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曾国藩,右手胡雪岩-第5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胡雪岩的声望、影响所形成的潜在效益，对胡雪岩的其他生意如钱庄、丝茶、当铺等的经营，也起到了极好的作用。
不过，这里的〃道〃，应该更是指取财于不违背良心、不损害道义的正道，而且，胡雪岩说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八个字时，取的应该也正是这层意思，要不然，他也不会一次次地告诫他的手下，一定要在正途上去〃勤勤恳恳去巴结〃，不要有〃发横财的心思〃。
从某种意义上说，商道其实也就是人道。经商之道，首先是做人、待人之道。一跤跌进钱眼里，心中只有钱而没有人，为了钱坑蒙拐骗，伤天害理，便是奸商。奸商与奸诈无耻等值，这种人钱再多，也为人们所不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具体说来，也就是要依靠自己的胆识、能力、智慧，依靠自己勤勉而诚实的劳动去心安理得地挣取，而不是存一份发横财的心思靠旁门左道的钻营去〃诈〃取。有一句俗语，说是〃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其实这既是一种很平庸、很没有意思的说法，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误解。真正做出大成就的成功的商人都知道，商事运作是最要讲信义、信誉、信用，最要讲诚实、敬业、勤勉的，一句话，就是要于正途上〃勤勤恳恳去巴结〃；生意才会长久，所得才是该得。
马需要夜草催肥有道理，但人必须有横财才能富起来，却实在并不一定。事实证明，依赖横财可以富得一时，但要富得长久却并不多见。明世宗嘉靖年间，奸相严嵩倒台之后被抄没家产，从他家里抄出的金银珠宝及其它器物的估价，达236万两，另在他的老家袁州的田产，占到一府四县土地的七成以上。他的儿子严世藩比严嵩更甚，家中光是藏金银的地窖就查出十数个，每个所藏金银都达百万两之巨，连严嵩知道以后都吓得直冒冷汗。他们的这些钱财无疑都是得自邪门歪道的横财，当时也的确是富过帝王家而〃甲天下〃了，但最终结果又如何呢？连一代都没有富下去便落得灰飞烟灭。这样的横财，带给他们的不是长久的平安富贵，而是灭门之祸。所谓飞来的横财不是财，带来的横祸恰是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也许正是懂得〃道〃的这一层含义，胡雪岩自己也特别注意尽可能从正道取财，例如他开药店要求成药的修合一定要货真价实，决不能〃说真方，卖假药〃，不能坑蒙拐骗；例如他与朋友合作，都是真诚相待，互利互惠，甚至宁愿自己吃亏，也决不亏待朋友。这都能看出胡雪岩作为一个商人的人品。而且，胡雪岩经商从来不违背下面几条原则：
第135节：第十二章 胡雪岩的泰然之要（7）
第一，可以为了钱〃去刀头上舔血〃，但决不在朝廷律令明白规定不能走的道上赚黑心钱；
第二，可以捡便宜赚钱，但决不去贪图于别人不利的便宜，决不为了自己赚钱而去敲碎别人的饭碗；
第三，可以借助朋友的力量赚钱，但决不为了赚钱去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情；
第四，可以寻机取巧，但决不背信弃义靠坑蒙拐骗赚昧心钱；
第五，可以将如何赚钱放在日常所有事务之首，但该散财行善、掷金买乐时也决不吝啬，决不做守财奴。
胡雪岩的时代离我们今天已经一百多年了，时移世易，今天的商界自然也不是那时的商界。不过，为商之道，古今相通者多多，胡雪岩的经商原则，应该是能给今日商界中人提供某种借鉴的。
再一点就是要〃从正路上去走，不做名利两失的傻事。〃
〃做生意还是从正路上去走最好。〃这话是胡雪岩对古应春说的。
胡雪岩与庞二联手销洋庄，本来一切顺利，不想庞二在上海丝行的档手朱福年为了自己〃做小货〃也就是拿着东家的钱自己做生意，赚钱归自己，蚀本归东家中饱私囊，从中捣鬼。为了收服朱福年，胡雪岩用了一计，他先给朱福年的户头中存人五千银子并让收款钱庄打个收条，然后让古应春找朱福年，将这五千银子送给他，就说由于头寸紧张。自己的丝急于脱手，愿意以洋商开价的九五折卖给庞二，换句话说，也就是给朱福年五分的好处，这五千银子就是〃好处费〃。这算是胡雪岩与朱福年之间的一桩〃秘密交易〃。不过，这笔〃秘密交易〃一定要透给庞二。
朱福年收下这五千银子，也就入了一个陷阱：他如果敢私吞这笔银子，胡雪岩托人将此事透给庞二之后，朱福年必丢饭碗；如果他老老实实将这笔钱归入丝行的账上，有这一个五千银子的收据在手，也可以说他借东家的势力敲竹杠，胡雪岩与庞二本来是联合做洋庄的合作关系，朱福年如此做来，等于是有意坏东家的事，实际是吃里扒外，这样，他也会失去了庞二的信任。总之，就用这五千银子，胡雪岩要让朱福年〃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胡雪岩的计划果然生效，朱福年不仅老实就范，并且还退回了那五千银子。而此时的古应春也因恨极而〃存心不良〃，另外打了一张收条给他，留下了原来存银时钱庄开出。的笔据原件。古应春把原件捏在手上，是想不管朱福年是不是就范，都要以此为把柄，狠狠整一下他。但当古应春将此事告诉胡雪岩时，胡雪岩对古应春说了一番话，胡雪岩说：〃不必这样了。一则庞二很讲交情，必定有句话给我；二则朱福年也知道厉害了，何必敲他的饭碗。我们还是从正路上去走最好。〃
从胡雪岩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胡雪岩所说的正路，有一层能按正常的方式、正当的渠道就不要用〃歪〃招、怪招的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雪岩制服朱福年的办法，就是一种诱人落井、推人跳崖的十分阴狠的一招，的确有些歪门邪道的意味。在胡雪岩看来，这种招术，只能在万不得已时偶而为之，一旦转入正常，也就不必如此了。言谈之中可以看出，胡雪岩对于自己在不得已制服朱福年的一招，心里是持否定态度的。
