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关系胜过许多教育-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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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饭吃到尾声时，孙冉掏出了早拟好的访谈提纲，开始像记者一样逐个提问起来。这一举动让扶美子一家吃了一惊，仿佛突然发现孙冉是个外国人，而且要做调查研究。不过，他们转眼就开心不已，完全进入实话实说状态。
女儿在回国后写的《访谈录：扶美子姐弟谈勤苦》一文中对扶美子一家的情况以及她做访谈的过程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我和扶美子一家的结识非常有意思，就像一部精彩的小说，高潮迭起。我高一的时候，她从东京来到北京参加民宿活动，恰巧住进了我家。短短几天，我们两个异国女孩，像姐妹一样亲密无间，分别时流着眼泪拥抱告别。没想到的是当年（即1999年）的暑假，我获得了珍贵的机会赴日民宿，更出乎意料的是恰恰就住在她家，这一住就近一个月。
我们在日本重逢，与她的家人也相处的非常愉快。更加有趣的是，高二的暑假，我又获得了赴日民宿机会，并为同行的父亲做日语翻译。
我怎么也没想到，当我再次来到日本，扶美子一家竟然再一次主动请求接待我。天呐，即使在好客的中国，接待一个外国中学生，许多家庭也会感到麻烦。扶美子一家却又一次主动地承担了一个月的麻烦；其实，扶美子家并不很富裕，一家五口人的生计主要倚赖当记者的父亲，简单的三室一厅的公寓还是借钱买下来的，至今尚未还清债务。姐弟三人挤在一间屋里学习和睡觉。我在她家民宿时，大弟弟雄一和小弟弟健志把地方让给我，自己却睡到了客厅的硬地板上。她家里本来处处节省，对我却非常慷慨。不但带我四处游玩，怕我吃不惯家中的口味还频频外出吃饭。
……
在我快离开日本的时候，一天黄昏时分，扶美子一家请我去一家日本料理店吃饭。休息时，我变戏法似地拿出了访谈提纲，让全家吃了一惊。在我解释了访谈原因之后，轻松愉快的访谈就开始了。
我主要是对姐弟三人访谈。爸爸妈妈饶有兴趣的在一旁听着，一边喝茶，一边慈爱地看着我们。我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你们是为什么学习的呢？”扶美子一边吃着刨冰，一边答道：“为了提高能力呗，而且学习的时候我也很开心。”旁边的雄一则煞有介事地说：“因为现在的社会是一个看重学历的社会，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学习。”表情极其认真，完全不同于他平时的鬼头鬼脑，看上去反而可笑。我忍住笑意，看着健志。健志想了半天，说道：“为了祖国和我未来的事业！”此话一出，全家都笑了出来，雄一更是笑得大力捶桌。但是爸爸妈妈眼中却充满了嘉许之意。紧接着我说：“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们能够为学习而放弃许多诱惑吗？比如，不睡懒觉了，不出去玩在家学习，会吗？”扶美子想了想，说：“大概是两方面都有吧，学一半玩一半吧。”雄一和健志则都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看来还是男孩子比女孩子贪玩。
第31节：生存的要求
······
我又问：“你们怎么看待劳动呢？认为它是美德还是挣钱方式？”姐弟三人都理解成了广义的劳动。扶美子认为就是一种挣钱的方式，比如打工，但同时又能交到好多朋友。的确，扶美子打工多年，这其中的感想可以连说一整天。她的学费、零用钱，甚至去中国的20万日元费用全部出自自己劳动的一双手。高中时候她就开始在花店、料理店等地方打工。我住在她家时她经常是白天陪我出去玩，晚上我看电视，她还要外出打工到很晚，辛苦异常。但她似乎对这种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很满意，很少抱怨父母对她的做法。可是在我看来，这简直无法想像。我想，中国的父母绝对不会这么狠心的。然而，这样确实培养了扶美子自立坚强的性格，我很佩服她。
由于我们的关系已如亲兄弟姐妹一般，日语交流也基本没什么大的障碍。所以，姐弟三人说话非常坦率。谈及劳动，雄一则说：“是生存的要求，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决定。”依然煞有介事的。健志还是老观点，觉得是为了自己的未来而劳动。“那么，你们又是怎么看待体力劳动者呢？”我追问下去。放下冰激凌勺子，扶美子耸耸肩，“没什么区别啊，只不过聪明的人可以选择脑力劳动。”雄一两手做塔状，比划给我看，睁圆了眼睛说：“体力劳动是塔底，脑力劳动是塔尖，没有体力劳动者就没有脑力劳动者，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健志则觉得两者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回答很有意思，现在大部分中国的学生瞧不起体力劳动者，认为是没本事的人做的工作，人人志向成为大老板、大学者、大科学家。
······
访谈的最后，我问他们怎么看待勤奋好学的人。姐弟三人观点非常相似，都很佩服这种人，但是觉得只懂得学习是不够的，运动不能少，用雄一的话就是现代人应当“文武双全”。“那你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吗？”扶美子和雄一摇头，健志却出乎意料的大力点头。雄一在一旁大呼小叫，表示不予肯定，二人争执起来；扶美子行使大姐权力，出面阻止；爸爸妈妈则在一旁笑而不语。
可以说，女儿在日本的调查与访谈都是很成功的，作为一个中学生，她做了很多大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作为父亲，怎能不由衷地为她高兴？
顶住压力
孙冉回国没几天，便开学了，开始进入恐怖的高三年级。
在这个时候，女儿的研究仅仅完成了日本的问卷，还有大量的工作没有进行。可是，高三一开学，早已是紧锣密鼓，备战高考人心惶惶。
我理解女儿的难处。首先，她担心落后于同学们，高考时处于不利位置。其次，她也不愿让自己的研究半途而废。此外，女儿的研究一直在秘密进行，因为在高三年级做这些事，未必能获得多少人理解，何必让孩子又承受额外的压力呢？
在我的建议下，女儿开始做国内的问卷调查。我说，对比研究更容易发现问题，所以，需要做出与日本对应的中国问卷调查。为了尽量减轻女儿的压力，女儿只做了一些同学中的问卷，外省市的问卷靠我的朋友帮助发放。
转眼到了期末，孙冉的考试总体成绩虽然不错，但数学很糟糕。
老师向我们发出了善意的警告，因为高三第一学期已是关键时期，此时太偏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老师建议孙冉在寒假里好好调整自己。显然，女儿的压力更大了。
我意识到，女儿的心理需要平衡，更需要成功的体验来支持。寒假里自然要补习功课，更需要把研究做完，力争出一个较好的成果，以巩固研究型学习的收获。也许，这将对其一生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并因此而缓解高考得失的压力。
