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名流感悟人生:中国高端访问-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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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今后他“要在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上、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上下大工夫，多出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科研成果，用科技造福亿万农民”。
　　“以兴趣始，以毅力终”，这是李振声的座右铭。诚然，积跬步方能致千里。无疑，这种兴趣就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就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和追求，而正因为有了这种让农民日子过得更好的人生目标，他在枯燥的实验田地里守望尽责，壮心不已，奋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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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从“泥腿子科学家”到“中国第一富翁”（1）
袁隆平，世界著名的杂交水稻专家，我国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１９３０年９月出生于北京，１９５３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１９７３年在世界上首次育成强优势杂交水稻，后被国际同行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１９９１年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首席顾问。１９９５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１９７１年至今任湖南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并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自小我与杂交水稻结下了不解的情愫
　　年已７１岁的袁隆平，脸因经年累月风吹日晒而布满沟沟壑壑，那仿佛代表着一种农民式的沧桑感和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复杂组合。在他的办公室里，常年放着三样东西：草帽、毛巾和西装。因为他每天都要下田查看试验田，戴上草帽、毛巾就走；而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水稻专家，他又要经常接待各方人士，所以，穿上西装，他又能马上回归到知识分子身份。
　　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袁隆平对水稻的痴迷远远胜过农民。袁隆平６岁时，在武汉郊区的一家园艺场参观，看到繁茂的花果挂满枝头，那红红的桃子，绿绿的葡萄，让他欢喜极了，植物王国就成了令他心驰神往的地方。“从那时起，我开始喜爱上了农业。不久我做了这么一个梦，我们种的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那么大，我和几个朋友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那时我就想：长大一定从事这样的工作！”
　　然而，现实并非想像般浪漫。１９６０年，罕见的人祸天灾降临中国，大饥荒夺去数千万人的生命。严酷而沉痛的现实，使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分配至湘西教书的袁隆平感到深深的不安。此刻，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必须走水稻高产之路。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早期，袁隆平发现了一株长得非常粗壮的水稻秧苗，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一株野生杂交水稻。第二年，他播下了这些种子。但没有一株长得像去年那么高，并长得零乱不齐。失望中袁隆平想到，纯品系水稻不会产生分化，由此又联想到这肯定是杂交稻。意识到发现的这株秧是第一代天然杂交水稻，可是袁隆平１９６４年第一次提出杂交水稻的概念却引来嘲笑和讥讽。
　　最初，他按照米丘林、李森科“无性杂交”学说进行教学和科学试验。当时的全球普遍观点，水稻作为自花授粉的植物没有杂交优势，所以任何实验都毫无意义。但袁隆平不相信这是禁区，对这些学说产生了怀疑，而沿着当时被批判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基因和染色体学说进行探索，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从此，袁隆平迈开双腿，与他的助手们走进水稻王国的茫茫绿海，去寻找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１９７０年的一天，他们在海南岛一片沼泽地的小池塘边发现了雄性败育的野生稻———“野败”。到１９７２年，第一个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培育成功了，继而育成了恢复系。１９７３年实现了“三系”配套，第一个具有较强优势的杂交组合“南优２号”获得成功，并立刻显示了它的增产效应，亩产达到６２３公斤，单产一般比常规稻增产２０％左右。
　　袁隆平一下子轰动了世界。西方国家称杂交稻为“东方稻魔”，并将其与中国四大发明并列为“第五大发明”。水稻的高秆变矮秆是第一次绿色革命，西方媒体称袁掀起了全球“第二次绿色革命”。中国农民说，吃饭靠“两平”，一靠邓小平（责任制），二靠袁隆平（杂交稻）。他的成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也被认为是解决下个世纪世界性饥饿问题的法宝。
　　如今，袁隆平被全世界尊为“杂交水稻之父”。自７０年代推广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以来，中国每年可多产粮食数百亿斤。现在，杂交水稻已占中国水稻种植面积的５０％，杂交稻谷占中国稻谷总产量的５８％。数字的背后是袁隆平如农民般的辛勤耕耘，且一干就是４０载。无论刮风下雨天阴天晴，年过７０的袁隆平依旧每天上、下午各下一次地。他说：“只要地里有一棵稻子，我就坚持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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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从“泥腿子科学家”到“中国第一富翁”（2）
中央的政策对我的科研影响不小