胡雪岩所谓做生意从正路上走最好，还有一层意思，是指做生意不能违背大原则。什么钱能赚，什么钱不能赚，更分得清楚，不能只顾赚钱而不顾道义。
比如胡雪岩做生意并不怕冒险，他自己就说过：〃不冒险的生意人人会做，如何能够出头？〃有的时候他甚至主张，商人求利，刀头上的血也要敢舔。但他同时也强调，生意人不论怎样冒着风险去刀头舔血，都必须想停当了再去做。有的血可以去添，有些就不能去舔。有一次他就给自己的钱庄档手刘庆生打了一个比方：譬如一笔放款，我知道放款给他的这个人是个米商，借了钱去做生意。这时就要弄弄清楚，他的米是运到什么地方去。到不曾失守的地方去，我可以借给他，但如果是运到〃太平军〃那里，这笔生意就不能做。我可以帮助朝廷，但不能帮助〃太平军〃。
第136节：第十二章 胡雪岩的泰然之要（8）
在胡雪岩心里想，他是大清的臣民，通过帮助朝廷而赚钱，自然是从正路赚钱，太平军自然是〃逆贼〃，帮助他们就是〃附逆〃，由此去赚钱，自然不是从正路赚钱，违背了这一大原则，即使获利再大，也不能做。
撇开胡雪岩以大清臣民自居而鄙视太平军这一点不论，仅从做生意的角度看，胡雪岩的说法和作法，应该是很能给人以启示的。事实上，做生意不能违背大原则，要牢牢把握一个正路，即使仅从商人求利的角度看，也是完全必要的。做生意从正路去走，往往可以名利双收，即便一笔生意失败了，也有东山再起的希望。而违背道义，不走正路，必将遭人唾弃，一旦失败往往一败涂地，名利两失，不可收拾。不用说，一定要去做遭人唾弃、名利两失的事情，那就实在是愚不可及了。
只有做到上述两点，做生意之人才算是君子，生意之道才能是正道。
学而思之：坚持从正道取财，虽然财富增加的速度要小一些，但因为它是正道，它能历经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能够持久存在而不会像那些从歪道取财的昙花一现一样。这是真正的智慧。
敢开风气之先
生意的气度源于一个人的眼光，小零售商的老伯，只能看得见一村一庄、一条街的生意。而做大生意的人却能看得见一省乃到全国的生意。胡雪岩
胡雪岩曾自述，〃作生意靠的是眼光、手腕、精神力气，三者缺一不可。〃单就眼光而言，他最高明的眼光莫过于开风气之先，去与洋人做生意。这也是胡氏发迹的重要因素之一。
胡雪岩本人曾说过：〃我胡某人之有今天，是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两个可遇不可求、可一不可再的机会凑成的〃。
胡雪岩这里说的两个可遇不可求、可一不可再的机会，一个是指海禁大开，可以与洋人做生意，另一个则是指左宗棠西征。洋场生意同左宗棠西征一样，成就了他的事业。
海禁初开之时，懂得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没有几个。胡雪岩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古应春等人的帮助，与外国人周旋斗智，在与外国人进行的丝、茶、以及军火交易中大发其财。
在胡雪岩首次做丝茧生意时，就遇到了和洋人打交道的事情。并且遇见了洋买办古应春，二人一见如故，相约要得用好洋场势力，做出一番市面来。
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确定，是他主管了左宗棠为西北平叛而特设的上海采运局。上海采运局可管的事体甚多。牵涉和洋人打交道的，第一是筹借洋款，前后合计在一千六百万两以上，第二是购买轮船机器，用于由左宗棠一手建成的福州船政局，第三是购买各色最新的西式枪支弹药和炮械。
由于左宗棠平叛心坚，对胡雪岩的作用看得很重，凡洋务方面无不要胡雪岩出面接洽。这样一来，逐渐形成了胡雪岩的买办垄断地位。洋人看到胡雪岩是大清疆臣左宗棠面前的红人，生意一做就是二十几年，所以也就格外巴结。这也促成了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形成。胡雪岩的洋场势力、官场势力、合在一起，促进了他的商场势力。
结交洋场势力是胡雪岩〃公关〃的第二个内容。胡雪岩生活在一个海禁大开的时代，出于中外互市的需要，他在咸丰、同治年间就与洋人打交道了，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就与他有〃交情〃。胡雪岩通过他们两人拉起中法联合的〃常捷军〃以对抗太平天国农民军。后来，这两人还与胡雪岩一道协助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并出任该船政局的正、副监督。
胡雪岩虽在杭州发迹，但兴盛后以上海为其商业活动的中心，因为当时的上海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得风气之先，已具备金融、法律、城市设施、近代外贸、航运和其它外贸工业等一系列适应近代久贸商业所必需的条件，而成为全国外贸中心。在这里，胡雪岩不失时机地同法商洋行、德商泰来洋行、英商汇丰和丽如洋行、怡和洋行等机构进行商务上的合作，上述洋行是外国资本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大本营，其中丽如洋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直译为〃东方银行〃，前身是英国设于孟买的西印度银行，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始改此名，迁总行到伦敦，并在香港和广州设分行，这是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家外国银行。这些洋行来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