孙冉接受了我的建议，妻更是全力以赴支持女儿奋斗。从故乡青岛返京之后，我们全家像一个课题组一样，开始了紧张的攻关。
中日调查问卷已委托专业机构用计算机统计完毕。在卜卫老师的指导下，孙冉学会了看数据分析，并开始撰写大型研究报告。
做中日调查难做数据分析更难。当卜卫老师提出许多要求时，孙冉才发现自己缺太多资料和数据。于是，她马上访问在日本留过学的人，又从互联网上进入日本的中小学，收集有关新资料。为了支持女儿，我们全家出动，访问了北京日本人学校的6位教师。
第32节：高峰体验
女儿犹如一个学者，常常挑灯夜战，伏案疾书。妻则长时间坐在计算机前，替女儿打印新写出来的文章。我的任务是审读女儿的新作，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难关，一个一个被攻破。我们全家像一个战斗队，体验到了过五关斩六将的滋味。或许，这就是成功的体验。
高峰体验
2001年2月，媒体上传来了国家教育部的最新规定，即从严掌握保送生政策。也就是说，孙冉再怎么研究型学习，再出什么成果，也与保送无缘，只能靠高考进入大学。
这件事对孙冉影响不大。虽然，我们也希望女儿有被保送的机会，以免受大考之苦，但保送是定向的，对发展未必有利。因此，我们依旧按自己的计划奋斗。
作为一个研究者和老编辑，我看了女儿写的一系列研究文章，立即意识到了其中的特殊价值。我建议女儿出一本书，以中日中小学生勤苦状况对比研究为特色，同时收入她自小学以来的日记、散文等作品。
女儿的眼睛再一次亮了起来。
妻是有心人，一直精心保存着女儿小学6年的日记、作文，女儿发表的作品更是无一遗漏。因此，很快就整理了出来。
经过推荐，华艺出版社接受了孙冉的书稿，并于2001年正式出版了18万字的《成长悟语》一书。
作为该书的一篇，即《我眼中的日本同龄人》，2001年2月14日被《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整版发表，这篇文章中的观点都是女儿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调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1993年开始的那场关于《夏令营中的较量》的大讨论，似乎给人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中国孩子在许多方面都不如日本孩子。真的是这样的吗？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并不真正懂得这场争论，后来我进入了一所日语特色学校。五年间，我在学习日语的同时，也接触了许多日本的青少年，并于1999年和2000年两次赴日本民宿。我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它像一个谜团一样刺激着我去破解。我决定用我的亲身经历和对比调查来证实。终于，我得出了以下十点比较结果。
当崎岖泥泞的山路令人举步维艰时，中国学生团结互助向前走，日本学生却各顾各，摔倒了也无人扶。
······
18岁以后日本学生大部分很独立，零花钱全靠打工挣；18岁以后中国学生大多难以独立，零花钱也靠父母。
······
中国学生到日本人家民宿，大都热情开朗，与人相处愉快；日本学生到中国人家民宿，很多人拘谨内向，不苟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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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生来中国，购物精打细算，一省再省；中国学生到日本，疯狂购物，大手大脚让日本人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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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上遇到难题时，50。6％的中国学生坚持自己解决，而日本学生仅28。6％；选择娱乐放弃学习的日本学生为57。8％，中国学生仅为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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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打饭或清洁卫生等公共事务，日本学生无需分配任务，几乎人人动手劳动；而中国学生如无分配任务，很少有人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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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对比调查证明：“从不做家务”的日本中小学生高达372％，而中国中小学生仅为10。2％，相差3。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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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生运动时间长、强度大，中国学生与他们赛球，冲撞起来绝非人家对手，因为中国学生的运动量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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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在日本人家，中国学生总开空调，日本人总关空调，宁可扇扇子也不开空调，这是两国人在环保意识方面差别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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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以为自己很懂礼貌，可与日本学生在一起，我时常感到自己是个没有章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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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青少年素质状况自然不止这些，但是，这十个方面的对比已经基本说明了问题，即中日两国青少年素质各有优劣长短。中国青少年在努力学习、团结互助、活泼开朗、做家务劳动等方面较强，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