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变华尔街-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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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猾骗子（15）
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绝大多数情形在90年代又再次被如法炮制出来了。事实确实如此，但是这么说又不完全对。人们依然记得，网络经济泡沫灾难性的破裂引发了华尔街的暴跌，而且牵连出了许多公司丑闻。多年来，在人们的记忆中始终都是警钟长鸣，广大投资者对此仍然记忆犹新。这一次，普通老百姓又被科技救世主愚弄了一回。这次的科技救世主是生物基因工程以及信息技术。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的科学家解释说，干扰素是一种蛋白质，从前被人们认为是治疗癌症的药物，它也是华尔街第一个神奇药物，它是“一种你自己硬要涂抹在股票经纪人身上的物质”。又一次，媒体放弃了它们本应坚持的怀疑精神，而让位给了群众的盲目轻信。正如在“咆哮的20年代”一样，空气中充满了有关“新时代”的谈话，证明互联网公司股票高不可攀的价格是理性的，因为互联网公司属于虚拟经济而不属于实体经济。实际上，这种想法往往只是在硅谷工作的研究生的狂热梦想。其中有些网络公司甚至于还没有产品推向市场，更不要说实现盈利了。网景公司（Netscape）的首次公开募股受到了媒体的热捧，这是互联网股票泡沫的开端。比如《华尔街日报》就这样吹嘘：“过去，通用动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变成一个今天股票市值27亿美元的公司用了长达43年的时间，网景公司则只需要大约一分钟。”华尔街媒体明星，比如高盛公司的艾比·约瑟夫·科亨（Abby　Joseph　Cohen）公开批评她所谓的“FUDD”，即恐慌（fear）、不确定（uncertainty）、怀疑（doubt）、绝望（despair）这四个单词的首字母组成的单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是美国经济界的最高领导。最初，他对于“非理性预期”持保留意见，可是后来也开始信誓旦旦地保证：这个新时代的网络经济与蒸蒸日上的股票市场具有无限的潜力。“信息超级高速公路”正是梅尔维尔所谓的“新耶路撒冷”在20世纪末的翻版。
　　此外，大吹大擂助长了大家的信任，他们轻信了一个昏庸呆笨的保证，即由于万维网络时代的到来，内幕人士操纵的骗子游戏早已成为历史，信息网络使得每个人都可以轻松地获取信息，因此信息的透明度大大提高。在爵士时代的华尔街，这一乌托邦似的理想曾经像空中楼阁那样遥遥无期，而今天它似乎已经近在眼前。也就是说，每个人确实可以稳稳当当地参与投机了，华尔街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可是，正如在20年代一样，还有许多骗子们也准备抓住这个机遇。一如既往，有些骗子来自社会的边缘地带，也有些骗子来自社会高层。这些野心勃勃的青年男女掌握了骗子游戏的基本原则，即外表形象决定一切。一部名为《高压锅炉房》（Boiler　Room）的电影描写了这个世界里面的情形，其中有锅炉内的高压、诱人的上涨趋势和骗人的泡泡，基本上它应该是马丁·朱述尔维特了如指掌的事情。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认可了利用情感谋财害命的技术以及过度杀伤的欺骗动机。他们牢记着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中戈登·盖科的全部台词，如果人们偷偷摸摸地当“股东国家”的贪婪公民的话，骗子们就会利用商业骗局哄骗那些天真幼稚的人。这种通灵经济学在过去的75年间一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高压锅炉房》中的骗子老大是这样调教自己的学徒的：首先，必须永远“把自己伪装起来……”。他们就是梅尔维尔笔下“四处招摇撞骗的流氓”，他们玩弄轻信上当者致命的天真与单纯。他们的猎物之所以上钩乃是因为他们自愿接受高风险金融恶作剧的戏弄。对于股市一日游的操盘手这种人来说，股市提供了一种逍遥的游戏，使他们摆脱了每天朝九晚五无聊的上班生活，带来一种令人跃跃欲试、鬼鬼祟祟、赌注极高的刺激。　。　想看书来

奸猾骗子（16）
有些操纵者玩得太过火了，应该说这也算是一种职业的冒险精神。在骗子获得人们的信任之后，在线投资已经迅速全面地拓展了骗子玩欺诈游戏的能力。在一个案例中，一个掮客白天上班时间的工作是负责某种安全护送业务，下班时间就是忙于剪网络经济受害者的羊毛。在另一案例中，有两个人合伙开办了一家互联网垃圾股公司，因为欺诈结果被人枪杀了。有一次，一个在虚拟的电脑世界进行诈骗的骗子遭到了股票市场上的竞争对手的报复，他被别人绑住双脚倒挂在一个写字楼九层的窗户上。自从投机商号的时代以来，华尔街竭力想让自己远离《高压锅炉房》中描述的那个世界。但是，随着90年代逐渐淡去，这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作家波·布伦森（Po　Bronson）写了一部讽刺小说《炮手们》（Bombardiers）（1995）。这部小说捕捉到了证券市场里那些声誉很好的投资银行与经纪机构制造出来的蛮横残暴、愤世嫉俗、狡猾可疑的市场氛围。自从里根时代以来，这已经变成了华尔街臭名昭著的娱乐消遣方式。在80年代末期，当银行的存款与贷款业务链条崩溃的时候，它散发出腥臭十足的死鱼气味。当时华尔街吸干了美国最审慎、最小心的金融机构的资产，诱骗它们进入了风险极高、甚至不计后果的投机倒把活动。迈克尔·米尔肯受到了98项起诉，包括疯狂参与敲诈勒索、弄虚作假、进行内幕交易等罪名。伊凡·博斯基则向伯克莱商学院的毕业生保证，“贪欲是健康的”。还有人因为社会更加不能容忍的垃圾债券诈骗而锒铛入狱。德克谢尔·博纳姆·兰波特（Drexel　Burnham　Lambert）认罪了，他共承认了6项重罪指控，涉及邮件欺诈、幕后操纵股市以及证券欺诈，他为此支付了6亿美元罚金，导致1990年他的公司破产。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小说《说谎者的扑克》（Liar’s　Poker）（1989）嘲笑了虚张声势的诈骗以及阴险奸诈的幕后操纵之风盛行一时的情况，这些行为使得所罗门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的债券交易部门引火烧身。
