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第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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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荒谬的、虚假的宣传而来此地，因此，联合国军代表团正呼吁休会。我们并不是要终止停战谈判，只是暂时中止，我们将乐于在你们愿意接受我方的任何建议，或者在你们以书面的形式提出你们自己的、可能会导致体面停战的建设性建议的任何时候会晤你们。”联合国军司令部已竭尽了全力，“我没有别的什么可说的，因为你们没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决定休会。”
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的对话终于明明白白地结束了，停战的前景还是那么渺茫。哈里森和他的代表们回到了自己的基地兵营，他们打点行装，准备启程前往东京。前线也处在对峙状态，每一方都变得更为强大，而克拉克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处境：他得使用多大的军事压力才能逼使敌人做出退让而又不会挑起大规模的战争？
第十一部 战争与和平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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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艾克能赢得这场战争吗？”
第40章 李承晚造反
第41章 和平时刻
后语
第39章 “艾克能赢得这场战争吗？”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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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3日－1953年4月1日）
1
10月3日，第8集团军从一名中国逃兵那儿得知，一场对铁原西北五英里的白马山的进攻已准备就绪。丢失此地将迫使第9军退至高地，因而使整个“铁三角”地区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进攻于10月6日开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并打开了一个水库的闸门。然后中国军队猛攻白马山，但被韩国第9师击退。尽管损失惨重，但中国军队仍坚持进攻，只是被大炮和飞机炮火所打垮。这场战斗到10月中旬才结束，约25000名共产党军队没能击退顽强的、训练有素的韩国军队，韩国军队损失3500多人。这次胜利显然是李奇微制订、由范佛里特继续实行的强化训练韩国军队计划的结果。
在板门店的会谈突然结束后，有迹象表明中国急于达成某种协议。10月12日在北京结束的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期间，中国方面的语调明显缓和了，主要强调“和平共处”，会上的发言表明，比起朝鲜战争，中国更担心日本复活。
甚至在莫斯科，朝鲜战争的重要性似乎尚不及其它问题。斯大林在北京和平会议结束三天后召开的第19届党代会上的讲话暗示对国外的冒险行动持谨慎态度。
当哈里森率联合国军代表团步出板门店的帐篷时，战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共产党指责联合国军破坏谈判，这导致华盛顿给克拉克发了一份要他不要使用“无限期休会”一词的命令。
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极力使双方回到谈判帐篷中去，但苏联人谴责美国单方面结束和谈，而后又再次指责联合国军在战俘营里的暴行。为了回击这一指责，国务卿艾奇逊在10月24日的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提出了一个议案，呼吁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同意一个承认所有战俘有不受限制地被遣返的机会，并在遣返过程中避免使用武力的停战协定。”
然后他指出了苏联人反对联合国在朝鲜不强制遣返战俘的思想上的立场前后不一，因为苏联以前是支持战俘有权选择或拒绝遣返的。他在讲话结束时说，一俟共产党接受了非强制遣返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军就准备在板门店重开会谈。后来巴基斯坦外长对他说：“我并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大的势力。”
艾奇逊在给杜鲁门的信中写到：“我认为可以这么说，形势的发展比我们预料的对我们有利得多。”他描述了他关于遣返的建议。“20多个国家的政府同意我们的建议，这实际上包括了所有派兵去朝鲜的政府。我认为我们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占有绝对的优势，这或许会对共产党的想法产生影响。”
然而这却令在东京的克拉克将军大失所望，他在10月16日致电五角大楼：“我认为有必要制定使用原子武器的计划，”应轰炸满洲和北朝鲜。
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杜鲁门拒绝了他的建议，虽然总统本人曾威胁过要使用这种极限武器。
这时大部分美国人对朝鲜战争和拖了14个半月多之久的毫无结果的和谈已十分厌倦，许多人准备投艾森豪威尔的票，因为他答应如果当选总统，将亲自去朝鲜，以对那个国家的情况有一确切的了解。许多人认为他办事果敢，他可以结束这场大悲剧。
11月1日，艾森豪威尔夫妇在纽约市投了票，当晚出席了在“海军准将”饭店举行的一次聚会。艾森豪威尔的医生在10点半左右催他上了床。“我睡了一小会儿，午夜之前就醒了，因为有信儿了。选举结果，我们获得了55％的选民票和531张选举人票中的422张，以多出656万张选票的巨大优势获胜。”
