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日本的遗书-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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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他的行动是受潘汉年领导的。
　　五。举家逃离台湾飞赴日本
　　史料还证明，抗战胜利后，陶晶孙曾立即协助潘汉年，把日本医院的贵重物资秘密转运到苏北新四军军部。
　　1946年，陶晶孙经潘汉年批准，加入国民党接管大队，渡海前往宝岛台湾，参与接管日军留在台湾的重要战略物资，此后留在台湾生活。（陶瀛孙语）
　　据陶瀛孙介绍，陶晶孙与潘汉年的已知工作联系，可靠材料即如上述；曾有小报根据想象演绎成大段离奇故事，则纯属虚构。现存史料尚无法揭示陶晶孙在台湾的具体工作状况。
　　据陶晶孙的家人回忆，陶晶孙抵达台北后，便由友人、国民党政府卫生部长罗宗洛亲自保荐，参加了接管台湾大学等工作，并出任台大医学院教授与热带病研究所长。
　　转眼就到了1950年初。
　　正当陶晶孙在台湾大学等处忙忙碌碌之时，中共台湾地下省委书记蔡孝干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中共情报网打入国民党上层、高居国防部参谋次长要职的吴石（后被枪毙），和以台湾大学医学院助教为掩护身份的中共台北地下市委书记郭秀琮（后叛变），以及中共华东局驻台女机要联络员朱枫等潜伏干部（朱枫壮烈牺牲于台北街头，现已由国家安全部公开追认为烈士）……这一系列恶性事件，导致台岛发生了针对左翼人士的持续性大捕杀。

奇人与奇书（5）
警车日夜呼啸、血案不断之际，一位消息灵通的远亲紧急通知陶晶孙，他的小儿子陶易王因为参加反独裁的左翼学生运动，也已被列入逮捕名单。陶晶孙早已严厉警告小儿子：“绝不能图一时痛快暴露自己，你一旦被捕，对革命不利！”（陶易王语）倘若陶易王此时被捕，暴露的就绝不是他一人。
　　陶晶孙感觉危险正在逼近，遂立即以赴日本参加学术会议为名，向当局申请只身离开台湾。事实上，他走关系购得五张往返机票，而后迅速带着弥丽和三个儿子，举家飞离台北。
　　据陶易王回忆：“逃离台湾，一切准备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为了制造假象，家中一切照常，就像是只有父亲一人出门似的。来机场送行的人看到我们全家上了飞机，都很吃惊。父亲在起飞之前，一直担心会被扣押。”
　　六。撰写不朽遗著，在日本与鲁迅意义同等
　　陶晶孙一家飞抵日本东京后，即调用得力的社会关系（据说曾得到某些具有正义感的帮会人士帮助），转移到郭沫若与安娜夫妇曾居住的市川市，被那里的亲友妥善保护起来。
　　政治空气稍缓之后，陶晶孙便由著名汉学家仓石武四郎等文化名人举荐，出任东京大学的中国文学专业讲师，那是冰心女士返回新中国后留下的空缺。
　　于是，陶晶孙在东京一边教学，一边行医，一边写作，恢复了安定生活。生###漫的他，甚至没有忘记托人去台北家中，取回那把古色古香的大提琴。昔日在博多湾抱洋阁，他曾用这把大提琴为邂逅而热恋的日本姑娘弥丽演奏巴赫；如今，他想用笔和提琴，消解自己心中郁结的忧愁——他们这一家人，不知何日才能返回已出现新气象的中国大陆；虽然他已与新中国取得联系。
　　陶晶孙用日文写作更胜过用中文。他的日语雅致温朴、清淡灵动、幽默有味，且富有生活气息，蕴含种种日本趣味，其笔墨之娴熟老到，据说连一般日本作家也难以企及。因此，他在日本一公开露面，便被各家文艺报刊的编辑记者包围，要求赐稿。
　　二战以后，中日民众之间出现了巨大隔阂。如何增进中日和平友好，并促使日本民族反省自己的价值观等，已是国际性大问题。陶晶孙决定以一个热爱与了解日本民族的中国老朋友身份，与战败后情绪激动不安的日本民众，特别是文化界人士，像拉家常一样谈谈这些问题。
　　他夜夜盘腿端坐在顶灯照耀的榻榻米上，以活泼温蓄的散文笔调，从闲谈生活小事入手，说出他对日本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的优劣评判。
　　由于他持着善意的规劝立场，又深知日本的民族心理与文化情趣，即便讽刺挖苦日本人的缺点，也能引出读者的共鸣。譬如，他针砭日本人狭隘与小气，就以开玩笑的写法，猜测一位被他借用了小提琴的朋友，正提心吊胆地唯恐小提琴会被损坏。又如，他批评日本人习惯机械地模仿强者，却不富有自我判断与原创精神，就以大多数日本人弹钢琴喜欢刻板模仿著名艺人而沾沾自喜为例。
　　这种把大哲理蕴含于生活小事的写法，搔到日本民族性格痒处的深刻批评，借着日式优美散文特有的感染力，顿时获得日本各界读者热烈欢迎。
　　出众的文笔、德性与思想，使陶晶孙身边聚拢了大批日本进步文化人。这给流寓日本的陶晶孙带来极大的欢愉。在日本作家鼓动下，陶晶孙不断为报刊撰稿，并在多处发表演讲，积极建议日本民族以良知看待中日关系、日本前途与世界未来。
　　战后陷于悲哀与迷茫的日本知识分子，纷纷把陶晶孙视为善良、公正、理性与和平的化身。
　　不少日本著名人士至今感佩地说：“陶晶孙确定了我一生的和平建国方向”；“充满知识良知与高尚情趣的陶晶孙，是这一代日本人最敬爱的作家”。
