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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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的出现大大丰富了江湖的内涵,也使江湖更加壮大。许多下层社会的人们,特别是游民,是根据《水浒传》或者说是从“水浒”的视角来认识社会和参与社会斗争的。
《水浒传》不仅反映了江湖人的生活,而且成为后世江湖人的百科全书,被江湖人奉为圭臬。它倡导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思想意识,主要就是“造反有理”的思想。作者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当时社会是如何佞幸专权,武官受压,吏人没有出路,以及正义不能伸张,展示了官场腐败、社会黑暗,从而肯定了梁山好汉聚义造反的合理性。这是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并为后世农民起义、游民骚乱、武装割据、土匪抢劫等一切针对政府的暴力反叛活动提供了依据,提供了心理支撑点。暴力反叛者们可以头头是道地说“这是逼上梁山”,也可以说“这是英雄聚义”。总之过去十恶不赦的造反,仿佛也没有了什么,成为许多人敢想敢干的事情。由此,水泊梁山成为武装造反者膜拜的圣地,“宋大哥”也几乎成为江湖领袖的代称。
无依无靠的游民从生活中和反映游民生活的通俗文艺作品中,感到个人力量的渺小,要与主流社会对抗,要在险恶的江湖上奋斗,必须与相同命运的人们结合起来,才有力量。《水浒传》为游民的组织化构造了一套完整的操作和运行的规则,也为他们提供了话语系统,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从清初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秘密帮会——天地会的建立和发展,就借鉴了《水浒传》。天地会的入门诗就有“桃园结义三炷香,有情有义是宋江”的句子;天地会中有着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细密的组织规则(如天地会的内外“八堂”的组织建构),这些也多取之于《水浒传》。
从《水浒传》中,游民懂得了在江湖上与同道的交往是有规则的,不能胡闹乱来。这就是被江湖上认为是最高准则的“义气”。“义气”这个伦理准则,正是靠《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登上江湖殿堂的。“义气”从此深入江湖人的心,甚至也极大影响了其他阶层的人们。为了“义气”不怕两肋插刀,这种游民通俗道德的深入人心,应该说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功劳。《水浒传》中树立的最高样板是宋江,游民最崇拜他的就是“仗义疏财”,这是江湖人的最高道德。
《水浒传》还创造了许多江湖话语,由于这些话语活跃在人们的口头,转变成为观念被江湖人吸收,并且成为江湖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或基础。例如“江湖”、“好汉”、“义气”、“聚义”、“仗义疏财,扶危济困”、“逼上梁山”、“不义之财,取之无碍”、“成瓮吃酒,大块吃肉”、“招安”、“替天行道”,等等。有些话语甚至普及到其他阶层,在社会上起着或正面或负面的作用。
说暴民(1)
说暴民
几年前,我在《南方周末》发的一篇短文——《警惕暴民意识》中说:
暴民意识和清官意识一样,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挥之不去的情结。现在,清官意识不管如何改头换面、冒充新的东西,舆论还是能够把它识别出来,作为负面的社会现象来批评,而暴民意识则不然,电视剧《水浒传》中一曲《好汉歌》唱遍大江南北。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老百姓,从内心里羡慕那些敢于“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暴民,把其看作是解决社会不公时可供选择的手段。社会舆论特别是通俗文艺作品,还常常把这些当作“反抗精神”和“英雄气概”加以表彰。听说,它还被改编为现代民谣,起句为“下岗大哥你别走”,以“该出手时就出手”作结。民谣赤裸裸地表达了一些人幻想用暴力的手段改善经济地位的愿望。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
这篇文章本来是有感于目前通俗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中的暴力倾向,而发表的意见,不期引起了许多热心探索社会问题人士的注意。不仅有些读者在各地报刊上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有的还把这篇小文贴在了网上,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讨论。这是我预先没有想到的。
综合发表的文章和寄给我本人的信件,其意见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①“暴民”的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老百姓的反抗是天然合理的,没有什么“暴民”问题,只有“暴政”、“暴君”,“暴民”的说法是统治者对人民反抗“暴政”的污蔑。甚至有人认为,提出“暴民”这个概念就有“与民为敌”之意。有的读者很气愤地说:“暴民”是什么?中国的老百姓还不老实么?你不满意“暴民”,是不是在为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张目?