　　到了90年代中期，形势发展得更加过头，以至于只有反讽才能够刺穿这种精神的迷乱。《炮手们》这部讽刺小说戏谑地再现了华尔街债券交易者精神压力过重的世界。其中的人物都饱受神经强迫症的折磨，他们的竞争欲望几乎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他们常常欺骗客户，诱导其参加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却没有一点懊悔自责的痕迹。他们空谈自由，同时渴望着每场灾难都能成为自己劫掠他人的潜在机会。他们认为政府就是一个为了实现非法目的的巨大基金会，因此便向政府官员行贿。对于这些因为刺激而兴奋起来的股票推销员来说，“*管理这种模式早已过时了”。这个新时代“实际上是一种宣传经济、一种推荐经济、一种概率经济、一种谣言经济，总之是一个通过说大话、吹牛皮和口头的民间传说构成的经济”。但是，当他们炮制出把整个国家都证券化这一“宏伟蓝图”的时候，他们超出了自己的本分而且完全进入了昙花一现、滑稽可笑的乌托邦。他们打算将多米尼加共和国打包出售，就像他们购买一家特拉华州公司然后再以新股发行的方式把它拍卖出去，把这个国家的坏账打包出售给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以及美国，把它变成一个股票公司的壳子，然后这个国家的垃圾债券可以运用新千年“股东*”与“美元外交”的形式倾销给那些没有任何疑心的公众。这些英雄人物预见到，投资银行和军事装备合同将会取消这个国家整体的抵押品赎回权。“山狗杰克”（Coyote　Jack）是这支债券销售大军的头子，他希望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推行资本主义，“让它掉转方向，然后把它卖出了事。我们就会突然赚一大笔钱……几年之后，这个世界将会感谢我们替他们清除了政府管制”。

奸猾骗子（17）
2001年底，股市泡沫刚刚破裂之后不久，安然公司就陷入瘫痪状态，即使是布伦森所能够虚构出来的最奸诈的大骗子，与之相比也都黯然失色了。不光是安然公司，华尔街许多最强大的投资公司都因为欺诈行为而尽数落马。泰科国际公司（Tyco）、世界通信公司（World）、阿德尔菲亚有线电视公司（Adelphia）、奎斯特通信公司（Qwest　munications）、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Arthur　Andersen）都卷入了丑闻。这种情况证明安然丑闻不过是公司高管精心设计的巨大骗局，目的就是为了欺骗投资大众，劫掠他们自己公司的真金白银，让员工的养老金破产。他们阴谋操纵市场，让整个社会因此一蹶不振、元气尽丧。声望很高的金融分析师们的本来职责是为公司股票提供公正的评估，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设下骗局欺骗公众，是因为他们的公司要么准备参与该企业的证券业务，要么希望作为证券包销商涉足企业经营。华尔街公司和它们的同谋公司为自己辩护的托词极尽诡辩之能事，其目的是为了掩盖安然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的阴谋诡计，让他们成为与菲利普·阿诺德和“沉默的”约翰·斯莱克一样优秀的后继人。在公司“翻了白肚”的时候，前25家破产大公司的内部人士依靠销售股票和企业红利获得了33亿美元，然后卷款潜逃了。直到人们披露这些公司的造假骗局的时候，才发现那些自我标榜为史无前例的经济先驱者、甚至于经济*的先驱者的人们，他们的骗术足可以与赛乐斯上校或者爵士时代热衷于“新时代”的骗子们的骗术相媲美。
　　可是，尽管两者的相似性令人寒心，社会公众对于华尔街的违法活动依然保持沉默，这超出了我们的预料。特别是在胡作非为的规模如此巨大，而且它们与股票市场内部崩溃有着紧密联系的情况下，这种沉默的确出人意料。事实上，在安然公司的丑闻最初被披露之后，丑闻公司隔三差五地陆续浮出水面，人们的脑子都麻木了。当然，和1929年市场崩溃的严重后果相比，华尔街逃脱了人们对于它出卖公众信任的严厉责难。立法机关做出的唯一反应就是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Bill），仅仅是要求证券行业披露一点点以前用不着披露的信息。有些华尔街商号因为行为不当而不得不支付了巨额罚金，一些公司高管和财务主管最后倾家荡产并且锒铛入狱。但是，举例来说，没有人要求更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这是罗斯福新政中最重要的金融监管与投资保护法令，它能够防止同一家企业内部的商业运作部门与投资银行部门产生内在的利益冲突。恰恰相反，1998年这项法令被废除了。这发出了一个信号，举国上下醉心于自由市场的势头方兴未艾，而自由市场观念早在里根时代就已经落地生根了。政府对于信息时代的“金钱托拉斯”也没有展开正式调查；与20年代几乎降临到威廉·杜尔或者投资组合管理者身上的灾难相比，今天甚至人们的道德义愤都显得不温不火。实际上，刘易斯·拉普翰姆（Lewis　Lapham）在《哈珀氏杂志》上把政府的议事日程描述为一种“阶级斗争的行为……不是愤怒的穷人拿着麻袋洗劫富人的豪宅，而是受到委屈的富人把放肆撒野的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