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日本的遗书-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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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的患者所进行的护理。
而当我战后到南京,进到留在当地的日本陆军医院时,却看到营养失调的患者躺在那里。食物已经送到身边,患者面前放着已经冰冷的菜汤,嘴里含着半片面包——已经死了。当然,日本红十字会的优秀护士多得是。可是守在患者身边的护士却一个也没有。我从没有像那一刻那么强烈地感受到护理工作的重要。我毫不怀疑日本医学的前沿性,而且我也学过日本医学,可是我觉得一旦奉行官僚主义,即医生和护士过分忠于自己的职守,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医生超出自己的职责范围,出于特殊情况,自己进行护理,这种事也绝非没有必要。再说,对有些难以护理的情况,有时非医生动手不可,有时非有经验的护士长动手不可。还有一些情况,勤杂妇要更胜一筹。
再举个例子,教授查房时,要跟着很多学生。年轻医生往往不是很注意。其中有一个站在床边,用自己的腿一下一下地蹭床。别人觉不出什么,可是躺在床上的我可是被蹭得头晕眼花。护士长见状,轻轻走到那位医生旁边,侧过自己的身子挡了一下。这种细心令人钦佩。若患者是位美国大妈,肯定会歇斯底里地大声斥责;脸皮厚点的日本大叔,可能会说:“劳驾别蹭了,脑袋受不了。”本来,医生和护士就不是一个好职业:自己身体健康,活蹦乱跳的,而别人却是生着病,悲观失落。所以工作时,动作的把握是非常难的。
有关战后进行的改良,我注意观察了一下,方方面面都有进步。似乎违反社会之道、表面性的改良注定要失败;而即便有些离谱,只要照顾到了社会和个人的习惯,改良便会取得成功。就拿清扫工作来说,也有了极大的进步。走廊等处虽然勤杂工刚清扫过,一会儿工夫马上又会落上一些垃圾。对此,像商场里那样经常转转、随脏随扫,也就可以保持清洁了。还有像美国一样乐于擦洗各处的门、厕所和地板,这些小事儿模仿起来似乎很有趣。此外,到了查房时间,清扫工作也就做得特别细致,这是老一套了。上边管得严时,自然就会做这一套。我想要做到时刻保洁,不能靠监督和检查,只要担当者爱上这一行就是了。
关于医生我就省略不谈了。毕竟大学医院是为大学教育服务的,研究自然是第一位的。在这一点上,我想护士有必要弥补一下研究第一所带来的缺陷。
最后,因方才我提到了《白求恩医生》这一新近问世的作品,在此作一下简要说明。它讲述的是在这次战争中,被派遣到中国军队(八路军)的一位加拿大医生的事迹。他克服种种困难,从事医疗工作,不幸由于手上的一个小伤口感染,而患上了败血症,最后献出了生命。中国的小说家将这个故事写成了书,在日本也很快由青铜社出版了译本。
对于从事人道主义事业的护士们,我劝她们还是能够读一读这本书,读一读那位加拿大人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中国的共产党军队中挽救了无数生命的感人事迹。我正好手头有这本书,于是就在医院里给护士们讲了一下,特别是其中的医学性部分以及与护理有关的部分。讲到白求恩身死异乡的凄凉之处,大家都哭了起来,我也忍不住和她们一起哭了。
我住院三周,通过护士们的努力,彻底痊愈。在一个秋高气爽、碧空如洗的早晨,就像在医学杂志上的卷头画里时常看到的那样,在大家的欢送下,我走出了这所气派的大医院,坐上豆粒般的计程车回家了,脑中回想着井末、秋田、笹川等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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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中心的小偷——记一位护士的故事(1)
昨日住进来的是位着一身一高原东京大学预备校。——译注制服、唯独没戴帽子的患者。有十来位朋友相跟而来,都是一高的学生。患者长着一张方脸,脸色黝黑,由于高烧一脸痛苦之状。送他前来的那些人也都是中国留学生,有表情刚毅者,也有文弱书生、稚气未脱者。
把病人送进病房后,大家都像是松了一口气,不看近乎人事不省的患者,而是东张西望地打量起病房来,到了傍晚,一个不剩,都回去了。
圣玛丽医院实行完全看护制倒是事实,护士们进进出出地进行护理。第二天诊断结果出来了,病人被确诊为粟粒结核。
傍晚来了四五个朋友,有人询问病名,有人在患者身边为他代笔写家信。该患者是四川人,听说从这里到他的老家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事发生在大正五年,与有链霉素等药品的现在不同。护士长想到即将来临的该人的命运,把儿子送到远方留学的其父母的心情,再加上他虽说有很多朋友,可是毕竟身边没有亲人……她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垂危病人,不禁有几分黯然。
阿民并非与该病房有关的护士。她是去年刚进来的学员,是在报界及社会上小有名气的圣玛丽医院从女高毕业生中招进来的,所谓高级护士班的学员。
这个阿民见来了很多一高学生,就来瞧个究竟。这类事是为美国人所禁止的。从窗户探头往里瞧的阿民的视线,扫见了一位白净的方脸学生和生命垂危的患者的格外黝黑的脸。她窃笑了一下。阿民的这种无所顾忌的行为方式,在西方人看来,与日本女子的腼腆、羞怯、犹豫不决的举止迥然不同,因此很为他们所欣赏。至于这种刚强的秉性与西方女子又有些许不同这一点,西洋的护士长没有意识到。
第三天早上,护士长在办公室自言自语:
“这些一高的学生,让患者住上院就都放心了,也不来啦。”
护士长名叫塔尼夫人,在日俄战争中失去了丈夫。
听到这话,山本小姐接茬说:“要是突然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好?”
