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与鬼-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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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无视古典经济规律最终是要遭到报应的。在是否存在“金钱法则”的争论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要素，即：为了维持漠视法则的经济体系，社会要做出多大程度的牺牲。牺牲与忍耐如果很大，即使是再扭曲的体系，也能一直维持下去。
如果是江户商人，想必要唱反调了。在西鹤描绘的世界中，负债就应该偿还，存款也应该得到利息。见机行事的聪明商人财产富足，在竞争中失败的商人则倾家荡产，就连严谨的儒学家也理解这一点。海保青陵于1813年这样写道：
“大凡存在于天地之间者皆物品（商品）也，商品孳生商品者理也，由田生米与由金生利息毫无二致。山生木材，海生鱼盐，生金、米之利息，乃天地之理也。”
西鹤和儒学家海保青陵这样的日本人，想必是无法理解榊原所说的负债可以不还、存款不产生利息、大企业绝对不会破产这样的“日本型市场经济”。
现在，日本已步入了21世纪金融问题最为严峻的时期。从大的意义上讲，经济本身基本上还很强，尽管处于不景气，但不至于崩溃。认为日本经济马上就会崩溃的经济学家是大错特错了。日本的经济体系凭借两个理由存续着：一个是庞大的资产积蓄，另一个则是牺牲精神。从资产积蓄来看，由于有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庞大的国民储蓄积累，目前的状态应该还能继续维持几年甚至几十年。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脱离现实的体系，日本国民所作出的牺牲越来越大，现在的问题是究竟牺牲什么为好。其回答是全部。为了维持这一体系，日本不惜做出任何牺牲：国债债台高筑，就将山脉夷为平地，将河流填平，榨取所有的国民积蓄。因此，该体系固若金汤。
为了支撑产生了泡沫的“日本型市场经济”，社会所遭受的损害罄竹难书。最近有一个倾向，无论哪个领域的专家都将日本的经济、金融问题视为政治问题进行分析。这是因为“经济问题中最严峻之处”就在于此。但在我看来，与其将它视为政治问题，还不如看作文化危机。当然，我所说的文化危机本质上与政治问题是一致的。日本金融体系深误区，它要回到“实价”尚需时日。在此之前，金融界的不规范恐怕仍将牵累社会，继续侵蚀自然环境。
第九章 国家之财富——金钱法则（4）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说：“无论什么地方都有一个坚实的底。”“过路人问少年：
‘这片沼泽的底部坚实吗？’少年回答说坚实，于是他策马前行，却立马在沼泽里陷至齐腰深。过路人埋怨道：‘你不是说底部坚实吗？’，少年答道：‘没错啊。但是，你不再往下沉些是达不到底部的。’”
第十章 教育：遵从规则（1）
日本近、现代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容易走极端。大兴土木的建设中毒症和巨额财政赤字的共同点就是刹不住车。既不能减缓速度也无法掉头返回，只能没完没了地实施破坏性的政策。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本章将目光转向教育方面的原因。
第二次危机
古代历史学家普卢塔克（Plutarch）说：“有人对狄奥彭玻斯王（King Theopompus）说：‘斯巴达长治久安是因为历代国王统治高明’，大王说：‘不，是因为懂得让人民顺从’”。
不用说，隐讳自我主张的风气可以上溯到封建时代。在闭关锁国和武士统治的350年间，日本确立了全面控制整个社会的方略。发布节约令，按各个士农工商四个阶层，规定每家使用的建材、门和大门的形状、衣服的质地。神社和寺院必须隶属于幕府规定的宗派，异端信仰成为禁忌。为了保全主人之子而杀死自家孩子、自我牺牲这些美德成为歌舞伎、偶人净琉璃的热门主题，被反复传唱。
但是，心灵控制并非那样简单可行。即便在资讯手段不如现在发达、识字率还很低的情况下，心灵控制也不那么容易。传统社会管束严厉，但即使如此，也有不少人物和地方逃脱了控制。外样大名几乎是独立国家的国王，他们引以为豪的是自己的方言和地方特性。直到1920年，政府统治才抵达四国祖谷溪是，因为通往该山谷的道路要靠人手才能开通。而在城市里，“士农工商”制度本身也产生了多样性。傲慢的武士、沉思冥想的僧侣、态度温和的工匠、好斗又好色的商人，没有什么社会比江户的“浮世”更多彩而混沌了。
绝对控制是幕府的理想，但这个理想直到明治时代成变成现实，，当时日本从西方引进了近代教育制度。明治维新的口号是“和魂洋才”，而以教育来讲，那是“和魂”（总体控制）和“洋才”（义务教育）的结合。标准化的教科书、制服和校规、在校园里按军队队列行进，一齐鞠躬——这样，长达215年的闭关锁国也无法完成的事终于实现了，绝对控制在与地方和个人个性的较量中占了上风的。就其结果而言，这是给日本现代化带来重大影响的一大失误。
最初的危机出现于20世纪初。门户开放引发了爆炸性的创造力，在“大正民主化”时期达到顶峰。冈仓天心（觉三）通过著书立说将茶道等日本传统文化介绍到海外，武术、绘画、舞蹈等自古以来就有的艺术和娱乐与现代化巧妙地融为一体，精炼成为一种现在可见的形式。此外，还出现了芥川龙之介和泉镜花等优秀作家，服装设计和建筑、音乐等领域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一时期也是民主主义运动开始胎动的时期。
