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日本的遗书-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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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所谓的民族言行也是相当的不同一般。最厉害的要数所谓的外交辞令。尽管精通那个国家的语言，仍要让人翻译；即便没到那个程度，还是时刻注意自国与别国的界限，时刻意识到听者是别国人，说者是自己国家的代表，所以无论如何要穿制服。一旦脱掉了制服，作为外国人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
我讨厌制服。可是这次来到日本，人们却在我身上看到了无形的制服。我应邀参加了两三次座谈会。我很窘迫，讲话也不能随心所欲。会后，领到了装在信封里的一沓钱，我很惊讶。以前从没经历过这等事情。我既感过意不去，又感盛情难却，不知如何是好。不久我又应邀参加了一个不发钱而是免费喝啤酒的###。心里轻松了许多，标示异国身份之上下身和服有如塑料一样透明得不复存在。其后便开始有人邀我参加交会费的聚会，到老朋友家做客。我变成了单衣和服内配短衬裤的打扮。
有记者登门来了。我在记者面前从不失敬意、不摆架子。我恭恭敬敬地接待他，并谦卑地允诺说：“几天之后给您写。”可是对方并不那么想，说让我马上写篇有关临终之苦的稿子。仔细一问方知道，对方有一个编辑计划，标题和字数都已定好。于是记者便带着受命占领某个高地的、勇敢的日本军人曾有的那股劲头儿，来到我这儿。他从包里取出面包，开始了持久战。我吓了一跳，慌忙做了咖喱饭端上来。他的热心和不辞劳苦让我感动。不过写完了别人的临终苦痛，自己怕也离临终不远了。何况距离临终还稍嫌早一点。在这一点上日本的报纸杂志未免有些欠考虑。抢新闻倒是够机敏的，可自己的脑子却并不怎么转弯。
我对他说，因为你是第一个来，下一次我动笔之时，一定通知你。可是不知是不领此情，还是下一次就用不着了，他走的时候一副很沮丧的样子。送他至树丛中间时，我感到无比歉疚。
我又接待了下一个记者，没等他开口，我就把前一个记者的历史说给他听。按理听了之后，他就不好再开口，不料他也是忠于职守，又很直率。我折中考虑，决定虚构一篇小说与他。可似乎他拿回出版社，没有说这是虚构的小说，结果假的成了真的。
我虽已改穿单衣和服内配短衬裤，可因为又开始往返于国立医院外科就诊，说实话还没有体味到居住在日本的欢娱。这时，我的老相识和木氏来了一个稿约，说是让我写篇《近来的日本》之类的东西。这回我没有穿着制服讲话的必要了。只是我摆脱不了写小说的秉性，似乎就喜欢编瞎话，写不出正经的东西来。即使写了，想来也不会合乎近来大谈理性、满脑子都是文化的日本人士的知识品味。以前理论在日本不大见得到，如今就连电车里的姑娘们都在读些艰深的书，讲些艰深的话。所以，说是《近来的日本》，我干脆给他写一写东京的观光好了。
往返于外科就诊期间，见到一位男士头顶长了个疖子，医生将他的一头美发剃个精光。结果该人沮丧得要命。原来该人的职业是总理府官员。我原想推个光头在日本人本是常事，根本算不得什么，却原来如此，看样子在日本就是喜欢讲求一律，一声吆喝足以左右一切。假设大家都剃了光头保护总理，该人肯定也一样会因留着头发而感到难堪。 。 想看书来
近来的日本（2）
群起耍蛮的学生倒是看不到了。不过上了电车，就能看到学生帽如皮鞋般发亮的学生。我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涂了什么才那么黑亮呢？莫非鞋油不成？
擦皮鞋最多的是在永乐町的铁桥下，排得长长的。皮鞋这种东西甚是奇怪，非要将它擦得光亮可鉴不行。我在电车上见过用自己的裤腿蹭皮鞋的人。还有人不知道我在盯着看，而用电车的靠垫擦皮鞋。有些地方还有拿着写有I am deaf小牌儿的擦鞋者。
I am deaf，这真是个高明的想法。我想要是自己能借过来挂在胸前招摇过市该多好。孔夫子也是一切恶事皆不闻。他想吃肉可是不想看到屠宰场面。故而将厨房造得远远的，免得听到杀鸡的悲鸣。
要让被杀者意识不到被杀，也有办法。从前我们国家大量存在的买办阶层，便是对我国的国民敲骨吸髓，而自己大揩其油，彼辈的民族良心被彻底扼杀了。这一次我算是亲眼得见。那是在一家名叫OS的店里，在专供外国人用的电梯前，有一对衣着讲究气质高雅的夫妇，为了要乘电梯而在那儿费口舌。原来只有尊夫人自己是那边的国籍。我试了一下我的威力，朝前迈了一步。这时身着漂亮服装的男侍，对着我寒酸的衣着和一个月未理的脑袋，礼貌地问了句：“是外国人吗？”我就像刑警在强盗面前一晃警察证件一样，出示了我是外国人的证据。他冲我鞠了三个躬。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从前在我们国家，只为了多挣几个钱而在主子面前卑躬屈膝的此类少年的身影。因此，我对这类少年感到说不出的怜悯，所以再也没有去过OS。我们国家从前有的东西如今在日本都有了。
从前日本有的东西如今在日本也都有。一个知心朋友带我去的地方，是新桥的一家名叫“今朝”的店。“今朝”，我思忖了片刻。噢，记起来了，就是当年我在日本时去过的牛肉火锅店。没想到如今那儿的店主竟是我昔日的好友。记得那一次花90分钱吃了一份牛肉火锅，喝了10分钱的玻璃小瓶装的酒。那个小瓶就像现在车站上卖的牛奶瓶一样，带一个小的豆粒般的软木塞。那一次，出了“今朝”，摸着黑儿走到了新桥的岸边，才猛然发现再迈一步就要掉到沟里了。那时新桥已经有了车行道和人行道，由于桥面很窄，沿着人行道朝前走简直就会掉进河里。
