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在美国-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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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是中国改革的重大课题。要效益，就得砸“铁饭碗”，也就是现在说的“下岗”。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运转的重要阻力之一将来自人们手中的“铁饭碗”。
但是，一切竞争，都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来自教育。据此而论，教育是立国之本，兴国之道。
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时，政府可以通过计划招生和统一分配来控制教育人员的配备。但市场经济的运转，必须带动教育体制的改革，诸如敞开招生，自谋职业，采取“学分制”等等。这些变动和冲击，必然对教育人员的配备产生影响。
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要保证教师来源的质量和数量，留下一只“铁饭碗”，是值得考虑的。
“铁饭碗”的病疾
即使是美国的“铁饭碗”，也有其与生俱来的病疾。这是留下这只“铁饭碗”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首先，他在吸引优秀人才的同时，又保护了不称职者。
其实，在大市场经济中实行小“铁饭碗”制度，对于优秀人才来说，其吸引功能衰弱；倒是其负面——保护鱼龙混杂的效能过强。
因为对敢于竞争、善于竞争的优秀人才来说，只怕他们“去”，不怕他们“留”。而弱者则不然，只怕他们“留”，不怕他们“去”。可是，只要他们不犯法，没有严重的不轨行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铁饭碗”保护他们误人子弟。
美国教育界虽然汇集了几代精英，但也成了不少误人子弟的庸人的“避风港”，诸如矿矿的自然科学课老师一类。
其次，“铁饭碗”使学术自由成为可能的同时，努力工作却成了可有可无的“阑尾”。
教育工作并不是一项立竿见影的工作，它对人的影响往往是“无形”的，一个老师用10个小时或者用20个小时备课，数量的差别是一倍，但质量的区别可能并不明显。
这本是教育工作的特殊性，但如果“铁饭碗”恰好又给了教育工作者，这就使得欲“混”者如鱼得水。外在的监督不明确，职业道德就成了举足轻重的关键。教育工作的这种“无形”，使得其负面影响往往也无形迹可寻。一个教师“混”一辈子，其误人子弟的数量和质量是无法量化的，因此其损失也是无法估量的。工厂出个废品，可以扔了再做；学校造个“废品”，社会多个包袱。
到辛辛那提来访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不以为市中心那两座监狱是星级宾馆的。美国的监狱建得比学校还漂亮，学校出来的“废品”，都转到那儿去啦！
再次，“铁饭碗”可以使许多先进的管理方法黯然失色。
比如，我们想用人才预测这种先进的手段推测近期内某部门所需要的人才类型和数量，对比现状，得出差距，以制定弥合差距之措施。但是，倘若我们测知，五年后某校需要八个法律学教授、三个人类学教授，而该校现在正好已有八个捧“铁饭碗”的人类学教授，三个法律学教授。在不增编制的情况下，“铁饭碗”制度可以使这一切成为货真价实的“纸上谈E”
最后，“铁饭碗”制度很容易使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改革的对策
“铁饭碗”无论“土”、“洋”，都有其或异或同的顽症病疾。改革的总思路应该是：在给教育工作者“铁饭碗”的同时，还应该制定一些配套措施。我认为至少要配备以下三条：
一、打破职称终身制。
现在中美两国的教育界都实行职称终身制。也就是说，只要给了你副教授职称，你将只会升为正教授，而不会降为讲师。平平庸庸，马马虎虎，不上不下，不死不活，副教授职称也会伴随你终身。
因此，需要打破职称终身制，实行“五年职称制”或“八年职称制”：每人一只“铁饭碗”，但职称不是“铁”的，五年或八年评定一次。不但低的有机会升，高的也有可能降。
既有“铁饭碗”保底，又让人居安思“危”，以促成人人向上、个个思进的持续竞争局面。
二、工资与工作挂钩。
中国实行的是工资与职称、工龄挂钩的工资制度。美国的高等院校与中国一样，也实行工资与职称、工龄挂钩的工资制度。但美国的中小学则实行工资与学历（位）、工龄挂钩的工资制度。
这两种工资制度都不与工作挂钩，这很不合理。
职称只表示学术职位的高低，工龄只意味工作时间的长短，学历只是学习的历史。这三者虽然与工作有关，但仅仅是间接相关。它们只是有助于工作的工具和手段，而我们需要的是工作本身。
例如，学历（位）的高低，可能对工作有影响，但是绝不意味着博士勤劳，学士懒惰；职称的不同，只表示工作位置的不同，绝不意味着讲师不比副教授工作努力。
因此，工资与职称、工龄、学历（位）挂钩而与工作脱节，是本末倒置的。道理很简单，当一个学士的工资永远赶不L一个硕士的工资时，这个学士就不是去想怎样教好书，而是怎样搞到一个硕士学位。
三、不能强迫学校无条件地接受分配来的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应该让学校在数量和质量上有选择新老师的自主权。
既给教师以法律和经济的保障，又促成教师相互间的竞争。这是新“铁饭碗”制度的改革宗旨。要不要外行管理内行？
其实，对于美国的教育，真正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外行管理教育”。
