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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真假共和-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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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强烈的武昌将士的反对,落下了彼此矛盾的祸根。他在武昌已经无能为力,只好起程回到上海。
  袁世凯出山之后,并不想以兵力消灭革命,他很聪明,到了这个年月,他又何必为清王朝卖命?他有足够的势力,运用和战两手,来操控政局,谋求自己的发展。占领汉口后,他没有继续进兵,而是进行了和平的试探。革命派方面,也希望策反袁世凯,来赢得革命的胜利。清军占领汉阳后,袁世凯即命令停止进兵,在英国领事的斡旋下,与革命派方面达成了停战协议。自1911年12月3日起停战后,武汉方面的战争就停止了。在武昌的各省筹组临时政府的代表会议,也在12月1日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12月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委托代表赴南方和谈,袁世凯即委派唐绍仪为全权大臣总代表,南方则公推伍廷芳为议和总代表。12月17日唐绍仪到达上海,南北和议正式开始。
  与此同时,革命派方面也在酝酿成立统一的政治机构。在这方面,参加革命的立宪派人士做了许多工作,希望在未来的政府里发挥作用。而同盟会方面也希望控制政权。在地方政权问题上,同盟会和光复会之间,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上海都督陈其美就是战胜了光复会的李燮和才掌握政权的,后来,甚至出现了由陈其美授意,蒋介石指挥,暗杀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的悲剧,并造成章太炎和孙中山、黄兴的对立情绪。 txt小说上传分享

2.开国纷争:革命党的权力布局(3)
黄兴、宋教仁在武昌时,同盟会的权力布局就受到挫折。当时,黄兴希望扩大同盟会,但已经回到国内的章太炎却回复他“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宋教仁看到同盟会控制不住局面,他对未来的政局,希望有所布局。他在起草《鄂州约法》时就主张将来采取责任内阁制,以便为各方势力分配权力,实际上也为将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留下伏笔,同盟会在这种体制下可以运用议会制掌握内阁实权。
  章太炎对宋教仁很欣赏,一回到国内就发表意见认为宋很适合当总理。南方革命派一时间对中央政府设在武昌还是设在上海争执不下,谁担任革命政府领袖也无定论。章太炎于12月2日,就政府组织原则公开发表了意见,在复武昌谭人凤诸人电中说:“武昌都督转谭人凤诸君鉴:电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章炳麟。文。”张謇支持这一主张,向黄兴要求消去同盟会党名,不赞成以同盟会的组织来控制政权。
  章太炎,生于1869年1月12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浙江余杭人,本名炳麟,字枚叔,后来改号太炎,在社会上流行。他出生在书香门第,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专门学习传统的学问,所谓朴学(汉学),对经学、史学和古文字学都很有造诣。1894年以后,由于受到时局的刺激,转向经世致用的学问,学习西学,主张改革政治。戊戌变法失败后转向革命。1903年,他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直呼光绪皇帝的名字,称之为“载湉小丑”。在上海租界出版的《苏报》介绍了这篇著作,以及发表了章太炎为邹容的《革命军》作的序,造成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在清廷的交涉下,章太炎和邹容被租界工部局逮捕入狱。邹容病死狱中,章太炎于1906年出狱后流亡日本,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同时,在留学生中讲学,鲁迅就是他的学生。因与孙中山意见不合,重组光复会,任会长。章太炎是位国学大师,传统文化影响很深,西学修养不足,个性张扬,言语直率,政治思想不成熟,随时变异,被人目为“疯子”。但敢言人之所不敢言,常能击中时局要点,就看你的立场如何了。书生气十足,合群能力薄弱,并非政治长才。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他是从报纸上得到的消息。他很敏感地意识到,财政问题和列强的态度将决定革命的成败。因此,他并没有立即回国,先与美国政府接洽,然后转赴英国,与英国政府和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一个对华贷款的国际垄断组织)接洽,希望他们对中国革命提供支持,借款100万英镑,但没有成功。列强采取金融中立政策,因此也答应他不贷款给清政府。于是,他取道法国、新加坡、香港,于1911年12月25日到达上海,受到革命党人的热烈欢迎,他们也期望他带来革命迫切需要的大笔经费。孙中山豪情满怀,也坦率地对记者表示:“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
  孙中山是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他有成熟而坚定的政治观念和理想,他的国际视野和西学知识为同时代人所望尘莫及。但他长期流亡海外,对国内政治和人事比较生疏,他常以西方的社会生活为榜样,迫切地希望在中国落实,因而常常放出高论,与实际情况不符合,没有落实的客观条件,被当时人称为“孙大炮”。在同盟会内部,则有“孙氏理想,黄氏(黄兴)实行”的说法。黄兴果敢坚毅,是同盟会的军事领袖,但政治理论修养不足,有附和章太炎政治主张的倾向。
  孙中山回国后,谁是革命政府的领袖这一难题迎刃而解,但组织一个什么样的革命政府,仍然是一个复杂纷争的问题。我们来看看,一个是“大炮”,一个是“疯子”,到底谁对谁错?历史将如何演变?