上一次在新桥车站下车时，走在混凝土的桥面上，木屐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打雷一样。穿皮鞋的人根本看不到。火车仿佛小箱子。在东京住上一段时间，知道了新桥是外濠站的终点，那附近有一个虽然不大、但房屋都很洁净的小镇。当时人们称之为时尚房屋，经常能看到一些小姑娘用水桶提了水擦洗门厅。那个小镇如今哪里去了，我还没有打听；我在那附近走了走，有羞花之貌的姑娘如今也看不到了。
姑娘倒是满大街都是，都穿着漂亮的洋装，看惯了觉得非常之美。不过看报纸上却说日本人的西装打扮很难看。这纯属那些忘乎所以的亲美之流的信口雌黄，切不可听他们胡说。这些人无一人穿过时的服装，以及带补丁的皮鞋。洋服也是刚做不久的，鞋子说是猪皮的，其实都是羊皮或绒面革的。保护并领导日本国民一路走来的政治家真是了不起。听他们口口声声“战败战败”的，据说已经在酝酿签订史上少有的所谓和解媾和条约了。
早年日本有的东西如今也一样不少，即：从前只经营和服衣料的三越布缎庄，挂着写有“开往板桥”的牌子的御茶水桥的铁道马车，浅草的商店街，武藏野的景色，隅田川的游泳场。即使在战后风潮中，布缎庄的门帘为狮子所取代，铁道马车变成了无轨电车，游泳代之以海水浴，可是日本精神丝毫不会发生改变，就像即便富士山脚下布满了烟囱和输电线，富士山顶还是依然如故。
不过那却是极其可悲的事情。在我看来，总觉得所谓的民族性格以一种根性遗留下来，而且对外来的无谓的模仿亦为时过早，对将来亦丝毫无益。中国经历了极度的贫穷与奴隶化，而日本幸免于此，正因为如此，在重建上需要另一种艰辛的努力。
东京观光写成如此模样，实在抱歉。
原载日本《新文明》杂志1951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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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日友好
一
今年春天，我不幸接受了做中国文学课讲师的差事。事情赶到这一步，我虽然为自己不胜任这一工作而深感愧疚，可是又别无他法。
似近且远，似远且近的在日本的中国文学课。
这次我到日本后，很快便见到了《四世同堂》、《虾球传》、鲁迅的研究以及《金瓶梅》的新译。而且，自那之后，又陆续有丁玲女士的几部作品以及《白求恩医生》、《原动力》、《引力》、《新儿女英雄传》、《李家庄的变迁》等著作的译本问世。
紧接着，我又与身为中国文学专家的众多前辈以及朋友见上了面。未谋面的诸位先生出于惶恐还未拜访。尽管文献、学者如此众多，可是不知为什么，中国文学对于日本人整体而言却是极其疏远的。
其缘由倒也是明显的。
日本古代采取“中国文化一边倒”的态势，而明治以来，转为“西欧文化一边倒”，从而将以往用在“中国一边倒”上的力气倾注到了西欧上面。
不过对于业已搬来的中国文化，并未全盘扑灭，不仅在汉学者和东洋史学领域那里继续保留，而且还将其留在了忠君爱国教育及诏书之中。因此，古老的中国文化，只有其表面部分还与日本人的生活保持着某种关联。
明治以后，日本采取“西欧一边倒”，一方面进行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与此同时，现在的中国成了他们蔑视的对象，没有了了解的必要，这样一来，中国现今的一切就与日本的大众隔绝了。对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新文学，除了“浪人”所介绍的魔都、鸦片之类的猎奇事物以外，便别无所知了。
对西欧文化的倾倒，其结果是，从十一年前的偷袭珍珠港之后，日本又被列强给一脚踢了出来。然而，现如今，说来也怪，就像从前我国那些宁可割掉自身某个部位，遭到旁人唾弃，也要去当个宦官的人一样，被踢出来的日本依然毫不死心地哭着喊着想要再度追随列强，从而置大众于鲁迅所说的“想当奴隶而不得”的境地。
在这种现状下，中日难以实现友好。而且，以这种接受姿态，我一个“彼国之人”，担任讲师，讲授中国的民族文学，此事实属不易。
昔日布朗登氏作为外籍讲师，像是留下了极多业绩，而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态势一开始似乎就与西欧文学迥异。不过，我暗中了解了前任冰心女士的讲课情况，听说其介绍新中国，颇为公正客观，又很热心，说是这回要离开日本，于是轮到了我头上。这就是前面所说事情之缘由。
在日本的此等环境中，向日本大众传授表现中国人民被压迫的苦难、三十八年革命的艰辛以及此次终于站立起来的伟大力量的文学——在我看来，需要更大的人物方可。
以前，也曾有过请鲁迅来日本讲学的念头，只是一来鲁迅自身可能也不便前来，再者日本方面时机亦不十分成熟。就此次之事，要报答抬举我上大学讲台的诸位之厚意，我期待着能按照中国人民的意愿，派送最好的讲学者过来。然而，当今的日本领导层，不愿看到日本民众与中国人民修好，不希望他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人民的生活及其文化，不希望中日互助合作。若他们执意捂起眼睛不瞧中国，那么我的这一理想还远不能实现，我也只有和愿意认真研究中国的学生一道，排除种种障碍而前行。
回头看一下日本的报纸和杂志，分配给中国文学的篇幅也是少得可怜，在大报上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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