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大传-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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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婴在军事斗争胜利中，及时立襄强为楚王来扩大政治影响，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葛婴是符离（治今安徽宿县东北）人，符离在战国中后期属于楚地。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楚国是灭亡得较晚的国家，也是一个对秦拚死抗争的国家。秦始皇灭掉韩、赵、魏三国，又降服燕国以后，就打算灭楚。他问老将王翦，灭楚需要多少兵马？王翦回答：“非六十万人不可。”王翦是久经沙场富有经验的战将，他深知楚国的力量及抵抗决心，认为非用重兵不可能征服楚国。而年轻气盛的将军李信却傲慢地说：“只用二十万人便可灭楚。”秦始皇认为王翦胆小怯敌，便不用王翦而任李信，给了他二十万兵马，让他率军灭楚。李信开始取得一些小胜，便骄傲起来。楚军乘机进行反击，急行军三日三夜，在城父（治今安徽亳县东南）攻入秦军营垒，斩杀秦军七都尉，秦军大败而归。在事实面前，秦始皇承认了自己的失策，重新起用王翦，让他率六十万人马，又一次进攻楚国。楚国听到王翦率军前来，也倾全国兵力进行抵抗。富有经验的王翦却坚守不出，不急于与楚兵决战。楚兵多次挑战不成，便向东撤兵。王翦见时机已到，便率领已经得到充分休息的士卒追击楚军，在蕲县南大败楚军，并杀死了楚国名将项燕。陈胜起义时，这场战争刚刚过去了十几年，在楚国故地上，昔日楚国的臣民仍深深怀念着战功卓著、爱兵如子的名将项燕。秦朝的暴政，令楚国昔日的臣民除了痛恨以外，更产生对故国的怀恋。如今，在这昔日秦楚相争的旧战场上，又燃起了新的反秦烽火，又响起了新的反秦呐喊，有什么能比“复楚”更具号召力呢？所以，陈胜在发动起义前，曾说：“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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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灵毓秀（3）
俗话说，英雄所见略同。葛婴、陈涉同为反秦起义领袖，其政治见解虽然略同，在利用“楚”旗号方面，葛婴要比陈涉更高明。陈涉利用的扶苏、项燕，是两个已故之人，只有其名，并无其人，时间短还可以，时间一长，必然会失去号召力。而葛婴立襄强为楚王，则在楚国故地树起一面人名皆具的实实在在的旗帜。聪明的陈胜也很快地明白过来，所以，当他攻下陈县（治今河南淮阳）后，便自立为王，号为“张楚”。
葛婴在楚国故地立襄强为楚王，不过是出于号召更多的人参加义军的政治目的，他听说陈胜已在陈县称王，便杀掉襄强，只身回到陈县报告东征情况。然而，陈胜对葛婴曾立襄强为楚王的事耿耿于怀。在陈胜看来，葛婴立襄强为王，说明他非等闲之辈，此人或者有深邃的政治谋略，或者有极大的政治野心。不论葛婴是哪种人，都使陈胜心中不安。所以，当葛婴一到陈县，陈胜立刻就把他杀掉了。
陈胜诛杀葛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葛婴在陈胜称王前立襄强为楚王，说明他很有政治眼光，陈胜称王后他又杀掉襄强，并亲自进见陈胜，说明他心怀反秦斗争的大局。葛婴的一系列举动，表明他是真心拥护陈胜的，并没有做对反秦斗争不利的事。陈胜在事业初起便同室操戈，实在是一件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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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景仰（1）
人的生命有多种含义，精神生命是其中之一。
著名诗人臧克家在他的《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一诗中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是说他的精神生命要大大长于他的自然生命。
当诸葛亮的自然生命已经结束的时候，他的精神生命却刚刚开始。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
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
很显然，从封建礼制讲，天子为至尊，诸葛亮不过一人臣而已，不能超越“礼秩”，为其立庙祭祀。最高统治者并未意识到诸葛亮精神生命的巨大潜力。
然而，蜀汉的百姓却不管朝廷的“礼秩”，因为诸葛亮在他们心中的形象是无法磨灭的。据史书记载，“汉中之民，当春月，男女行哭，首载白楮币上诸葛公墓，其哭甚哀”。这说明，诸葛亮的精神仍活在蜀汉民心之中。
二十九年之后，也就是蜀汉景耀六年（263），步兵校尉习隆、中书侍郎向充向后主刘禅上了一道表章，说：
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即诸葛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礼，以崇正礼。
后主刘禅批准了这道奏章，下诏在沔阳为诸葛亮立庙。这次立庙，虽然没有尽顺民心，将诸葛亮庙立于成都，而是立在远离京师的沔阳，并禁断私祀，限至庙中祭祀，但总算看到了诸葛亮的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看到了诸葛亮的精神生命在民间的旺盛生命力。