11月18日艾森豪威尔正式拜会杜鲁门时，情况简介简明扼要。杜鲁门回忆说：“艾森豪威尔没有笑容，显得很紧张。”20分钟后，艾奇逊等人来了。“我想使艾森豪威尔及其助手们了解情况，这将有助于他们接手政府的行动，”杜鲁门说。联合国将于次日开始辩论艾奇逊提出的议案，杜鲁门建议艾克对此表示公开支持。艾克看了为当选总统准备的一份声明，但他对要说什么自有主张。然后他把杜鲁门草拟的一份联合声明过了一下目，提出对两处进行修改后，再向新闻界发表。会议在下午3点15分结束。
别人刚一走，杜鲁门便陷入了沉思。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直到这次在白宫的会晤，艾森豪威尔将军一直没有抓住摆在他面前的繁重的工作。会晤期间对他的态度我有些许不解。也许这次会晤使他明白了总统职位和总统职责的含义。可能他对这一长串问题和总统要面对的决策感到惧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对他在会晤的整个过程中面无表情的神态基本可以理解。但也许还有其它什么原因。他也许未能抓住政府正在从事的工作的实质，因为在激烈的党派政治中，他得到的是事实被严重歪曲的看法。不管它是什么，我一直在思考着。
后来他把他给艾森豪威尔的建议写成一份坦率的备忘录。他说：“我想所有这些都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杜鲁门的推测是对艾森豪威尔的侮辱。作为北约的首脑，艾森豪威尔非常清楚摆在他面前的有关国家安全的重任，他也明白他的前任在朝鲜所犯的错误。
2
当李承晚听说艾森豪威尔要来朝鲜时，他宣布当选总统将在汉城受到热情接待——阅兵式、宴会、群众集会。克拉克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李承晚要做的精心安排太过分了。“我还要让华盛顿完全明白，当李承晚得知出于安全考虑，当选总统将不能在公众集会上露面时，将对他是怎样大的一个打击。我知道会有反应的，李承晚的感情将受到伤害。”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新闻报导的范围。六个出类拔萃的记者将随艾克来朝，此外还有40－50名在现场的记者和其他从东京飞来的一架架飞机满载记者。
由于这次旅行有一定的危险性，克拉克不得不制订了保障艾森豪威尔生命安全的周密计划，同时还要帮助记者团把他这次十分重要的访问告诉全世界。参谋长联席会议也甚为关注。布雷德利写道：“如果事先泄露他的日程安排，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对艾克起降的机场进行空袭或派秘密小分队暗杀他。”
官方的迎接场面有意安排得很小。飞机于12月2日降落在朝鲜，范佛里特和克拉克迎接了艾森豪威尔，他的第一句话是：“约翰在哪儿？”
“约翰一大早就来，”克拉克说，并说他儿子的每一行动都受到了注意，如果让他提前来汉城，就有可能暴露整个计划。
翌日，在汉城的高级将领们向艾森豪威尔简要介绍了情况，然后带他参观了空军和地面战斗部队指挥部。4日又视察了一圈并听了情况简介。首先去的是英联邦旅，那天的高潮是父子俩同约翰营的战士们在外边共进午餐。12年以前，当父亲的指挥的也是第3步兵师第15团第1营。
在那日程繁忙的一天里，艾克亲眼目睹了业务纯熟的韩国首都师的示范表演。此间尽管天气寒冷刺骨，李承晚总统始终陪同着。
时间很快到了访问的最后一天，12月5日，直到傍晚克拉克才打电话给李承晚，问是否能立即见他。克拉克天黑后到达，他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将于下午5点45 分准时到李承晚总统那儿与其道别。李承晚笑了，艾克的来访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这将向人民显示李是多么受到美国人的宠爱。
约定的时间到了，艾森豪威尔、他的儿子及一些官方人员出现了。李承晚与这位当选总统寒暄了几句，在艾森豪威尔准备启程时，李说：“我想让你见一见我的内阁成员。”门被打开了，里面站着一群身着自己最好的制服的朝鲜人，他们都急于见这位当选总统。
在第9集团军司令部，军事指挥官们向艾森豪威尔告别并目送他驱车前往机场。克拉克不知艾克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当时前线有35万中国军队和14万北朝鲜军队，与他们对峙的是35万联合国军队。随着冬天即将来临，战事突然缓了下来。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在他们的坑道和地堡内过冬，不时派出巡逻队和小规模的奇袭部队，而范佛里特则想安心地坐等谈判的新发展。
但战俘营里，战争还在继续。11月30日共产党人声称，在过去的61天里，他们有542名战俘被杀或受伤。
与此同时，联合国军的一些战俘也在进行他们的战争：拒绝承认他们没有犯的罪行，勇敢地坚持他们的人权。他们不像共产党战俘，既不抗议也不使用任何武器袭击卫兵。
自从去年夏天以来，企图逃跑的大多数战俘都被单独监禁着，或挤在一间小屋里，服刑3个月至3年不等。与这些人呆在一起的是拒绝学习或对那些同情共产党生活方式的“进步战俘”制造麻烦而被判刑的战俘。
战俘中有两名海军陆战队军官度过了一个最惨淡的圣诞节，一位是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的参谋长弗兰克·施瓦布尔上校，另一位是该联队的军械官罗伊·布莱少校。7月份，他们驾驶一架“山毛榉”飞机在一次非战斗性飞行中无意飞越了敌人的防线而被对方的战斗机击中。发动机被打坏，他们跳伞平安落地。
中国军队知道他们逮住了好东西，因为施瓦布尔是一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执行过65次夜间飞行任务并获得4枚优异飞行十字勋章的老兵，他身着军服，随身带有军役证明卡、一张弗吉尼亚的驾驶执照、一张飞行保险票、他的全家福照片和一份飞行计划。几个月来他一直被单独关在一座朝鲜式尾檐下一间肮脏的披屋里。 44岁的施瓦布尔倍受折磨，被指控是一名战犯，给吃的给得很少，被剥夺了去像样的公厕的权利，也不给检查身体，饱受酷暑和寒冬之苦。除了一次“两周的反省期”外，他频频接受审讯，但从未受过刑。最后在12月底，这名联合国军高级战俘继迪安将军之后，在恐吓和威逼之下，不得不作了使共产党中意的坦白交待。
“在做出我最困难的决定以寻求唯一出路时，”施瓦布尔后来写道，“我最重要的想法是，与宁死不屈而牺牲生命或一辈子做中国共产党的俘虏相比，揭露这骇人听闻的毁谤宣传对我的国家来说更有价值，我对此毫不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