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的非常之路-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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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这封信经报告周恩来。
　　先在成都地区后在全国用飞机散发开来。
　　同一天，叶剑英还批准发出了《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电报，严格制止一些“造反派”到各大军区打砸抢、扰乱部队正常秩序的错误行为，要求各单位限期把他们押回北京。
　　2月22日，叶剑英等提议请周恩来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军委“八条命令”补充说明的通知。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3）
通知指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很好，除第七条（未讲军内问题）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
　　同时还规定：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连的学生、职工、农民应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保密系统今后一律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党中央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财政部、各级银行、经委、建委、科委、《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等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进驻这些单位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
　　毛泽东批发了这一通知。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
　　“抓革命、促生产”，一直是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十分关注的问题。
　　2月23日，周恩来和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要求省、地、县各级都以军事部门为主，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领导春耕生产。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叶剑英随即主持中央军委讨论，发出了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在贯彻“军委八条命令”过程中，各地区仍有反复，不断发生各种大大小小的冲击事件。
　　2月23日这一天，叶剑英亲自打电话向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询问“青海事件”。
　　此后，叶剑英又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南京军区下达了关于军事院校恢复党委领导、停止搞“四大”等四点指示。
　　他还受周恩来和中央委托继续帮助解决新疆、内蒙、甘肃、昆明、广西、北京卫戍区等地的问题。
　　3月10日，他就昆明钢铁公司军事接管事请示周恩来，电告昆明军区办事处。
　　所有这些，都受到各军区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部队的稳定，但却招来了林彪、江青的更大的怨恨。
　　一条条罪状和种种迫害接踵而至。
　　但是叶剑英身处逆流，毫无畏惧，继续抗争。
　　他考虑，当前最重要的仍是想办法稳定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他请示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有各大军区、军兵种、各总部领导干部100多人参加的军以上干部会议。
　　这次会议虽然名义上着重讨论军队支援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对全国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等问题，但真正的目的在于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解决军队在“三支两军”（毛泽东要求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中遇到的困难，维护部队的团结稳定。
　　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动员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包括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机关被冲击和反冲击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谈谈，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会上讲，也可以写成书面材料。
　　叶剑英了解了部队各方面的情况以后，在大小会议上，有针对性地作了数次发言，就“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看，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革委会”和“造反派”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了明确指示。
　　他还利用机会，同少数人座谈或个别交谈，使与会的多数同志心里有了底。
　　会议期间，叶剑英等针对一些地区“闹事”，继续解决兰州、广州、福州、北京卫戍区等地区的军管问题。
　　周恩来极力支持这次会议，3月13日，他到会讲话，呼吁：无论如何要在三个月内解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
　　各级领导机构成员要以解放军为主，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
　　如果没有领导机构，可以先成立生产指挥部。
　　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运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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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4）
尽管周恩来全力支持叶剑英等主持召开的军以上会议，并亲自领导部署，解决军管问题，但是，这次会议进展并不顺利。
　　林彪、江青等发觉这次会议“风向不对”，诬蔑叶剑英“抓军队反对中央文革”，“搜集黑材料反对文化大革命”。
　　康生气势汹汹地到会上讲话，手里摇晃着叶剑英批准的军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开信，当众指责它充满了“国民党语言”，是“镇压群众”的文件。
　　3月20日，林彪突然来到会上讲话，大放厥词，说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要采取主动的进攻”，“要抓带枪的刘邓路线”。
　　军以上干部会议虽然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还是取得了很大实际成果。