如果今天谁要在中国说，“外行管理内行”或者“外行管理教育”，不说你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恐怕也会说你“精神有毛病”。而在美国，外行监控教育则是天经地义的。
内行管理教育，是中国的传统。早在秦朝，管理教育的职官就叫“博士”。“外行管理教育”的状况在建国后曾出现过若干次。一般来说，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内行管理教育”。
大约于1642年，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最早开始实施“外行管理教育”。这种“外行管理教育”的最原始、最根本的目的是让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公众，也“于斯”地管一管与子女有关的教育。
现在，“外行管理教育”在美国各地已经是根深蒂固，枝叶茂盛——已经发展成为有模有样、有“尚方宝剑”之显赫权威的“教育董事会”汐十行）管理制度。
其实，除了通过学区“教育董事会”对教育进行总的监控外，美国民众从各个方面参与教育的意识和渗透力也很强。
例如，矿矿在小学四年级到五年级期间，参加了一个叫Th的天赋教育计划。ETC就是ExtendedToalCurriculum的编写，意思是“超越所有课程”。各个参加EIC这个计划的孩子的家长们组成了一个“ETC家长协会”的组织。该组织定期开会，内容是请学校负责ETC计划的老师来介绍该计划的设想；家长讨论ETC的教学活动，提出建议；组织筹款捐款支持ETC计划……
让我深感吃惊的是，组织这些活动的几位家长都是自发的，自觉志愿的。我们轮流在他们家开会，他们还得负责各位的小吃和咖啡等等，光是通知开会的邮资就有数算了。
美国人民中总是有这些乐此不疲的、为参与教育“监控”而孜孜不倦的热心者。
如果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外行管理教育”，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实质性的差异。
例如，准确地说，美国的体制不应该叫做“外行管理教育”，而应该称作“外行监控教育”。它的英文原文是“vcontdofeducatbo”，“conrol”可以翻译为“控制”，也可以翻译为“管理”，但是从学区“教育董事会”或其他“校董会”所行使的职能来看，叫做“外行监控教育”更准确。因为这些“外行”们只制定政策，具体执行政策的是内行甚至专家。
中国的“外行”既制定有关政策，又具体地执行所有政策，以实施对教育的管理。
另外，美国的“外行”（董事会成员）可以是律师、医生。工程师、工人、农民、富豪、穷人、文盲、高级知识分子…惟一排除在外的是当地在职的教育工作者。
而中国的v行“（工宣队、军宣队、农宣队）都被叫做”大老粗“。
美国的”外行监控教育“其实也有不少弊病，最明显的错误是在制定教育政策时，把教育工作者排除在外，这对教育本身来说是很不利的。本来，这种”外行监控教育“的最根本的目的是让公众参与教育，把教育搞得更好。但是，把教育工作者排除在”公众“之外，把”外疗'和“内行”对立起来，把“外行监控”变成了目的，等等，都是有违初衷的。
尽管如此，这种“人民教育人民管”的措举毕竟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极大地焕发了人民参与教育的热情。我旁听过几个“教育董事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与会者那种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的激烈辩论，那种群策群力、舍我其谁的踊跃场面，让我这个在大洋彼岸也见过“外行管理教育”的“老外”既激动又汗颜。
后记
1998年底，在我国国与广东教育出版社签合同出版本人这部拙作时，矿矿在他的好朋友麦德的鼓捣下，去参加了辛辛那提一所很好的私立男校（高中）的人学考试。共有700多人考试，只录取约200人。
美国的中小学生“玩”得太多，但人毕竟是要长大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竞争也开始越来越激烈。原来与矿矿从小学一起上初中的成绩较好的同学，除一人以外，都参加了各间私立高中的入学考试。对于那些重视教育的家庭和有些抱负的孩子来说，高中是很关键的阶段。
童真童趣毕竟是要与人说“Bye…bye”而去的。
参加考试的都是各个公立、私立学校来的“高手”。因为，这是一所教会私立学校，凡信天主教的孩子，都可录取入学。对这些孩子来说，考试只是一种形式，主要是便于摸底分班。换句话说，在要录取的200人中，除去信天主教的孩子，剩下多少名额就由这700人中的其他人去“切磋论剑”、“物竞天择”吧。
我小时候，每年最盼望的不是过年，而是暑假。那长长的夏天，爬树、掏马窝、捉蟋蟀、游泳，那是男孩的世界。
有一年夏天，记不起是谁买的票，我去看了一场香港电影（荣华梦》。电影讲的是一个望子成龙的小职员，把儿子送到贵族学校去读书的种种艰辛的笑话。看了这个电影，我就总也快乐不起来。电影里的那个父亲，老让我想起我的父亲。那个长长的夏天，就再也不是我这个男孩的世界……
如果矿矿考这所私立男校时我在美国，可能我不会同意他去考的。对这种贵族私立学校，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距离感。而且上公立学校是免费的，私立学校的学费则高得惊人。
妻子说：“竞争那么激烈，能不能录取还不知道，看看再说吧。你攻读硕士学位的维拉诺瓦大学，不就是一所著名的天主教私立大学吗？”
想想也是。我们就决定等一等，看能不能录取再说。
就在我们几乎忘了这件事情之后，1999年1月23日，我们收到学校寄来的录取通知。矿矿考试的总平均分是99％。也就是说，
700多人中的99％是前7名。据说，有5名学生可以获得奖学金，后来又传说是10名。弄得我也人心惶惶的。
2月6日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