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因你不同-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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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次回到家都严格按照老师说的做，题目里不认识的单词就去查字典，但是从来没有去翻书找过答案。因为，我觉得这是老师给我的最大信任，我不能辜负这份信任。
通过种种渠道的学习，我的英文终于逐渐接近同龄人的水平了。一年以后，我完全可以听瞳老师讲的话了，英文会话也没有问题了。我想，这和我年龄小，容易接受新的语言不无关系，但也和我大胆地使用，不怕出丑有关。后来我也发现，那些l2岁以前到美国的孩子，往往都能学会没有口音的英语。
到了暑假，我和妈妈经常去三姐在亚特兰大的家里玩，而她们也经常给我布置很多背单词的功课。到了初中三年级，也就是到美国两年之后，我写的作文《漠视——新世纪美国最大的敌人》居然获得了田纳西州的前十名。这对于我的英文水平，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肯定。
州际作文比赛都是订一个笼统的题目，然后让写作者在这个范围内写一篇文章。当时美国即将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三个世纪，因此，当年州际作文比赛的题目是——《美国第三世纪最大的挑战》，当时，很多参赛者将挑战定义为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等。而我另辟蹊径，将挑战定义在了精神层面，那就是——漠视。
我在文章里写道：美国的成功是来自美国人对自由和快乐的追寻。但是，随着越战和其他社会问题的出现，许多美国人不再通过参与来实现价值观，他们不再积极、漠视精神、放弃理想。他们失去了那种让美国伟大的积极精神。许多美国人越来越冷漠，抽烟酗酒、吸食毒品，没有目标。人们在心理上什么都不在乎。以前，人们说美国人只关心自己，现在，美国人甚至连自己也不再关心，这是最大的问题。这种价值观的潜移默化的变化，会使得人类一切进步的因素得以减弱，甚至倒退。因此，当今美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不是别的，而是我们如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漠视。
作文比赛的名次一公布，整个学校就轰动了！人们不敢相信，这个中国台湾的男孩，来美国不过两年，居然就在英文方面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但是，这并非故事的结尾。州作文比赛的传统是评选出前十名优胜者，这十名优胜者还要通过一轮答辩决出第一名，谁的问题回答得好，谁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当时，答辩在距橡树岭四个小时车程的另一个小镇举行。那个周末，嫂嫂驱车几百公里把我送到了答辩地点。在答辩的过程中，戴着厚厚眼镜的女老师温和地问我，“如果你认为美国人当中缺乏热情，存在漠视的情况，那么你如何看待拉尔夫·纳德
（Ralph Nader）的观点呢？”“What？Who is Ralph Nader？（什么？谁是拉尔夫·纳德？）”我被这个问题问得措手不及，脑子一
片空白。我眼神里流露出的惊讶被老师捕捉到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失去了得到州际作文比赛第一名的机会。
回到橡树岭，我对这个让我与“第一”失之交臂的神秘人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赶紧去学校的图书馆寻找答案。我得知，纳德是一个著名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倡导者，促成了一系列法案的产生。他一生都在与人们的漠视作斗争，他的行为与抗议漠视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件事情给了我很深刻的启示，尽管纳德在美国算不上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他确实和我的作文有着紧密的联系。我终于理解了，对于一种语言文化的掌握，远远不只是会说当地的语言，了解当地的风俗，更要对这种文化的历史和这个国家的制度有深刻的了解。另外，在写作方面，不仅仅要靠犀利的观点、华丽的语言，还需要充足的论据，而这都需要倾注大量的心血和多年的积累。
有了这次印象深刻的答辩，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我也更加关注新闻事件背后的意义，我知道，只有
多读书，多查阅资料，多了解历史，才能真正深入一种文化的内核。我徜徉在语言的汪洋大海里，乐此不疲。
在努力攻克英文的同时，我也没有忘记对中文的持续学习。妈妈每年来陪我住6 个月，这期间，我们自然是用汉语交流，另外6 个月，她要求我每星期给她写一封家信，而且必须用中文写，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中文。而妈妈每次在给我回信的同时，都会把我的信寄回来，她会认真地修改，标出错别字和用词不当的地方，就跟批改作文一样。我几乎每天都在用中文写作，这样的习惯，让我没有像很多小留学生一样，习惯了新的语言，却渐渐丢掉了
自己的母语。
我没有忘记中文，还要归功于大哥大嫂家成套的金庸小说和琼瑶小说，那个时候，中文小说是我放松神经的一种方式，在哥哥嫂嫂家里住了6 年，我居然把金庸和琼瑶的每一本书都读了，金庸的小说还读了整整5 遍。
当时回台湾度暑假，我从来都不好意思主动说我读过全套的琼瑶小说，倒是经常跟外甥们比赛谁读金庸小说读得多，人物记得牢。他们后来都不和我比了，因为比不过我，就算某个人不自量力非要同我较量，也总是被人拉住好心地劝阻：“别，他真的谁都知道！”东西方教育的差异
圣玛丽学校将近两年的生活可谓波澜不惊，但也有一些小插曲。
由于橡树岭有著名的原子弹实验室，也有大片大片的农田，因此，圣玛丽学校既有科学家的孩子，也有朴实无华的农民的孩子。