蜀中之人对诸葛亮的怀念爱戴之情，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有所减弱。西晋袁准著《袁子》说：“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唐人孙樵《刻武侯碑阴》说：“武侯死殆五百载，迄今梁、汉之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其爱于民如此而久也。”宋程大昌《演繁露》说：“世传《明皇幸蜀图》，山谷间有老叟出望驾，有着白巾者。释者曰：‘为诸葛武侯服也。’”明朱孟震《浣水续谈》说：“蜀山谷民皆冠帛巾，相传为诸葛公服，所居深远者，后遂不除。今蜀人不问有服无服，皆戴孝帽，市井中人，十常###，谓之戴天孝。”从西晋至明朝，蜀中百姓一直以各种方式纪念诸葛亮。当然，明朝时蜀人戴天孝的现象可视为一种服饰习俗，但这习俗的形式，源于蜀中人民对诸葛亮的深切怀念，是没有错的。蜀中百姓怀念诸葛亮，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治理蜀国时为政廉洁，执法严明，用心公平，以身作则，使蜀汉政权对人民剥削稍微轻一些，从而给了蜀汉百姓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这个现象，表明了一个已被人们说俗了的真理——为民众做出过贡献的人，民众永远不会忘记他。
怀念诸葛亮的不仅仅是人民群众，也包括历代的帝王将相、文人学士。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诸葛亮何以有这么大的魅力？
如果仅就诸葛亮建立和治理蜀汉的政治军事功业而论，他不仅比不上夏、商、周三代的名相，就连西汉统一王朝的开国功臣萧何、张良、曹参等也难以企及。但是，他凭借客观条件所能够给予的历史舞台，经过主观的奋力拚搏，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诸葛亮二十七年的政治生涯中，处处事事表现着一种更伟大、更感人、更具魅力的东西，而这种东西被一代又一代人所继承、总结、发扬，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
这种东西就是诸葛亮为政所反映出来的品德、人格和精神。
早在西晋初期，晋武帝司马炎就与给事中樊建一起讨论诸葛亮的治蜀特点。樊建说，诸葛亮“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司马炎听完后，不由得对这位曾经是自己祖父的死对头的人心驰神往，说：“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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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景仰（2）
在日本史学界评价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时，诸葛亮被评为十位杰出历史人物之一。日本英集社出版发行的十卷本《中国的英杰》丛书，《诸葛孔明》为第五卷。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对高中生心目中的十位英杰进行了一次专门调查，其结果显示，诸葛亮排名第九位。
两位研究《三国志》的日本专家野宏与中村直祯认为：“三国热”在日本历久不衰不是偶然的，人们对《三国志》推崇备至，视为珍品，是因为书中有宝。例如，刘备势孤力单，却能在豪强中取得立足点，开创蜀国，关键在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各项事业，如能效法刘备的爱才举能，就能以小制大，以弱制强，有所建树，获得成功。尤其是诸葛亮的治国、治军、用兵等奇才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对日本政界、商界、学界影响颇深。据说，时下在日本，一些员工为企业、为集团而奋斗，不惜“过劳死”的意识，似乎也是受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献身精神的影响参见1997年1月1日《光明日报》康贻红《日本：三国热不降温》。。
诸葛亮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忠于国家民族、自强不息、有彻底奉献精神的杰出人物。他的名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他一生的奋斗中，我们可以体会出“志”和“远”的深刻内涵，这就是国家的统一富强，人民生活的富裕安定，以及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为此诸葛亮终生奋斗不息，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这种崇高的奉献精神，在一切仁人志士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也使诸葛亮受到了人们的爱戴和景仰。从哲理上讲，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也可以变物质。人们景仰诸葛亮，必定学习实践他高尚的人格精神，而这种高尚的精神品质一旦变为人们的实际行动，便会成为一种强大的改造人类社会的物质力量。
据史书记载，当诸葛亮逝世时，五丈原上空殒落一颗长星。
然而，诸葛亮的精神、品德、人格，却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升起一颗永不衰落的恒星。（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