②如果说老百姓中有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话,那也只是“顺民”的问题。因为据有的论者说,中国的老百姓在迫害与压迫中缺少反抗的勇气。
③因为有“暴政”,所以才有“暴民”,因此,要“治民必先治官”、“治暴不如治权”。
对于通俗文艺作品,特别是当前影视作品中充斥着的暴力文化的问题,反而没有什么人接触到,这是令人遗憾的。也许是人们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1“暴民”是个沉重的话题
近几十年来,我们说惯了“人民”这个词儿(1949年前是说“国民”);近几年来,又有倡导用“公民”这个概念,来表述老百姓在“法治社会”中位置的建议。这的确体现了公民意识的觉醒和社会的进步。而“暴民”这个词儿,却很少在我们的文字和口头里出现,大家头脑深处也缺少“暴民”这个概念。因此,《警惕暴民意识》的发表使一些读者感到突然,感到不解。我曾在《从“该出手时就出手”说起》一文中写到:头脑里充斥着“清官意识”和“暴民意识”的人们,“或是匍匐在清官脚下,希望得到他们的垂怜;或是不怕天不怕地,铤而走险,去争夺属于自己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于是,有的批评者就据此驳斥说,夺取“属于自己利益”的人们是正当的反抗者;那些夺取“不属于自己利益”的人们是“暴徒”,称“反抗者”为“暴民”是错误的。这种批评从根本上否定有“暴民”存在,没有“暴民”,当然更不会有“暴民意识”。于是讨论便失去了基础。
什么是“暴民”?我想大家都会有感觉,但它又很难下定义。我理解的“暴民”是:当社会或人与人之间出现矛盾时,一味执着地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平头百姓。他们认为暴力是万灵妙药,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而不考虑其他选择。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生与人类本能、某些生活经验以及环境、文化有关,我在下面将一一述及。
究竟有没有“暴民”?我认为首先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现实问题。经过“文革”的人都不会对是否有“暴民”形成疑问!事情摆在那儿,不说“打砸抢分子”,就是那些造反的积极分子、勇敢分子,有没有暴民?那些充满了暴力语言和暴力行为的批判会、斗争会,“文斗”、“武斗”,喋血闹市,溅血长衢,这些都是谁干的?干这些事的不是“暴民”又是什么?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以此为乐,以此为荣。所谓“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暴民”不仅中国有,外国也不缺少。但为什么广大读者对“暴民”一词感到陌生和不习惯呢?因为近几十年来理论界谈到“民”都得用褒义词,把“暴”与“民”联系起来,在评论家看来是不可想像的。似乎说“暴君”、“暴官”还可以理解,而人民的一切暴力活动都是合理的。这与抽象的“人民”崇拜有关。“人民”只是个抽象的概念,可是其崇高的地位却无以复加。张三李四、王五赵六,谁都是“人民”,谁也都有可能不是。提到“人民”只能与正面意义的东西相联系,否则谁都有可能代表“人民”大兴问罪之师。这是犯了名词崇拜症。实际上,“民”是与“官”相对的,皇室、贵族、官僚以外都是“民”。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群体,可以与性质不同的形容词相连接。良民、刁民、顺民、莠民都是成立的,“暴民”只是其中的一类。理论研究本来不应该有禁忌,但实际上不仅过去,直到现在还存在着许多禁区和敏感问题。因此我们现在谈到“暴民”,不仅这个问题本身分外沉重,而且讨论的环境和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反应都不会很和谐、很轻松。
说暴民(2)
2“暴民”的产生
就人类的自然本性来说,人具有“攻击性”的一面,这已为欧美一些社会生物学家所证明。美国社会生物学创始人之一的E·O·威尔逊曾说,从调查和实验研究中可以看出,人的攻击行为具有较显著的遗传特征;这就是说,人类在处理矛盾时采取暴力行为或者采取有暴力倾向的行为,这是有内在的生物学根据的。但他又在《论人的天性》一书中指出,与自然界万类比较起来,人类绝不是最好暴力的动物,人类的暴力行为大多还是环境与文化的产物。这点实际上也为中国的古圣先贤所认识。孟子曾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社会失序、天下大乱,人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当求生存上升为第一问题时,暴力也就成了解决这个问题时的第一选择,暴力替代了一切秩序。此时,不“暴”的人根本无法生存,于是大家都成了“暴民”。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生动地描述过元末大动乱的情景。他说,大乱一来,无论“豪民”还是“窘民”,都得裹入乱兵之中。他们“弃撇田园宅舍,失玩桑枣榆槐,挈甲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少壮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趋凶,父子皆听命矣。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属众多,遇寒朔风凛凛,密雪霏霏,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朱元璋《大诰三编》,见《全明文一》)。在这种情况下,“良善者生不保朝暮”,想不为“暴民”而不可得。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才会出现“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南村辍耕录》)这样激愤而极端的声音。
当然,此时的求生存奋斗中,包含有一定的反压迫、反剥削的内容,尽管不一定是行动者自觉意识到的。社会上是一片乱象,杀戮、抢掠成风,人们的行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什么叫“自己的利益”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什么叫该杀或不该杀,哪有个认真的计算!老百姓朝不保夕,“丧乱死多门”,每天都面临着死亡,真是苦不堪言。这是老百姓最害怕的时代,我称之为“暴民乱治”。因此,老百姓总结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这是生活在太平时期的人们很难理解的。每一个社会大动乱时期都要死上数千万人,总人口大量锐减,有时高达百分之五六十。毛泽东有一次讲话里说,用冷兵器,例如大刀梭镖之类,杀人未必比原子弹少!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
社会与国家的倡导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