20 世纪70 年代的美国，很多人对中国谈不上什么了解。在橡树岭这样的小镇上，人们对中国的了解更是片面，他们甚至常会把 Taiwan（台湾）和Thailand（泰国）弄错。因此，长着一幅中国人面孔的我，在美国人眼里，还是非常稀奇的。偶尔有知
道中国的人，也在美国一片“反华”的氛围中，对中国充满了敌意和误解。
有一天，我和同学们正在上体育课，忽然有一名原子弹专家的孩子跳出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是中国人，中国人都不好，中国人很落后的，是东亚病夫！”我的脸涨得通红，周围也聚集了很多同学，这时，一个农民的孩子站了出来，挡在了我的面前，
“你怎么能这样说开复，你凭什么这样说？”两个人居然在大家面前扭打了起来。
当时，李小龙的电影红遍世界，中国功夫在美国也十分有名，情急之下，我对那个骂人的男孩大叫，“你别打了，我会中国功夫！你要是再打，我拿中国的武功对付你！”这时老师也匆匆赶来，而那个男孩，从地上爬起来，跑掉了。
我站在原地，久久没有离去。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些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我下定决心，无论哪一个方面，我都要做到最好，永远也不要别人再看不起中国。
在学校里，我感受到的是完全美国化的教育，
这里的教育宽松、自由，充满了鼓励和赞扬，和台湾式教育的死板、压抑相比，这里显然让我觉得学习更为轻松、快乐。
在台湾，我们要在课堂上将双手背后坐得笔直，要在操场里听没有意义的校领导训话，每天早上醒来，我们想到的是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以及严格的考试。另外我们每天几乎都要背书，它在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与束缚。
到了美国，老师不再要求我们背书了，而是尽量要求我们去理解。对于每个人不同的特点，老师都有针对性地鼓励。
当时这种方式对于年幼的我，只是感性地觉得特别好，没有压力。但是我在成年以后回忆起来，便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东西方教育的差异。
在美国，每个人的分数只有一个大概的 ABCD的评判。一般来说l00 分会得到A＋，95 分到99 分为A，依此类推。一般的孩子在拿到成绩单的时候，只知道自己的分数，不知道别人的分数。或许有时
候会知道，自己大概在全班排在什么位置，但并不知道你周围的同学，处于什么位置。
在中国，排名次这种给人贴标签、分类别，给成功评等级、定指标的做法几乎根深蒂固。从幼儿园开始，老师们就习惯于将孩子简单地划分为“好学生”和“差学生”两种类型，就好像他们分别是从两个不同的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样。美国教育界的思维方式恰恰与此相反，他们在建立学生自信、自尊的过程中，对考试、排名不那么看重，而是看重个人的特点。
我第一次感受到最大的鼓励，是在一次数学课上，那是我刚到圣玛丽学校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英文还不是特别好，很多东西还听不太懂。有一天，数学老师出了道“1／7=？”的题目，然后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大家，希望有人举手回答。别的不会，但是这类问题可是我的强项，类似的题目，我在台湾的小学早已背得滚瓜烂熟。我马上举手，大声回答：
“0．142 857！”这个时候，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睁大了眼睛，觉得这个孩子简直是“天才”！
对于我来说，虽然心里知道那道题是我背出来的，但是当周围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天才的时候，我也不知不觉地认为自己真的很聪明。这种“天才论”让我觉得，我的数学不但在台湾能学得好，在美国也学得好。在老师同学们的鼓励中，我越来越爱数学，成绩也越来越好。到了今天，我当然知道
自己不是天才，但是我明白，正是在这种鼓励声中，一个孩子的兴趣，才能得到最大的激发。
写到这里，还是想谈一下美国的教育制度。曾经有个记者写自己的儿子进美国学校的感受，“10岁的孩子被送进了美国学校，上英文课，老师布置的作业是写论文，题目居然大得冲天—— 《我怎么看人类文化》；上历史课，老师让孩子扮演总统顾问，给国家决策当高参；在中学的物理课上，作业竟然是一个市政研究项目——城市照明系统的布局；而道德教育，居然是从让孩子们爱护小动物开始。”
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没有统一的考试，没有对学生三六九等的分类排位。这就是呈现在一个中国记者眼前的美国教育。
的确，在橡树岭读中学的最大感受就是，学校的功课十分轻松，每天的家庭作业很少，但是每天都有很多稀奇古怪的项目。比如当时，历史课教到美国印第安人的时候，不是用课本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而是让一个团队写一个话剧，或者是基于移民者和印第安人的辩论。
美国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都是在这些稀奇古怪的题目中得到锻炼的。这样的教育的差别就是：
（1）从不同的观点看问题，没有正确答案；（2）经过参与和实践真正理解；（3）团队合作，避免零和思维。
在圣玛丽念完七、八年级，我又在杰斐逊中学度过了一年，之后，我进入了橡树岭高中。初中这三年里，我经历了攻克英文、适应美国文化的过程。橡树岭高中
1977年，我完成初中学业，进人了橡树岭高中。高中的校园，风景非常美丽，也非常大。在这里，我的数学成绩继续受到老师的关注，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步。我遇到了我一生的恩师贝尼塔·艾伯特（Benita Albert），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