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秘事-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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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以朱明皇族为核心，以和皇家结亲的远近为半径，形成了巨大而又盘根错节的联姻网络，这个网络涵盖了当时大明朝几乎所有的功臣宿将，包括了大多数高级文武官员，而皇帝朱元璋本人，就雄踞于这个网络的中心地位。
当朱元璋信重功臣之时，加诸于其上的既有公侯封号和铁券封赏，也有与之联姻的纽带。但当他开始怀疑这些功臣的时候，上面这些全都被他抛弃，功臣相互之间的联姻不再是维系王朝安全的纽带，而成了私下勾结的罪证。翻云覆雨，只是作为“皇帝”的那个老人的一转念间而已。出生入死换来的荣华与富贵都建立在名为“皇权”的沙砾城堡之上，脆弱得皇帝一句话即可兴之，自然也可亡之。
“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
这句凶险万分的诗用在洪武后期的朝局上再合适不过了。经过了胡惟庸案件的整肃，锦衣卫的名字深深刻在了大明朝臣的心里，他们中的很多人每天上朝的时候都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态和家人诀别，祈祷今天皇帝不要又翻出什么人是“胡党”的证据来牵连到自己。即使晚上平安回到家里，也不敢放松警惕心，谁知道锦衣卫的眼线布置在什么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呢？
据说国子祭酒宋讷有一天自己在屋里生学生的闷气，第二天皇帝就拿着他生气时的写真画质问他，要不是宋讷一门心思都扑在教学上，只怕当场就能送了命。
然而朱元璋比起他的大臣们，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自从洪武十五年结发妻子马皇后病逝后，他的后宫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而太子朱标仁厚的性格虽能胜任守成之君，但实在不讨自己喜欢，因此他和儿子们也疏远了许多。而在外廷，随着锦衣卫工作的日益深入，卷入胡惟庸案件的人越来越多，到后来，他已经分不清楚是因为锦衣卫拿来了那些人谋反的证据他才杀人，还是他要杀人锦衣卫才拿来了谋反的证据。他只知道，江山是他的，也必须是他的子孙万代的，无论是谁，只要威胁到这一点都不能放过。
胡惟庸死了，因为朱元璋不能容忍一个有可能凌驾皇权的政治制度存在，那数万条人命不是胡惟庸的陪葬，而是这个制度的陪葬；李善长死了，因为他不能容忍一个有可能在威望和人心向背上超过他的人存在，流放到江浦的两个外孙，是他对女儿临安公主仅有的补偿。
国公之死（2）
剔除了李善长这根芒刺，朱元璋并没能放松身心，在他看来，文武功臣们所结成的关系网实在是太密太大了，简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即使戳破了几个窟窿，也不能使他呼吸完全顺畅——他似乎已经忘记了一开始编织这张网的人正是他自己。
这个网络开始抽丝破洞，始于胡惟庸谋反案，而将它彻底扫荡的则是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蓝玉谋反案。
蓝玉，在明初诸多名将中本排不上最前列，但他是朱元璋的发小儿常遇春的小舅子，常遇春于洪武二年早早战死，都没能等到大封功臣的时候，朱元璋对常遇春的早死很是伤怀，不但让太子朱标娶了常遇春的女儿为正妃，在大封功臣的时候，让常遇春的儿子继承了爵位，对蓝玉也一直加以照顾。蓝玉倒也没让朱元璋失望，他作战很是勇猛，到了洪武中后期，邓愈、徐达等宿将相继去世之后，蓝玉逐渐独当一面，参与了诸多重大战事，为明初的稳固与统一立下不少汗马功劳。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六月，蓝玉奉命南下四川地区平叛，直到年底才回到南京。转过年来的洪武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向朱元璋告发：“蓝玉意图谋反。”
