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记忆60年·编年篇-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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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来总理走上讲坛作补充发言，立即引起各方注意”。周恩来从容不迫地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就这样，热烈的掌声将会前的“敌人”变成了会后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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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1955，天下民生（2）
这次会议最终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即《万隆宣言》），这次会议的健康精神又被称为“万隆精神”。
这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顾准在10月31日的日记里写道：
1955年，藉（借）着合作化与丰收，藉（借）着国际关系的新的动向，这看出来了，而且可以看到这一切是联系得如此巧妙，如此艺术，这是毛主席的亲自参预（与）与集体智慧发挥的结果。
总而言之，中国的事情还是比预料的要快些。可以看得清楚，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已有了丰富的生产关系的内容，合作化与工商业改造步调的加紧又给它增添了新的内容，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中期，我们国家的面貌已经有很大的变化，而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就会变成百花齐开的局面。
过多的兴奋会使人疲劳，因此决定今后一周内再不去想这些兴奋材料。
可是，这一年的“这一切”再加上悠扬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李向阳的英姿，金庸一试身手的《书剑恩仇录》，甚至美丽的《茜茜公主》，也无法“巧妙”或“艺术”地回避一个巨大的历史悲音——“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这次清查共触及2 100多人。但直至1965年才宣判，已是63岁的胡风被判有期徒刑14年（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6年，监外执行（1966年分别在天津、上海判处阿垅、贾植芳有期徒刑各12年）。胡风彻底平反是在33年之后的1988年6月，而胡风已于3年前的1985年6月8日在北京病逝。
顾准在11月16日的日记里记下自己对生活的感受：
料想不到在进入40岁以后，才懂得生活，懂得文艺，懂得爱孩子。
让我充分地领略一下生活吧——就是在今后的工作中也要懂得生活。懂得生活是重要的，这就可以避免做怪人。
然而，胡风在这一年是无法做到了，而顾准本人在两年后恐怕也很难做到了。
这一年最后一天的下午，据北大中文系54级的张元勋回忆，当时全校已经沉浸在迎接新年的浓郁气氛之中，北大诗社成员、中文系的才女林昭（原名彭令昭）还在印刷厂的办公室里对《北大诗刊》（1956年新年专号）的清样做最后校对，而后签字付印。她还在后来创刊的《红楼》第2期（1957年3月1日）的《编后记》里写道：“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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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激 情（1）
【第二部分】
激 情
在一个从未有人经历过的全新年代里，无论是对的错的，痴狂的静默的，还是恍惚的踟蹰的，甚至是朦胧的，每个灵魂里都潜藏着喷薄欲出的可以燃烧一切的激情和豪兴。
1958，“诗意”乌托邦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一首唱遍大江南北的陕西“新民歌”勾画出了1958年的风貌。这是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充满了浪漫气质的一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谈到民歌，“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他还倡导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新民歌运动”由此蓬勃而起，以至于全年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方方面面都充满了“诗意”的热情。不过，这一年的浪漫却少了点现实基础，多了点理想主义。
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政治和思想上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年要在继续完成上一年革命的同时开展经济领域的技术革命。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在工农业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宣布：中国要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
1月11日至22日，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1956年的反冒进主张，认为这是泄群众的气，泼凉水，搞得群众灰溜溜的。接着在3月的成都会议，4月的武汉会议、广州会议上继续强调要反“反冒进”，并提出用“跃进”代替“冒进”。就这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基本形成”。
“跃进”一词最早出现在1957年的《人民日报》上，10月27日，《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11月13日，在《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中：“有些人犯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毛泽东称赞使用“跃进”这个词的人“功不在禹下”，还夸奖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6月7日，新华社驻河南分社记者方徨赶到嵖岈山，据报这里的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2 105斤。她看到几大堆金字塔形的麦垛，装满麦粒的大麻袋，厚厚一层等待复打的麦秸。方徨不由地惊呼：“嗬！两亩地能插得下这么多麦秆儿吗？”结果激恼了周围正忙碌的男女社员。她忙摆手解释，不是不信，而是太兴奋。脱粒的最后结果，亩产3 500多斤。6月12日，《人民日报》以“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为题头版刊登方徨的采访，第一次正式把报高产称为“放卫星”。6月，钱学森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中“科学地”论证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 000多斤的20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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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激 情（2）
“稻米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玉米秆儿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季羡林回忆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张作生回忆：“为了大放体育卫星、为了集体达标，就选择在斜坡上，下冲100米，结果个个成绩优秀，人人都放了卫星。”
8月17日至30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 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赶超英美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钢产量，到处都是“一切向1 070万吨让路”的标语和宣传画。数千万农村劳动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秋季丰产不丰收。到年底，全国参与大炼钢铁的人数达到9 000多万，修建土高炉100多万座。
天上多少星？小孩数不清。
全民盖土炉，神仙数不清。
11月上旬，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是错误的，并提醒人们不要“急急忙忙往前闯”。
“1958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各方面的大跃进，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大大提高，以及在今年夏秋之间出现的人民公社化高潮，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
这一年最后一天的《人民日报》上分别登载了高士其的《送别1958年》和黄炎培的《迎1959年元旦》：
案头日历已经翻到最后的一页，
1958年，你就要和我们告别，
你虽然退居到历史的舞台后面；
你的光辉将永远闪耀在我们的眼前。
新中国一片光辉灿烂！
这是又一个欢天喜地的元旦。
……
是全世界的光明，
是全人类的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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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1960，“岁岁寻常今不同”
1960，“岁岁寻常今不同”
虽然“三面红旗”继续在这一年飘扬，虽然《人民日报》元旦即刊发了题为《展望六十年代》的社论，“由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确定无疑的胜利，全中国的生活正在沸腾着”，然而1960年却并未为60年代开了个好头。
在总结上一年时文章中说：“农业生产，在战胜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之后，就全国说来，仍然得到了比1958年更大的丰收。农业总产值显著地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全国人民公社的组织日益健全，优越性日益显著，在农民中的威信日益增高。人民的收入增加了，市场的供应也相应地增加了……总之，全国城乡都洋溢着欣欣向荣的气象。而按照美国的宣传机器说来，1959年却是中国‘最暗淡的年份’和‘最贫困的年份’。如果所谓‘最暗淡’和‘最贫困’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就让一些靠‘美援’维持统治的国家也来一些这样的‘暗淡’和‘贫困’吧！”
在“形势无限好，到处报喜讯，凯歌庆元旦，开门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1月22日新华社公布的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公报显示，不仅1959年经济计划指标完成，而且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
此时已下放到河南商城两年多的顾准在1959年的日记中记下：
11月4日，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这应该是真的。刘引芝的父亲死了。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缝纫室张的哥嫂几乎同时死亡，也是肿病。1959年旱灾，1960年春夏，该会有多少人死亡呢？劳动队真是天堂。徐云周的孩子在这里吃了晚早两顿稀饭，欢喜得不得了。
11月13日，刨红薯4天，今日毕事。民工过路，欣羡不已，都到地头来捡残屑，挥之不去。
12月17日，现在问题已不在死人不死人，而在死些什么人。黄渤说，父亲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