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日本的遗书-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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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川有问必答，耐心地给永田先生讲解了有关中国的事情。在永田先生的观念里，似乎中国现在正处于极度的不安之中。从前的大报一再渲染说在过去四十年间，中国是一个###的国家，对战后中国还没有做过介绍。因此他听了辉川的讲解颇为吃惊。
“看来我们是被蒙蔽了眼耳呀！”他说。
“那是因为你一味地相信广播和报纸。中国从甲午战争与义和团事件开始走了三十八年的革命之路。革命难免伴随###，可是日本的报纸却据此向国民灌输，说那是民族分裂、民族即将走向灭亡。日本通过维新改革尝到了胜利的滋味，但也因此误入了歧途，干涉中国革命，一错再错，欲害人结果害了自己。我们都为之惋惜，甚感同情。”
正当我为他得出如此结论而欣慰时，汽车到达了仙石原。我们在高原的树木林立间爬上平缓的坡顶，进入了被漂亮的树木所环绕着的山中别墅。门前写有“读卖庄”的牌子还很新。孩子们很是欢喜，辉川夫人虽然生得矮小柔弱，却也并没有因为一路上的汽车颠簸而吃不消。
初次见面的吴清源先生与我所认识的其妹果然长得很像。我们在二楼歇息。其夫人与辉川夫人一样，也是娇小身材，就算走进高师或者大学校园，也会被人认作女学生，没有学者之相。除了夫妇俩，夫人的母亲比我稍长一些，现在就是这三个人一起生活。
在二楼的套廊，美丽的枫树从外面探进来的枝条甚是好看。美丽的枫树不知何故只在日本可见。这叶子有着一种细腻的美感。往远处眺望，我不熟悉箱根的地理，据说山上蒸汽升腾的所在是大涌谷。
如我前面交代，我与吴清源先生是初次见面。不过，正如他在日本是无人不晓的天才，他在中国也是广为人知。至于战争，尽管日本国民受了报纸和广播的蒙蔽，但不管怎么说，总是日本做了不讲道理的事。中国人本来在安分守己地过自己的日子，日本军队却无缘无故地，甚至连借口都没有便攻打进来。中国人愕然了。就在这个当口，我在上海见到了从日本归来的清源先生的妹妹。我大胆地想象了一番：日本由于战争逐渐走向匮乏，日本棋院不会一直给吴开工资，日本的富人们不再往象棋上贴钱，报纸、广播也不愿在这一“室内游戏”上花钱，这样一来，吴的家人也只能回国了吧。至于这些想象是否切中实际，这次我也没问，也没必要问。我只知道，那时他们平安地住在中野。以后的情况没有听说，中野的家烧毁一事也不知晓。
这次我来日本，听说吴清源受到很好的待遇，甚为宽心。我无意论及在过去的战争中侨居的中国人所受到的麻烦。既然和解了，就要将过去统统忘掉而互相信赖。然而在战争期间所显露出来的根性，却因为已经显露了出来而无法抹掉。由于这所谓的根性容易再一次显露，故而要得到信赖，就有必要作出使其不再一次显露的努力。这一点应时刻记在心里。吵完架握手言和，举杯庆祝，用不了多久再吵，这种做法是要不得的。 。 想看书来
箱根游记——访吴清源（2）
有些离题啦。虽然偏离了科学和艺术的话题，关于爱惜天才的事，还是想说上两句的。
我们享用了老太太精心准备的午餐。山庄里没有孩子，因此两个孩子的到来给老太太和夫人增添了很多乐趣。他们身上兼有在家的顽皮与出门在外的矜持，很是讨人喜欢。对我这样的老者来说，要同老太太唠唠家常以及聊聊中国的事儿，小孩子在旁还是有些碍事的。因此，决定把闲谈往后放一放，今天就哄着孩子们好好玩上一玩。
等候多时的多贺谷先生露面了。他是读卖指日本的《读卖新闻》，此报一直支持围棋活动。——译注的老人儿，是吴清源的经理人。一问比我年长，故为老大哥。这样的人近来不多见。辉川称他为覆面子即隐姓作家。——译注。我因为不看报上的围棋报道，不知道这样的代名词。
我们在初秋的凉爽午后，全体出动去了湖畔。从车内所看到的仙石原令人十分惬意。较之我记忆中的二十年前的景观，树木增加了不少。远处道路通过山腰。我对清源说：
“要是有马就好啦！”
“我也和您有同感啊！”他带着会心的微笑说。我和清源都是南方人，却都很熟悉北方的马。“与您有同感”这个词，我从没用过，感觉在日本似乎也是到了一定年纪的人才用的高雅的语言。肯定是由于从小就置身棋界，所接触的人都比自己年长，所以才使我们清源所用的语言变得老成了。如今在中国，棋也衰落了。因为进入半殖民地状态之后，知识阶层也难以安闲度日了。蔡元培曾经劝慰大家专心于革命，说中国的古董固然重要，但是眼下我们不必顾及这些，散落了将来再拾起来就是。我们希求彻底的革命，故而如今先于日本在亚洲扎下了根。眼下日本正在处心积虑，恨不能摇起自己的岛国之桨前去与西欧合流。我坚信有朝一日，日本一定会回归亚洲的。
多贺谷向我详细讲述了清源的经历。他说：“辉川不赞成吴先生去台湾旅行。”我听了，很赞成他的慎重，说道：“我也这么想。”
到了湖###。这里有一些只有房顶的小房子，房顶涂着油漆。这便是用来烘托登山气氛的露营点。真是有趣。我们成了湖上之人，坐上了乘客稀疏的游艇。对于湖，我感慨颇深。迄今为止我接触过中国众多明净的湖。日本的湖大多比较深，且位于森林之中，因此幽暗神秘。
