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心似火--兼论齐国的恣与累-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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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国歌舞盛宴不断、时有韶乐可闻的时候，秦国的音乐又是怎样的？说来今天的人不会相信，记载中堂堂的君臣宴饮歌舞，竟然是击着瓦罐拍着大腿，和着它们的节拍唱起来跳起来而已。可是这些参加宴会的人感到简陋了吗？非但没有，还照样处于兴奋激越和陶醉之中。按理说奢华之风是极有浸透力感染力的，从东往西一吹，几十年过去，咸阳人也就会扔了瓦罐的。可是事情远没有那么容易，在经历了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一切也就尤其理性整严，农业立国的保守性和坚固性，海风是难以吹进去的。
秦国在节制享乐的同时，精力财力也就更多地投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在改进农业和加强国防两个方面，用了极大的力量。商鞅是一个伟大的实用主义者，封建理性主义者，考虑问题始终围绕了怎样强大秦国这个中心，从不分散注意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国家兴亡的周期的局部，世界上还有什么会比实用主义更有力量？实用主义的切近性通俗性，都决定了它是最强有力的。特别是它的通俗性，可以使上到君王下到民众的迅速接纳和理解，也就是说大家都想尽快从中得到实惠。对比更辩证更复杂更长远的战略筹划，实用主义的战略和战术成本就要小得多了。
实用主义的反面是高瞻远瞩和华而不实，是近利远收和全局筹措，是瞻前顾后和情理双赢。比如同期的齐国正是威宣盛世，奢糜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富得流油并且因此傲视天下，不要说王公贵族，就连跻身临淄城的普通市民都极不谦虚，沾沾自喜，仿佛成了天下最阔绰最时髦的臣民了，其他地方都土得掉渣。这种情形，那个叫苏秦的燕国使者观察后有过一段美文，它将其好好描述了一番，其中有一句说临淄市民：家家都有多年积蓄，财富充实；人人意气风发神采飞扬。即所谓的“家敦而富，志高气扬”。有了这样的城市与这样的市民，一个国家的道路也就由不得个别智者的筹划了，它会固执地沿着自身的轨道往前滑行，最终到达一个可怕的地方。
齐国养士成风，建立有稷下学宫，那里集中了天下各种流派的大学者，又怎么会缺乏满腹韬略和眼光高远的人物？问题是这时候的齐国有了钱也有了势，已经极不冷静了，逆耳之言一句也听不进去。就这样，一个典型的东方大国矗立起来，国中还有一些富可敌国的王公贵族，这些人挟潮流之勇，是很能藐视礼法和成规的。在这样的国家里，不仅孔子不能久留，后来连孟子也要离去，再后来稷下学派的代表人物都一一消失了。虽然稷下学宫还在，但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变质了，不过是一个国家的花边、一种用来观赏的点缀品罢了。这时的稷下学宫与刚刚建立的时候，规模上看也许并没有太大的衰减，但内容上却早就掏空了。
这期间很快活跃起来的就是那些纵横家了。他们积极在两个大国之间游说，不是主张合纵攻秦，就是设法连横，打破这种联合，以便让秦国各个击破。反正有点像下棋一样，这时对手倒没有看棋的人焦急了，这些人没有观棋不语的雅致，恨不得纷纷上去移动那些棋子。站在齐国的立场上看，那个张仪也就不义了，他本来是魏国人，竟然入秦做相，将许多人辛辛苦苦做成的对秦国的包围圈打破，最后连横成功，让秦国在大国搏弈中胜了关键的一局。在秦国发展扩张的历史上，可能张仪的功勋仅次于变法的商鞅。
西方的秦国经历了商鞅的强盛之期，又有了后来张仪的连横功成，已经是一个雄踞西部的不折不扣的大国。而东方的齐国因为远离了秦国与其他诸侯国频频争夺的战场，有了更多喘息的机会，也就迎来了最后一个繁荣期。这种繁荣似乎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奢糜的物质主义也就大肆泛滥起来，如火如荼，达到了空前的境地。就此，齐国也即将迎来一个盛极而衰的历史阶段，走到自己命运的拐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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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强国之道还是祸国之道？
（见原书第六章之《冰冷的实用主义》）
终于说到了商鞅。这个因变法而强大了秦国，从而名闻天下的一代名相，是中国历史上永远也绕不过去的人物。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言说“儒家”“法家”成风的时期，有人就尤其推崇商鞅，大概也想在新的时代效法这个变法者，推行一种现代的严厉吧。商鞅的崇高地位是由变法而确立的，新法施行的结果就是让秦国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强盛。但是那个时期的秦国，有人非但不感激商鞅，而且还充满了仇恨。结果一代名相死得很惨，被车裂。秦国的另一个名相是更后来的李斯，他的手笔也不亚于商鞅，协助秦始皇搞成了一系列重大变革，但后来的结局也与商鞅差不多，被腰斩。