  孙中山很快就听到了上海政界流传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舆论,深感惊讶和不满。他于12月30日召开了中国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来解决政治方针,会议发布了《中国同盟会意见书》,全面批驳了章太炎的政治主张。意见书认为,中国同盟会的主义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同盟会的责任并非仅仅解决了民族主义就可以结束的,必须完全贯彻三大主义,才能说完成了革命的任务。何况,现在敌人还在顽抗,成败未知,同盟会的责任怎么可以结束呢?同盟会要改组为政党,必须是在民国成立、全局大定之后才能进行。意见书批评章太炎的主张是儒生迂腐的话,没有一丝一毫的价值,并责备他不应该违背同盟会的誓言:“中心未遂,盟誓已寒,义士所不忍为。”同盟会的主要任务都还没有完成,你怎么就违背了当年的宣誓,作为“义士”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2.开国纷争:革命党的权力布局(4)
同时,和章太炎的主张相呼应,宋教仁在临时政府的体制上,仍然坚持责任内阁制,主张限制总统的权力。对此,孙中山也予以驳斥。他认为,内阁制只是和平时期,为了不让元首成为###的焦点,所以由总理对国会负责。而现在是革命战争的非常时期,革命党人怎么可以对自己信任的领袖设立防止的法律制度?我也不会听从这样的意见,高高在上,变成一个废物,误了革命的大计。
  早在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就和黄兴、章太炎一起制订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以便革命发动后,掌握形势的发展。方略除重申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外,又规定: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俾我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中华民国之根本胥于是乎在焉。”也就是说,同盟会在革命发动后,要实行军事专政,以巩固政权,逐步发展国家的民主生活。在这过程中,领袖的集权也是自然的事。孙中山的意图就是要贯彻革命方略,在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下完成革命目标,创建现代国家体制。那是一个国民没有启蒙的时代,所以,孙中山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也很浓厚,在他眼里,他是先知先觉,其他人的现代生活知识实在太贫乏了,应该服从他才对。
  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进行了总统选举,当时已经宣布革命的有17省,一省一票,由议长按省份次序逐次点名,无记名投票,开票结果,孙文得16票,黄兴得1票,孙中山以高票当选。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上海乘火车前往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1月3日,都督府代表会议,又选举了黎元洪为副总统,孙中山向会议报告了内阁成员名单:
  陆军总长   黄 兴
  海军总长   黄钟瑛
  外交总长   王宠惠
  内务总长   宋教仁
  财政总长   陈锦涛
  司法总长   伍廷芳
  教育总长   章太炎
  实业总长   张 謇
  交通总长   汤寿潜
  但是,这个名单中的宋教仁和章太炎,没有得到与会代表的同意,作了修改后才予以通过,最后确定的内阁成员名单如下:
  陆军总长 黄 兴  次长 蒋作宾
  海军总长 黄钟瑛  次长 汤芗铭
  外交总长 王宠惠  次长 魏宸组
  内务总长 程德全  次长 居 正
  财政总长 陈锦涛  次长 王鸿猷
  司法总长 伍廷芳  次长 吕志伊
  教育总长 蔡元培  次长 景耀月
  实业总长 张 謇  次长 马君武
  交通总长 汤寿潜  次长 于右任
  同时,黄兴兼任参谋总长,成为首席部长。南京临时政府不设内阁总理,总统掌握大权,而各部采取了“部长取名,次长取实”,成为所谓的“次长内阁”,权力完全掌握在同盟会手里。宋教仁没有能够出任部长,仅被任命为法制局长,章太炎则被聘任为总统的枢密顾问。
  孙中山否决了章太炎、宋教仁的政府组织原则,企图贯彻革命方略。但章太炎提出的问题要害是:“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也就是说,你如果不能战斗,你如果不是“天下为公”,与袁世凯、立宪派等其他政治派系分享政权,还有什么办法推倒满清王朝呢?那么,这个军政府式的组织机构,真能战斗下去吗?
   。。

3.妥协之下:共和三岔口(1)
袁世凯是不是窃国大盗?这是个可以从不同的立场观点,见仁见智的问题。问题是,政治的斗争,归根结底是实力的较量。零和游戏也好,双赢局面也好,都要以实力为后盾。孙中山从海外带来了革命的精神和朝气,但要转化为力量,却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孙中山的革命目标,是要反对列强侵略,完成国家独立的使命。但他的宣传纲领,所谓民族主义,并非是直接针对列强侵略,而是狭隘的排满。在清政府体制内举办的新学刚刚开始,而革命党人的宣传主要是排满。对于国民的现代启蒙,各方面做的工作都很少,在《民报》时期民权主义的宣传,主要是在国外。国内在动员革命时更很少有现代国民意识的启蒙工作。孙中山和少数革命党人,虽然在理论上懂得了共和、民主的道理,但在具体对国民的动员上,还是考虑得很简单。在孙中山看来,只要先知先觉们取得了政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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