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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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957：风云突变，乍暖还寒

　　“双百”方针给文化教育和科学战线带来春天的气息，给全国人民政治生活吹来的热风，时间却并没有多长。人们似乎还没有怎么回过味来，政治气候就发生突然的变化。

　　从1956年的情况看，国内的政治生活总的说来是相当宽松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的提出，不但使知识分子感到欢欣鼓舞，整个国内的政治生活也显出了相当的自由气氛。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作为全党工作的重点。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全国人民，尽可能极大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为此，毛泽东还特别谈到了民主问题。他一再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必须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的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是这也有缺点，就是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然是作为发展科学文化的政策方针，但实质上也是扩大民主问题。民主问题本来就不仅仅是文艺，学术民主，也应该包括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等各个方面。

　　正是在党的“八大”精神鼓舞下，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但是，当民主真正在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加大、加强、加浓时，毛泽东又有点坐不住了。

　　其实，毛泽东当时提出过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在当时是对马列主义的一个突破和贡献。

　　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上，发表了题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长篇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敌我之间的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前一类是对抗性质的，后一种是非对抗性质的。两类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

　　毛泽东一再告诫人们，必须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批评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斯大林“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如果批评，就怀疑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他强调，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来解决。说：“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方法，解决思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是错误的。”

　　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讲话，给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以极大鼓舞，使他们觉得有了保险单，吃了定心丸。人们看到毛泽东反复说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不能用专政手段来对付，而要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一再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人们开展批评和讨论，容许各种意见和流派的存在和发展；还说闹事出乱子也不要紧，闹事出乱子有两重性，又好又不好，处理少数人闹事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对于闹事者则要做好教育工作，即使是对闹事的头子也不要开除，等等，就认为可以无须任何顾虑，完全可以放开胆子说话。知识分子尤其如此，他们本来就思想敏锐，操心的事情特多，又常犯主观片面的毛病，容易看到缺点和问题，意见也就不少。这样一来，当中共中央发出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时，当各级党委组织各种各样的座谈会一个劲请他们鸣放，劝他们发言，催他们说话时，他们觉得真的是到了“言者无罪”的时候，不免就有点无所顾忌，甚至有点得意忘形了起来。

　　对此情形，毛泽东显得不高兴了。特别是当他听了那些过激言论，一些不很中听的话语，以至具有相当刺激性的意见，他更是非常生气。有人说什么“党天下”，“轮流坐庄”等等，这不明明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要夺共产党的权吗？显然，这些言论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更威胁到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他看来，历代知识分子都如孔老夫子所言：“近之不逊，远之则怨”，登了鼻子就上脸。他认为到了必须狠狠教训一顿这些人的时候，于是立即提起笔给党内同志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提醒全党：“毒草与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注意批判修正主义。”

　　于是，6月8日，毛泽东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10日，又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这真是风云突变，原来的好一场热热闹闹，大家竞相提意见，现在便要改为批判修正主义，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保卫社会主义。共产党整风的和风细雨，立刻变作了反右斗争的急风暴雨。

　　很有意思的是，还在3月24日，着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文中不无激情地说出了他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深刻感受。其中有这样一些话：

　　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文中一方面表现出兴奋不已的心情，又多少流露出一点胆小放不开的味道。即便如此，在整风转为反右之后，《人民日报》也没有忘记对这篇代表右派心情的文章进行消毒，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不平常的春天》，针锋相对地说：“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又说：资产阶级右派“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因而，如果说是春天，这便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从整风运动发展到反右斗争的过程来看，应该承认毛泽东的思想是有矛盾，是有变化的。

　　他在着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已经清楚告诉人们，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应该混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是要严格区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在对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一定要坚持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而不许乱打棍子，乱扣帽子。他又一再号召人们说话，让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当然，他在这篇讲话中，也说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讲到阶级斗争，不过它认为主要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当人们真正畅所欲言，想帮助党整风时，话说得多了些，激烈了些，甚至过火了些（当然不排斥极个别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怀有敌对情绪），他就改变主意，改变做法，变听取意见为反击提意见者了。

　　这是他对自己提出的理论问题产生疑问，发生了动摇，改变了看法，还是他对现实情况产生了错误的估计，远远地把实际情况看得过于严重？

　　显然，他发出对右派实行反击的命令时，他肯定是认为阶级斗争表现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到了非反击不可的时候了。所以，当人们指责毛泽东是搞“阴谋”（指先让人说话，再把人打成右派），毛泽东还理直气壮说自己搞的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是“引蛇出洞”。这恐怕两方面都没有说出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毛泽东当时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蛇”，并不是存心以“整风”为诱饵，把它们引出洞来，而是后来形势的发展有点出乎他的意外，想不到会有那么多人提意见，而且有些意见提得十分直率，十分尖锐，让他感到情况十分严重，从而决定“打垮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对于由“整风”到“反右”，郭沫若对待毛泽东的态度，自始至终还是两个字：

　　“紧跟”。

　　他必须如此，也只能如此！

　　他一开始就亲耳听了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并且多次在最高国务会议小组会这样的高层次会上讨论这一讲话，应该说对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是知道得比一般人早，了解得比一般人深的。他当时也真是诚心诚意认为党的工作（首先是他自己的工作）确实是存在着缺点和错误的，说“由于政策执行上有了偏差，发生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由党来阐明正确的方针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顾虑，这样来促进科学和文艺的发展。”他也以满腔的热忱准备认真听取人民群众对党整风提出的意见。在5月8日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第三次人民内部矛盾座谈会上，他不但认真听取了到会的科学家们对科学院领导作风的批评意见，还诚恳表示今后要常下到研究所里和大家谈心，从四面八方来把彼此之间存在的“墙”拆掉。

　　然而，当毛泽东的态度发生变化，《人民日报》吹响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战斗号角，他也就立即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反右斗争中去。就在他看到毛泽东写的给党内的指示《事情正在起变化》后，便在6月27日对《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

　　现在，首先是工农群众，其次是广大知识分子，已经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了坚决的反击。经他这么一说，好像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完全是那些“右派”违反了民意，触怒了人民，是自下而上地要求给予反击。更有意思的是，他以自己的“机智”十分巧妙地回答了记者问到的关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问题。他说：

　　“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一个人的话，如果动摇了国家的根本，还是无罪，那样还有什么国家法纪可言呢？……如果是株毒草，它有冒头生长的自由，我们也有拔除的自由和责任。

　　郭沫若在这里显然是似是而非的诡辩。究竟什么是有罪，什么是无罪，应该有一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