秦国的复兴依靠严刑峻法，这始于商鞅。在他变法之前秦国还很弱小，无法与其他六国相比。这时的秦国亟需一个铁腕人物，所以可以说商鞅是应运而生的。从变法的内容以及实施的过程上看，商鞅称得上历史上真正的铁血人物，其心肠之硬、手段之酷、效果之巨、结局之惨，都难以找到超过他的第二人。因为其出发点的确为了巩固君王的统治，为了使国势振兴，所以当时的秦孝公全力支持他，也像他一样铁了心。在商鞅来说，改革一旦开始就不能停止，因为那些世袭利益集团全是凶猛的拦路虎，会把他吃掉。那么或者是将改革之车越开越快，碾死这些拦路虎，或者是成为他们的腹中餐。商鞅横下一条心，果决异常，有点像赴汤蹈火。他使用的方式实在残酷，以至于被描述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天地”。然而这描述却并非夸张，记载中，反对变革者最轻者也要在脸上刺字，或者割去鼻子。他颁布的法律中有一种连坐法，是典型的轻罪重刑，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告发，同罪连坐，谁告发了“奸人”，就与斩杀敌人一样受到犒赏，不告发的就要腰斩。一家藏“奸”，什五同罪；如果客店里收留了没有官府凭证的人住宿，那么店主人也要与“奸人”同罪。当时实行了户籍制，农民不得外出，不得经商，一旦经商，妻女就得充为官奴。结果触犯新法的人比比皆是，有时一天就要处死七百余人。
所有法律条文直接而实用，毫不含糊，如关于军功爵位，开列了二十等，军功的大小则简简单单十分明了，就按战场上斩获的人头计。农业方面按收获粮食布帛计，凡从商和荒地破产者，妻女一律没收为奴。要求百姓以官吏为师，焚烧诗书；鼓励层层告发；只要议论政令的，全都视为非法之徒，放逐边疆。
由此可见，后来李斯所做的一切，实在只是学了商鞅。不同的是李期在统一了六国的更广大的土地上实行峻法，还可以让更加威猛的始皇帝为自己撑腰。所有这些残酷的、不可稍稍变通的法律，在治理国家方面当然是极度有效的。国家只要富强了，经济和军事搞上去了，制定法律和实施法律的人也就得到了根本的肯定，被封为伟大的变法楷模，民族英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谬误和偏见，其结症主要是因为判断标准出了问题，它过于单一、原始和简陋。在这里，经济和军事以及政权的巩固成了惟一的标准，而更为重要的一些指标，如民众的实际感受等等，却根本不屑一提。如果用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贵民的信条来看，民众是远远高于社稷和君王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商鞅的强国之道也是祸国之道。民不聊生，伦理丧尽，酷法无情，这就使秦帝国灭亡的种子在强盛的同时，也深深地播于地下。而商鞅这个改革者的目标也过于简捷，可以说是目无旁视，直取利益，一切以秦国的兴盛、以巩固国君的统治为准则。从《商君书》中可以窥见商鞅的铁石心肠，其中写道：一个读书的聪明人就会使一千个普通人不听话，怠于农事倦于战备；民众不推崇学问就会愚钝，愚钝了就不会外出交际，不外出交际联络，国家就会长治久安，等等。他设置了农村户口制，从此也就将农民永世固定在土地上。他甚至赤裸裸地说：农民一心一意种地才能朴实，朴实了就会老老实实住在一个地方，不再喜欢到远处去了。商鞅对于国家的专制和安定可以说花尽了心思。只可惜，这种机关算尽忠心耿耿，巩固的是一个家国，残害的是一个民族。
秦国自商鞅开始的冷酷刑法，已经成为这个西部农业国的一种文化，干燥生硬可怖，流布和发展下去，又有了后来的焚书坑儒、大造阿房宫的苦役、耗尽民力的长城。更不可不提的是秦二世时期，当时国内基本上已废除了殉葬制，可是残忍的秦国统治者竟然将那么多征调来的青壮修墓人全部活埋。他即便对于皇室内部也同样残忍，竟然下令杀尽后宫所有无子女的宫女，以及宗室诸公子、公主或大臣。
世界上的变法者代代不绝，凡变法就会有利益的重新分配，就会有流血。但如同秦国的变法那样残酷无情的，还不多见。同样，像秦国的变法者那样视民众如草芥、极度残忍的辖制者，也不多见。如此变法，国家之强大可以预期；但这种强大会付出难以言喻的代价，而且也绝不会长久。在其强大的表层之下，包裹的正是满目疮痍。原来这貌似强大的外壳很薄也很脆，是极容易被击破的。
残酷作为一种文化的蔓延和流传，是颇为历代统治者所喜好的。但凡是残酷也就会有同样猛烈的回报，就像秦帝国的灭亡一样迅速，像那些君臣的结局一样凄惨。这似乎也较为合乎天地人三者之间的伦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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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和精神的积累，哪样更难些？（1）
（见原书第六章之《积累之难》）
国势的强盛，财富的积累，这些没有任何人会反对，因此追求它们的欲望也就显得自然而然。一个人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一样的，都有强大和富裕的要求。在这不倦的不间断的追求中，往往也就用尽了各种办法。任何办法都要做出努力，任何努力都要付出代价，任何代价都要最终偿还。偿还份额的不同，也就决定了最后的那个目标有多大价值了。如果是得不偿失，那就索性一开始就不干好了。问题是这并非一眼能看得穿的小账目，而是一种历时几十年上百年、投入几百万上千万甚至几亿人口的历史大运算，不仅是加减乘除，连更复杂的函数开方之类都用上了，谁又能一眼看得透呢？于是只好向着一个看得见的目标奔下去了，不再小心翼翼地约束着自己的每一步了。
齐国和秦国都曾富裕得不得了，强大的不得了。前者曾经富裕而强大；而后者主要是强大，后来也相当富裕。它们的结局似有不同，但最终都国亡民衰，一片狼藉，血流成河。由不可一世到灭亡衰败的这个过程往往并不长，可是会极其痛苦，这不光是心理上的痛苦，而是直接肉体上的伤害和无情的杀戮。比如齐国的那些王公贵族，在敌方的蹂躏中生不如死，死也惊心。即便是国家内部的逆叛争夺也残酷得吓人，像齐闵王，竟然被前来援救的将军抽出脚筋吊死在梁上。要知道当年的齐闵王是何等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