从洪武十五年锦衣卫设立，第一任指挥使毛骧开始，锦衣卫就如同一只被驯养的恶犬，虽然在主人面前温驯听话，但在大臣们面前却是凶神恶煞、威风凛凛。洪武十八年以来，凡是和胡惟庸沾点边儿的朝臣基本都被冠以“胡党”的名号扔进诏狱之中。当然，其中有多少是毛骧自己公报私仇就不得而知了。
自从锦衣卫设立以来，凡是朱元璋想杀的官员，都由锦衣卫办理，根本不走正常司法程序，外廷的三法司形同虚设。尤其是胡惟庸案扩大化后，锦衣卫下属的镇抚司诏狱犯人满囚，刑罚多变，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在朝廷上树立了恐怖政治的阴影。在朝的功臣们虽然每天战战兢兢，生怕锦衣卫指认自己是“胡党”，但他们毕竟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搏得天下，胆气还没有被消磨光——反正都是死，那么也要拉上锦衣卫做垫背才算够本儿。
锦衣卫指挥使毛骧以“谋反”论罪胡惟庸，一开始就将目标设定为李善长，洪武十八年把胡惟庸的亲家、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扯进案子，想顺势把李善长杀了，但鉴于李善长在朝中势力仍然很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朱元璋没有杀李存义，更没有动李善长。
毛骧很是聪明，从核心入手不行的话就改打外围。洪武十九年（1386年），锦衣卫找到了胡惟庸“通倭”——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这下胡惟庸谋反板上钉钉，再牵扯到什么人的话就没话说了。然而李善长也立刻意识到朱元璋要将胡案扩大化，一旦开始株连，则功臣们必定受到牵连，于是他联合朝中一些功臣向朱元璋施压。
大概是看功臣们反弹得太厉害，朱元璋不得不做做表面文章，安抚一下，洪武二十年（1387年）的正月，他召集群臣，对他们说：“锦衣卫设立以来，经常非法凌虐犯人，现在将这些凌虐犯人的刑具都毁了，那些犯人还是交给刑部审问吧。”
这只是表面上的安抚人心，焚毁了的刑具可以再造，已经收押的犯人转交刑部，刑部慑于皇帝的压力也不敢放纵，正好腾出地方来装新的犯人。
于是当众焚毁刑具的当年，锦衣卫又找到了胡惟庸和北元余孽相联系，阴谋颠覆大明的证据，锦衣卫诏狱里重又塞满了犯人。
到了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这棵大树的所有树杈都被削光，毛骧旧事重提，仍然以李存义和胡惟庸早有勾结上告朱元璋。这回朱元璋没有再留情面，李存义被杀，李善长终于被株连。而李善长最后也要争一口气，在口供中把毛骧拉进了“胡党”。朱元璋心里明白毛骧的冤枉，如同他也同样明白胡惟庸和李善长的冤枉一样，但还是不动声色地让毛骧做了陪葬。
锦衣卫是皇帝的私兵，离了皇帝他们根本无法和朝中大臣相抗。毛骧的死让所有锦衣卫的成员都明白了这个道理，既然成为锦衣卫的一员，他们的使命就是成为皇帝的耳目和利剑，一旦被皇帝放弃，他们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国公之死（3）
胡惟庸之案牵连文臣无数，却没有动到武将的头上。朱元璋武人起家，对武将比起文臣来更加亲近，洪武中后期，朝中数得上的武将只剩下蓝玉、傅友德等廖廖数人而已。傅友德本是降将，虽然一直忠勇，但谨小慎微，不敢让朱元璋拿到错处。蓝玉就不一样了，他根红苗正，又是太子的舅舅，在徐达、李善长死后，朝中辈分属他最高，待人接物上有些嚣张似乎也可以理解。