　　日本德高望重的文学评论家伊藤虎丸先生，这样评价陶晶孙的日语散文：“超越了狭窄的中国文学研究范围，对日本文学和思想给予影响的中国作家，除鲁迅而外，陶晶孙是唯一的人物……他对日本的批评，使有良心的日本知识分子，在被焚毁的废墟中和对侵略战争反省的基础上，树立了建设新日本的决心，也树立了超越党派和专业的广泛共识……亚洲的知识分子，理应到鲁迅和陶晶孙那里谦虚学习，从内心深处接受他们的忠告……为了构筑真正的友情，必须首先发现共通的精神与文化目标。鲁迅和陶晶孙所提出的，正是日中知识分子如今共同面临的课题。”

奇人与奇书（6）
日本著名作家奥野信太郎先生则盛赞陶晶孙的日语著作，是“一本应该反复阅读的书……这里蕴藏着陶氏特有的激情，任何时候都充满轻快的幽默和微笑……还没有见过对中日关系如此深刻剖析并富于教训的文章……真可谓警世的文学，为世上有识者共同瞩目”。
　　日本著名文学家草野心平先生指出：陶晶孙在“发生大悲剧的时代，从亲身经历中产生出崇高良知，献给日本读者以横跨两国的哀伤与激动”。他的日语著作，将永远激励日本读者思索与进步……
　　1952年2月12日，陶晶孙因患肝癌不治，在市川病故，年仅五十五岁。爱妻弥丽守候在他身边，陪伴他走完了坎坷而非凡的人生旅程。
　　陶晶孙终于未能如愿返回他眷恋的祖国。根据他亲友的意见，他的骨灰一分为二，分别安葬于市川市公墓与东京青山无产阶级无名战士公墓。市川市公墓黑色晶莹的墓碑上，刻着陶晶孙手写的两句诗：“台风从井里起，洪水从沙漠来。”
　　为了纪念这位唯一留身于日本的中国杰出作家，经日本作家们倡议，弥丽夫人参与选编，1952年当年，便由创元社推出陶晶孙日语文集《给日本的遗书》（收编虽不甚完整，却已可反映全豹）。仓石武四郎先生用一句话，说明了出版初衷：“如果书籍也可以像酒那样分级的话，它可以说是特级书了。”
　　多年以来，《给日本的遗书》在日本读书界形成独特而巨大的影响。不少读者把它奉为“案头必读”。一些文科学生则把其中的美文当作辅助教材来读。
　　1995年，日本东方书店又将《给日本的遗书》第三次出版。伊藤虎丸先生在充满感情的长跋中，再次指出它对日本健康发展与亚洲和谐共进，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同时他恳切表达了对中国出版界的期待：“考虑到陶晶孙在日本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巨大反响和发生的深远影响，可能中国知识分子也会有了解他的愿望……真希望见到在中国出版《陶晶孙全集》，和他日语文章的中译本。”
　　七。历经五十六年，遗著译本在祖国问世
　　然而，《给日本的遗书》中译本出版过程坎坷而漫长。正如一句中国老话所说：好事多磨。
　　经弥丽夫人于1993年仙逝前亲自示愿，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5年首次出版了由著名出版家丁景唐先生编选的《陶晶孙选集》。其中绝大多数为陶晶孙的中文作品，仅收入晚年日语散文三篇（由陶晶孙在华胞弟陶乃煌医师翻译）。
　　《选集》出版前后，丁景唐先生与陶晶孙在国内的亲属等人，均曾多次呼吁翻译出版《给日本的遗书》，却由于散文既不好翻译也不易发行，始终没有一家出版社肯应允此事。
　　2001年，陶瀛孙老师再一次要求我助其一臂之力。
　　我岂有良策，便去禀告著名文化思想家王元化先生，请求他玉成此事。元化先生颇愿促成此书的翻译出版。但他作风严谨细致，详细询问此书各篇内容，见任何人都无法给出具体回答，便建议先找一个合适的译者，写出各篇梗概，以便研究、协商。但由于种种原因，此事被搁置下来。
　　陶瀛孙老师于病逝前，再次嘱托我这个愚钝的学生，一定要代她实现这一出版心愿。先师这个沉甸甸的遗嘱，简直成为我的心事。
　　我遂于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2005年），特撰一篇长稿，详述陶晶孙的非凡生平及其《给日本的遗书》，以期引起各界关注。后经元化先生在香港《文汇报》兼职的弟子协助，于该报分章连载，并立即获得良好反响。
　　我遂将这篇拙作连载稿赠送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吕晨。吕晨读后十分感动，遂向该社郏宗培总编力陈此书的出版价值。蒙郏总编明鉴，不久便确定了《给日本的遗书》的出版计划。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给日本的遗书》第一个中译本终于要在陶晶孙的故乡问世了！祖国没有忘记这位海外赤子。
　　这不仅可以告慰陶晶孙先生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告慰所有关注此书出版的中日文化界人士。
　　遗憾的是，已仙逝的弥丽夫人、陶瀛孙老师、王元化先生等人，都无法看到这个中译本了。
　　2008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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