　　“有人说，中国人如今吃饭靠‘两平’，意思是讲一靠邓小平的政策，二靠我试验成功的种子。当然，我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能相提并论。不过，我认为中央的政策对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影响不小。”袁隆平对此颇有感触。
　　１９５８年，第一次听到了农业“八字宪法”，袁隆平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说的，以为是农业部定的，脱口而出一句：“农作物讲究一个‘时’，不按农时，就违背了规律，还应当加一个字———‘时’。”“文革”一到，这句招祸的话像一柄剑一样悬在他的头顶。单位里也设了牛棚，组建了劳改队。原本他被安排到牛棚“报到”，恰巧“上头”来了一份“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对袁隆平的试验田予以重视。在没有别人懂得杂交水稻的情况下，只能放他一马。
　　当然，袁隆平作为“文革”期间的“臭老九”，研究几遭中断，理论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精神的折磨袁隆平可以忍受，唯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悉心培育的试验秧苗曾被造反派连根拔掉，扔到了臭水沟。看到这惨不忍睹的一幕，袁隆平伤心地哭了。幸运的是他得到当时省和国家一些领导的支持。回忆起过去，对水稻痴心不改的袁隆平说：“大不了当农民。只要不离开土地，我就可以把杂交水稻搞成功！”
　　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９日，中国政府将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了一位“种”了一辈子水稻的“农民”科学家———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面对记者，这位比富裕起来的农民更像农民的院士西装革履，神采飞扬。他说：“获奖令我深感荣幸，可我更为国家设立这个大奖的英明举动高兴！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时知识分子叫‘臭老九’；‘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如今知识分子由‘臭老九’变没有地位了，这是对知识分子的大解放，也是给知识分子精神上最大的鼓舞。我们科技工作者一定不要辜负时代赋予的重任，要释放自己的潜能，在经济发展中大显身手。”
　　早在１９７８年，袁隆平在怀化农校当教师时，已在杂交水稻研究方面取得决定性的成绩，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他却连职称也未被评上。因为农校一些老师反映他“不安心教学，专想歪门邪道”。后来，组织向上级反映这一问题，几经周折，直到省委组织部长签了字，才评上研究员职称。１９８０年，学校盖了一座宿舍楼，校领导、科长们和几位教职员工都住了进去，但袁隆平却未分到房，因为校内反对意见四起，理由是：高级人才住高级房，会脱离群众。他一家７口人挤在两间用木板从澡堂隔出的潮湿发霉的屋子里，看了令人十分痛心。后来，引起省科委的重视，袁隆平才得以搬进改造过的旧楼房。
　　袁隆平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好时代，自己毕生为之追求的杂交水稻事业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总书记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视察，###和###两任总理分别拨专款支持他的杂交水稻研究。“党和国家现在提倡科教兴国，为科技工作者创造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他深有感触地说。
　　我的工作要求我像农民一样的生活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１日，我国第一家以科学家的名字冠名的上市公司“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隆平高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按收盘价计算，持有２５０万股股份的袁隆平当天即拥有了上亿元的财产，真是一夜间成了“亿万富翁”。于是，对中国证券市场上的第一只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股票，一时间舆论哗然。对此，袁隆平说：“开始我坚决反对用我的名字上市。连我夫人都说，报纸电视总是今天‘隆平’涨３分，明天‘隆平’跌２分，听着多别扭！”但袁老还是贡献出了自己的名字。“经多方做工作我想通了，这样一有利于把杂交水稻推向世界，二有利于科研经费的筹集。但我只是名誉董事长，水稻和股票是两码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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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从“泥腿子科学家”到“中国第一富翁”（3）
杂交水稻的发明，让他身价亿万而成为了“中国第一富翁”，但袁隆平“农民本色”依旧，仍以农民自居。他的形象“几十年如一日”：瘦小身材，背微驼，小平头，一身过时衣，两腿烂泥巴。有人提醒他“太土了”，他说：“我天天和农民在一起，穿得像个城里人，他们就会觉得生分。再说，穿得挺挺刮刮的，怎么下地？我的工作要求我像农民一样地生活。”
　　为争取更多的研究时间，袁隆平像候鸟一样每年冬天从寒冷的长沙转移到温暖的海南岛，他一年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农田里劳作、观察和研究。从播种到收获，他每天至少下田两次。如今，袁隆平虽已年过７０，仍然一如既往地下到试验田里观察、研究，不论日晒雨淋，从不间断。上次到北京领奖，他还时刻挂念着海南岛的实验情况。每次出差到外地，他都要助手每隔３天给他汇报一次试验数据。
　　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８集电视连续剧《袁隆平》后期，饰演袁隆平的张小波，比开机时更加让人觉得像袁隆平，因为他比先前更黑了，“我现在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晒脱了几层皮后，觉得拍戏都这么辛苦，可想当年袁老师的科技发明是如何艰难，太不容易了，我现在心理状态比肤色更接近角色”。难怪剧外的“袁隆平”如此感慨。执导这部戏的导演张今标对此戏很有信心，他承认，商业片是当今影视界的主流，《袁隆平》固然与商业片搭不上界，但会有一个观众群喜欢它的看点，我们拍的就是一种科学精神。
　　不仅如此，袁隆平的观念也“很农民”。在中国，杂交水稻成果一直是无偿使用，甚至让种子经营部门赚了大钱。但袁隆平从未想过申请专利，也没想过知识产权怎样保护。他总是说：“谁种都欢迎，而且种得越多越好。我的杂交水稻成果不是我一个人的知识产权，没有国家和当地政府的资助，没有我的众多助手，杂交水稻是不可能在那个年代问世的。”人们端起碗的时候，不一定会想到他，而他端起碗的时候，常常会想到中国，乃至世界。
　　谈起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