　　有人反映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大闹京西”与“大闹怀仁堂”的继续，对稳定军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十、顶住“十二级台风”，鼎力支撑摇摇欲倾的军委大厦
　　林彪、江青为了消除这个会议的影响，兴风作浪，刮起“十二级台风”，继续制造乱军篡党一系列恶性事件。
　　一是4月6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十条》，砍掉了军委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二是4月中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罪行”，逼迫叶剑英作“检讨”；三是改组全军文革小组，撤销徐向前的组长职务，改由萧华担任。
　　四是炮制“五一三事件”，打倒萧华，砸烂“总政阎王殿”，撵走“阎王”，赶跑“小鬼”；五是重新挑起“青海事件”两派的矛盾，追查“罪魁祸首”赵永夫的“后台”叶剑英；六是制造“七二反革命事件”，揪斗陈再道等；七是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声称这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八是7月23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掀起“全面内战”的新高潮。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地方和军队的“造反派”，疯狂地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陈再道”式的人物。
　　江青亲自出马，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她突然发难，诬陷叶剑英“要搞政变”。
　　叶剑英当场予以反击：我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无论在长征中，在延安，无论筹划指挥全军作战，或是在解放以后的历次路线斗争，我都忠实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坚决站在党中央一边，保卫党的革命路线，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会后不久，江青一伙竟公然派人抄叶剑英在北长街81号的家，抄走了叶剑英大量手稿、记录稿、讲话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来往信件以及其他的机密文件。
　　甚至挖开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
　　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斩断叶剑英的黑手”等大标语。
　　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的几个子女、亲属，甚至保姆关进监狱，并成立“专案组”，搞逼供信，罗列罪状，栽赃陷害叶剑英，必欲打倒而后快。
　　他们不仅从政治上制造种种骇人听闻的什么“兵变”、“政变”、“逆流”、“冲击事件”等等谣言，恶毒攻击叶剑英等元帅和高级将领；还组织人员专门私整各位元帅的黑材料，诬蔑叶剑英曾“被俘”、“企图投敌”。
　　后来毛泽东知道了，亲自批示这是“老一套谣言”，下令禁止，并在天安门城楼上当面向叶剑英澄清此事，他们才被迫收敛。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叶剑英在被打成“二月逆流”骨干的日子里，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对党对人民怀着无限希望和信心。
　　在遭难的关键时刻，每次都是周恩来保护他过关，作叶剑英的“挡风墙”（当然，有时毛泽东也出面解脱）。
　　当周恩来得知有人迫害叶剑英，造谣他身边有“特嫌”，进行“抄家”时，非常生气，严厉批评并制止“造反派”胡作非为！自从大反所谓“二月逆流”之后，几位开国元帅处于被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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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5）
叶剑英因毛泽东一再保护，未被明令取消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职务，还能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倾的军委大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一些工作。
　　他忍辱负重，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同林彪、林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周旋，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
　　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
　　一次国防科委几十名“造反派”要“炮轰”聂荣臻元帅，情况危急。
　　聂帅交代秘书周均伦去找叶帅。
　　叶剑英亲切接待他。
　　不久，让他转告聂帅，已向毛泽东同志报告过，毛主席说是人民内部矛盾，请他放心。
　　后来叶剑英又将此事报告周恩来，周总理批评七机部“九一六”群众组织“炮轰”聂荣臻是错误的，要立即停止。
　　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叶剑英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徐帅的住处，要他先理个发，作出席招待会的准备。
　　当时他的意思十分明确：这次招待会，军委的一些老同志应该出席，这不是个人的事，它关系到军队的安定与团结，关系到国内外的影响，也是向“四人帮”一伙作斗争。
　　后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朱德和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招待会，叶剑英得知这一消息，喜形于色，庆幸不已。
　　为了保护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遭到冲击的领导，叶剑英分别把处境十分困难的一些同志接到北京，安置在京西宾馆等地方加以保护，派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
　　十一、被迫离开军委领导岗位，仍然全神贯注天下大事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8年，形势更为严峻。
　　这一年3月22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称：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所任职务，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2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林彪首先讲话，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错误”和对他们的处理决定。
　　第二天，毛泽东、林彪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
　　毛泽东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
　　于是，成立“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
　　黄永胜一伙有意刁难叶剑英，实行“三不”：不给他看文件，不准他打电话，不准与外界联系，甚至不准与子女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