然而，只有少数阶层能尽情享受大正民主化自由空气。大多数国民在学校接受军队方式的教育，他们在校园里排着队，呼叫“万岁！”。20世纪30年代，这一代人开始掌握实权，一扫大正时期绽开的自由之花，宪兵队、新闻检查制度和军国主义都在扩大，日本迅速走向战争的道路。
而第二次危机就是现在。
羊群
将现在日本的教育评价为“灾难”，或许有危言耸听之嫌，但对于海外专家而言，“先进的教育制度”颇具魅力，仅次于“优秀的官僚”。与欧美相比，日本的教育制度在海外专家的著作和论文中备受称赞，他们对日本孩子的背诵能力和数学技能大加赞赏。毫无疑问，教育体系造就的“企业战士”成了支撑日本经济基础的强大原动力。国民在孩提时代起就被灌输了服从权威的思想，所以社会运作极其顺利，在西欧社会蔓延的社会不稳定和暴力犯罪在日本则很少发生。这些全都是“正”面的故事，在海外专家的那些著作中几乎不提“负”面的故事。
厚生省官僚、精神医学研究者宫本政于说，那是因为海外专家对日本学校实际进行的教育视而不见，而是囫囵吞枣地解读日本的“教育原则”。宫本对日本的教育制度进行了精神分析。据他说，为应试而背诵的知识仅是副产品，教育体系真正瞄准的不是教育，而是国民的服从。借用宫本严苛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阉割”。
“到英国田野去观光，就会发现在平缓的丘陵地带羊群正在吃草。那道风景就是和平本身，而这也正是日本官僚期盼日本社会能够实现的情景。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国民顺从老实便于实现官僚所希冀的和平。因为顺从老实的国民易于控制，没有必要对社会体系进行变革。官员又是如何有效地阉割日本的呢？其答案是学校。学校系统成了实践阉割的场地。”
为了了解这种“阉割”是如何进行的，让我们回顾一下孩子们前进的道路吧，从幼儿园到大学，再到其将来。
幼儿园
课程之一：步调一致地行动。作家彼得·哈德菲尔德（Peter Hadfield）陪女儿乔伊第一次去日本幼儿园时的见闻之一。首先是老师点名，然后是全体儿童规规矩矩地坐下，由老师教折纸。折纸完成后，孩子们才可以到外面去玩。“孩子们分头自由活动，乔依直接朝秋千跑了过去。但是，刚玩了没多久，从到处安装着的喇叭里响起了钢琴声，幼儿园孩子们像阅兵式的士兵那样一齐集中到操场正中，跟着音乐做体操。玩秋千和爬攀登架无疑也是运动，但是，这次是大家到齐后按规则开始运动。最后，总算容许孩子们跑来跑去——然而，并不是可以到处跑，而是大家一起按逆时针方向画着圆圈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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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教育：遵从规则（2）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乔依按顺时针方向跑了起来。
“老师们和蔼地招呼乔依朝‘正确’方向跑，并向我使眼色以示求助。对于不想随大流、主张自我的女儿，我感到骄傲。但是，结果是不得不顺应体制。不那样的话，女儿会吃苦。‘向反方向跑，乔依’。我最后这样说了，挥挥手让她改变方向：‘要同大家做得一样’”。
课程之二：与众不同不好。宫本举了这样一则轶事。朋友的女儿上幼儿园时，老师说盒饭要带白米饭。问“为什么？”，老师这样回答：“因为带炒饭和三明治来，其他孩子就会想吃。孩子想要不同的东西不好。可是，大家都带白米饭来，也不会想要没有的东西吧。”
小学
幼儿园毕业的孩子马上就进入义务教育，教育的场地现在开始呈现出就像“军队”似的情形，那要持续到高中毕业为止。“立正！”是我的堂弟伊顿1993年，9岁时在龟冈市的小学里记住的第一句日语。
最初那天，老师将学生分成“组”。 “组”缠住学生不放直到毕业。“同组的学生大体上休息时间也一起玩，漫长的上课时间一直在一起学习，到了午休竟然还是坐在规定的座位上一起吃午饭。两年中一直是在那个‘组’的围墙里度过的”。
对日本来说，“组”这一体系的确成了重要因素。原驻日大使埃德温·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教授评论如下：
“被重视的是每个人所属的群体。无论班级、还是公司、甚至国家，有属于那里的‘我们’，有作为与其对立的‘他们’。想来不禁有些毛骨悚然，在日本统一的教育体系下，某一年龄层的孩子们无论在日本哪里，都是在同一天，用几乎相同的方法学习完全相同的内容。而且，对自己所属的小群体或者日本这一大群体而言，开始拥有完全明确的——而且常常是排他的——思想。表面上学校教育我们要尊重更为广阔的世界利益，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去考虑人类这一真正的‘我们’。”
课程之三：在日本的学校教育中伴随痛苦。即使天气炎热也不能更换冬衣，；直到规定换衣服的日子，大家必须汗流浃背。
痛苦教给学生的是“加油”，即“忍耐”。杜克教授说，“为了生存，日本人必须经常加油。为什么？因为对许多日本人来说，生活既不轻松也不舒适。这在现在也没变”。诚然如此。痛苦不存在的时候，学校会特地创造出痛苦来。小学生连生理现象都必须合乎规则，若不这样就会倒霉。比如，京都市有十多年时间，中、小学校的厕所里不放手纸。按京都市教育委员会森原良浩的说法：“学生应该自带面纸。而且，早上在家里方便，在学校就省得去厕所了。”
中学和高中
与其后的初中和高中生活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