孩子们对这个轮船感到很新鲜。对大人们来说也很新鲜。老太太给他们穿上了绒线衣。最上层甲板的客人只有我们这一大家。呈现在对面的原箱根宾馆的盛况，使我不禁想起记忆中那只有一个红色牌坊的昔日景观。
所幸，我得以徒步走过旧关口，能够亲眼得见其地形，从而引发了我对破关一事的思考。我想，人类有着争斗之本能，有着掠夺、杀戮之本能。而作为政治，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抑制这本能，一种则是煽动这本能。
同孩子们做草叶笛，走累了再坐上汽车，就这样终于回到了山庄。之后，我们抄近路进了名叫俵石阁的温泉旅馆。我体验到了近来时有耳闻的温泉之乐趣。来日本以后一直没有那个闲暇。我对多贺谷先生说：“今天，我也是来日本以后第一次过上了堪称悠闲的日子啦。”他把这个旅馆当作常住之地，好像还在继续编辑清源的棋谱。他对清源的事儿非常上心，着实地道可靠。在中日关系决非完善的眼下时节，或许对清源的爱惜还会让他再一次被卷入时代的激流之中。想必他会慎重从事吧。
我们美美地睡了个懒觉，第二天为了去坐孩子们没坐过的早云山缆车，又出发了。老太太为我们做的饭团子沉甸甸的。
好在所到之处夏客都已退去，很是清静。国立公园很是漂亮。当然不乏显贵们的清幽的别墅，而平民百姓则做了公共汽车与观光业的饵食，税款变成了柏油路吧。或许想这些事情会很扫兴吧。由于不去想这些而一味地工作，所以日本人的勤奋备受嘉许。
缆车漂亮而有趣。孩子们以往只在画本上见到过，这回第一次见到了真的。孩子们的母亲言道，在画本上见到缆车的孩子，有几个真能见到实物呢？母亲们往往能想到一些有趣之事。
清源夫妻俩是一对好夫妇。辉川敦促我们两家相见。他视吾等为“有常识之中国人”而发表中肯之见。他揣测，声名远播的“吴清源”恐已厌倦了与名士之交，故以此贫士相荐。如今日本对国人而言亦为“乐园”，有各类中国人来此。尽管事实上都是“有常识之中国人”，却由于各种力量的作用，成为了形形色色之中国人。我们是在日本容身的“善良的市民”，对民主日本最为善意之人。如果日本国民一如既往地笃信报纸、广播，可能什么也感知不到。费泽斯通先生也对我的妻子讲过，他说，你们对日本做了贡献，对日本来说是可贵之人。然而，一般的日本人却并不欢迎我们。这是军国主义时期教育的结果。
又有些偏离正题了。身着立领麻布衣装的吴清源不管怎么打量，在国人中都属于不知贪污为何物的“忠厚人”类型。如果从他身上除去那一点优雅之气，也就同从前来日本做卖伞生意的福建人没有什么两样。而与之分属不同类型的夫人，则是我们所敬爱的那类日本女性。
我们乘电车下了早川谷。树木更加繁茂，坐飞机时从上空俯瞰大地，就像深海之底。与此类似，沿山谷下行时，就像突进地狱一般。我们在官之下辞别了主人一家。
我们到了小田原，辞别了永田之后，上了火车，与两个精神头十足的孩子分吃了冰激凌，与辉川一路无话，同行至江户川畔。我们两家一家住在河的左边，一家住在河的右边。
1951年1月29日，于千叶大学医院
变异开放的兰花——记一位护士长的故事（1）
初识她是在我所主持的热带医学月会上（所以这里讲的是发生在台湾的事）。台北保健馆的王馆长说自己身边有一位很风趣的女士，说是此人新近由美国归来，在他那里任护士长，培训公共卫生护士，有着一流的见识，并建议邀她到我们的月会来。我们都表示赞成，决定同她座谈一番。
会上我见识了什么叫伶俐。她所讲的是多伦多的护士培训，是我们搞卫生这一行的人所熟知的事儿。不过可惜的是，关于面向美国黑人的恩惠医学与迄今为止在台湾实行的日本式温情医学，她没有发表任何见地，而是以“护士要有效利用医师，尽最大职责护理患者”这一意见结束了讲话。听罢让人觉得仿佛医师成了为女主人修理枝形吊灯的电工。我们这个月会的参加者个顶个都是医疗卫生方面的前沿人士，是做新规划之人，故而听人把在那边学到的东西搬到这边来讲述，都唤不起谈论的兴致。
过了不到半年，听王馆长说，她调到大学医院做领导去了。我负责管理大学的医学研究所，对大学医院的事情不甚了解，特别是上了些年纪后，为预算、人事安排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暇了解年轻人中发生的事情。不过，尽管我在护士之中没有朋友，又并非听她们诉苦的角色，传入耳中的抱怨之声却渐渐多了起来。
她们这些伶俐之人注意不到理论，却善于观察所谓的空气。说得简明扼要些，即校长（指总长）有如此考虑：台湾的医生人数虽在日本殖民时期有所增加，但因大学医院是唯一的大医院，来自内地的官员都集中到那里就医。这样就有必要迎合他们的习惯。大学医院按照以往惯例，实行的是日式教授权威医学模式，因此，医院必须由以病症为本向以患者为本进行转轨。来这里的患者都喜欢原来的欧式医院，不喜欢日式，像什么口叼烟卷、留着学者发型的医生以及一副幼稚平庸之相的圆脸护士们凑到一起嘻嘻哈哈的现象，都必须改革。校长见了女士一谈，两人不谋而合。自古以来，中国的当权者一旦发现能替自己做出成绩的人，都会对之加以重用。于是，校长将原为医学部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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