山本小姐也是新学员,不过年龄最大。她有点阴郁,似乎有某种特殊经历似的。
阿民突然冒出来,说道:“听说真正的同乡只有一个。”在这家医院,那时习惯上已经彼此称呼某某小姐了,可是阿民就被称作阿民。
“你知道得满详细呢,那么你说的那个是哪一个呀?”
“那倒不清楚,听人家那么说。”
就在当天下午,阿民顺着前面的走廊朝大门走的时候,从对面来了个一高学生。是她见过的人。走近一看,是前几天阿民从窗户往里窥视时看到的那个面色白净的人。阿民主动打招呼:“他的病很重呢。”
那个一高学生脸腾地红了,显得有些局促,仍旧默不作声地朝前走。阿民向右一转,跟那个人并排顺着原路返回了病房,一路上那个人一言不发。
“你有难处请找我,护士长也行我也行,我虽不是管事的,一打听阿民谁都知道的。”
说完就走了。
隔了一天,患者突然病情加重。护士长想问患者话,可是已经不能开口。一时大家都没了主意。好歹到了傍晚,会有人定期前来,大家就都盼着。
可是终于没有等到。患者在阿民为他诊脉时断了气。到了傍晚,朋友们几乎全来了——有人去叫了,所以同乡以及同住的人都来了。可是那会儿阿民却没有露面。
阿民毕业于东北大城市的女子学校。那是个教会学校,在当地很有名。由于阿民的家族原是伊达藩士,还是信徒,因此,从小就很受宠,做事也是我行我素。因是剑客之家,世世代代都是女系,她有着严格的母亲和老实的父亲。由于在强硬的家长身边不得不低声下气,所以女子学校就成了她发挥个性的所在。阿民学习很好,英语也好,什么都好,而且从小就侠义,对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将被开除的、和老师闹僵的孩子,她都没少帮助。可是每一次都既讨好了一批老师,也得罪了一批老师。在毕业仪式上她被指派读毕业致词。她不按老师所教的去读,而是用一种奇特的语调来读,博得喝彩,把毕业仪式搞得一团糟。西洋的校长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阿民毕业后回到家里,见母亲正紧锣密鼓地张罗自己的婚事,亲见母亲对自己子女的心思和态度,突然讨厌起来。碰巧当时听到了“圣玛丽医院招收女子学校毕业生,培训高等护士”的消息,于是就报了名,也不理会惊得目瞪口呆的母亲,更没把老实巴交、对母亲言听计从的软弱无能的父亲放在眼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离开了家。
供给中心的小偷——记一位护士的故事(2)
既没有吵架,也不是被父母赶出来的,可是阿民自打离开家,至今也没有去见过母亲。
进入圣玛丽医院之后也没惹过什么大麻烦。虽然不是很听话,也不是很懂礼貌,可是因为独放异彩,西洋人也对她很感兴趣,叫她阿民。不过有这么一件事:一次,有个护士出了点男女之间的问题,当该护士决定要做流产手术时,阿民制止说哪能干这种傻事,于是让其辍学,促成了她和恋人的结合。这件事虽然没有公开,可通过这件事,连比她年长的人都对她有了好感,因为她虽然年纪不大却很有主见。
圣玛丽医院有个供给中心。在那里,有各种配套的器具,都是消过毒的。用过的东西要送回这里来,有一点比较难办,那就是要对此进行检查,并记在本子上,这一点有些繁琐。
“所以说非女子学校毕业是干不来的。”
这句话是阿民说的。
那是阿民调到供给中心工作时的事儿。隔壁的房间里有个营养部,当时为了方便起见,营养部的储备品也放在一处保管。
那一天是阿民的生日,学员们几乎全都聚了来。她们工作时间之外也不大外出,因此经常是找个地方聚在一起聊天,为此常遭西洋人训斥。
不觉就到了夜里,叽叽喳喳的,谁也不愿意回去。连别的部门的人也聚了来。
“肚子好饿呀。”
一人开了口,大家都开始喊饿。
阿民从供给中心抱来了一大堆吃的。山本小姐、阿玉这些“女士”们立即下厨。一时间巧克力啦、加牛奶的各种饮料就都端了上来。真是什么奇特的味道都有。还有牛肉味的汤。清淡的、甜的、辣的、各种饼干也都上了桌。
这一忙活,宴会就过了十二点。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若无其事地回去了。减少的食物都是每样少一点儿,数量上看不出什么变化。
这事儿传到了总护士长的耳朵里。两三天里平安无事。然而西洋人的意见是,一向行为端正的阿民在缺少魄力的日本人中总是独树一帜,因此对她印象很好,可她却做出这么离谱的事来,实在不应该。所以决定星期一的晚上让阿民当场对证。
“何必当着大家的面羞臊人呢,我要睡觉。”
总护士长因为阿民以往曾多次同自己做对来博得别人的好感,所以这次就想把她打发回家。阿民从来不想那么多,想到哪儿做到哪儿,不考虑后果。
因此阿民星期一便睡下了。西洋的护士长来了。
“我病了。”
护士长也拿她没办法。
患者死后过了一周,前几天的那个留学生来找阿民,说是来拿患者的X光片。
“拿X光片又有什么用啊?”
阿民笑了笑说。
几天之后阿民收到了那个人用英语写的信。大意是这样的:“第一次在医院的门口看到你时,我宛如见到了圣母玛丽亚一般,你的头上笼罩着圣洁的光环。你的眼睛会说话,你的嘴像樱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