅过,查出了由遵义城至娄山关是70里,恰好是一天的路程。清早由遵义城动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进一步考虑,却发现了问题。红军长征第一次由遵义经过娄山关,是在1935年1月。
第二次又经过娄山关,是在当年2月。就时令来说都是冬天。为什么词的上阕写的却是秋天?‘西风’、‘雁叫’、‘霜晨’,都是秋天的景物。这怎么解?要说主席写词不顾时令,那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才进一步知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秋天;下阙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这层,全词才好象豁然贯通了。
“西风烈”,不仅是自然界的西风,也隐喻着受帝国主义支持的敌军力量的相对强大。在这时拂晓的长空中,有下弦的残月,天上有南飞的归雁,地上有长征的红军。马蹄声零碎,喇叭声呜咽,气氛是悲壮的。但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在党和红军中树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中国的革命便来了一个转折点。《娄山关》这一首词就是遵义会议前后的革命气势的生动反映。在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又以百倍的勇气重新迈上征途,尽管眼面前有多少道铁门关也要雄纠纠气昂昂地超越过去。前途的障碍是很多的——‘苍山如海’。流血的斗争是要继续的——‘残阳如血’。但尽管这样,必然有胜利的明天!
我对于《娄山关》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虽然没有当面问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郭沫若的推论从一般事理上看,应该说是有相当道理的。不要说毛泽东写诗词不至于不顾时令,一般人也不应该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然而,郭沫若忘了现实生活是错综复杂的,决不是一般书本知识和坐在书房中推论所能认定。事实上是,遵义地方有一点特殊,即使是在冬天(一、二月),也同时存有“西风”、“雁叫”、“霜晨”、“残阳”等自然景象。所以,毛泽东在看到这些话时,发现郭沫若说的还是不对,不符合原词中的本意,于是将它们全部删去,并以郭沫若的口气另写了一大段: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事。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