朱元璋原本也没打算在清洗文臣之后立刻清理武将，但有两个变数使他下定决心连武将一起拔除。一来锦衣卫众人为了不让皇帝放弃他们总得鼓捣出点案子来查办，以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文臣杀得差不多了，自然目标转到了武将身上。蓝玉自己行为并不检点，仗着是勋臣又是皇亲，贪横暴虐的事情也做过不少，很有空子可钻。
二来，洪武二十五年四月，皇太子朱标病逝，这个打击对于朱元璋来说是致命的。朱标是朱元璋的长子，在明朝建国前就以吴王世子的身份留守过后方，洪武元年，更以嫡长子的身份成为皇太子。他继承人的身份确立得如此之早，又屡次奉命监国，无论是朝中文武大臣，还是分封到各地的藩王对他都比较信服，朱元璋自己虽然不太喜欢朱标仁厚的性格，但也了解朱标能够驾驭朝局，对蓝玉这样的武将也能约束得住，因此对他继承皇位还是很放心的。
但没想到朱标竟然一病不起，死的时候仅仅三十九岁而已。别说是普通人家白发人送黑发人难免悲伤，帝王之家的痛苦更甚于此。太子之位空了半年后，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六岁的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元璋没有从儿子辈中挑继承人，而是选择了朱标的儿子、孙子辈的朱允炆——朱标的长子早早夭折，朱允炆是他成年孩子中年龄最大的一个。
后世有很多人指责朱元璋立朱允炆为储是个错误，认为正是由于立了在政治上既无威望又无经验的孙子当继承人，使得叔叔辈的燕王朱棣等心怀不满，蠢蠢欲动，给了他们在朱元璋死后造反逼宫的野心。但站在朱元璋的立场，他又能怎么办呢？儿子们分封各地，个个手握重兵，有野心的太多了，立哪个都会招致别人的不满，干脆一个都不立。立了孙子，一来也算名正言顺，二来自己活着的时候可以加紧培养，并为将来消除一切隐患。什么是隐患？首当其冲的就是蓝玉这样的外姓武将，除掉了这些人，就算将来孙子登基，儿子们造反，至少天下还是姓朱的。
蓝玉的命运在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的那一天就注定以悲剧收场了。
此时的锦衣卫指挥使乃是蒋瓛，在史书里只是个小角色。蒋瓛于毛骧之后当上锦衣卫指挥使，表面上风光无限，虽然品级只有正三品，在高官满地走的南京城里按理说是排不上号的，但锦衣卫自从成立以来的种种作为，足以使得大部分朝臣谈虎色变，见面时腿肚子不打转就好了，哪里还敢摆什么官架子？
然而蒋瓛自己心里清楚，皇帝将锦衣卫推到台面上来，为的就是在杀戮过重时分担朝廷大臣的怨气。清楚归清楚，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蒋瓛在朱元璋面前告发蓝玉意图谋反：“凉国公蓝玉勾结景川侯曹震等人意图在皇上您出宫举行‘藉田’仪式的时候发动兵变。”——人物、时间、地点、过程一个不少，说得有鼻子有眼。
告发的当天蓝玉就被抓起来，仅仅一天之后就把他处死了，家人也全部被杀——就如同当初的胡惟庸一样。
洪武时期最后一个大案——蓝玉谋反案——正式开锣登场。在这场大屠杀——我们只能称之为屠杀，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也没有什么严格的审判过程，只有最后的定罪和杀戮而已——中，从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蒋瓛告发到九月朱元璋下诏停止追究，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蓝玉案牵连的功臣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除了蓝玉自己被夷三族外，被冠以“蓝党”之名而死的有近两万人。
国公之死（4）
告发的是锦衣卫，抓人、用刑、杀人的仍然是锦衣卫，洪武二十年当众焚毁的刑具早就重新造好，用在这些前一天还是国之重臣，或许家里还有免死铁券的人身上。痛苦哀嚎间说出的名字，第二天就也出现在诏狱里。蒋瓛对于犯人供词的真实性丝毫不加以评判，只要里边出现了新的名字，他一定要抓进来。只要还有人可抓可杀，皇帝就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