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组织部的政治斗争:中国式秘书3-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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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客”埋下了伏笔。
面对“三剑客”近乎猖狂的明枪暗箭，坚决实施反击自是廖志国的不二选择。对此，他和黄一平意见相当一致。可是，对于如何进行反击，采取何种反击手段，是强攻还是智取，是攻城掠地还是攻心震慑为主，其间经过反复研讨、磨合，最终才取得高度一致。
按照廖志国的性格脾气，以及他为官多年的一贯行事风格，对待于树奎这样公开跳出来挑战的对手，应该毫不留情猛打痛歼，决不给对方以任何还手、喘息的机会。即便对于那些匿名告状信，他也恨不得马上查个水落石出，揪出那些幕后黑手，通过行政、纪律、法律等手段治他个屁滚尿流、落花流水。如是，不亦痛哉快哉！
可是，黄一平作为秘书与旁观者，却不赞同这样的思路。不错，于树奎在海北人代会上的那一出戏，确实做得过头了，廖志国怎么出手打压都为过分。那些匿名告状信更是可恶。一张邮票几页纸，罗列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最后署上一个虚构的名字，批量打印或复印出来，天南海北那么一寄，马上就会闹得满城风雨，人人皆知阳城地界上出了个大贪官廖志国。这种事，上边真来调查还好说，即便不能最终水落石出，当事人至少也有个陈述、申辩的机会。事情坏就坏在没人查，而是层层级级指示、下转，往好处说是上级领导信任你，实际上呢，如此一直含糊暧昧着，那黑锅你就得永远背下去。此事按到谁头上都会憋气窝火。然而，检察长选举有法理支撑，名义上披了件冠冕堂皇的外衣；匿名信这块虽然未得法纪与舆论的明确支持，却也不在法律明令禁止之列，何况，确有很多腐败案件，正是通过匿名信披露才得以查处。因此，仔细衡量下来，实施硬打硬冲的强攻政策，委实利小弊大，弄不好有可能两败俱伤、得不偿失。这点利害关系，黄一平稍加提醒，廖志国便不难接受。
中国式秘书3 第三章（2）
当然，黄一平不主张实施强行反击，除了为阳城政局稳定及廖志国的切身利益考虑外，也有为自身前途着想的因素，说白了是存了一点点私心。回首既往四年多，不论当初从党校重回市府，还是后来频频晋升职级，若非廖志国知遇大恩，绝不会有他黄一平的今天，更遑论前途光明的未来。在阳城政界，但凡认识他黄一平者，皆知道这段历史，也都认定他是廖氏阵营的核心人物。可是，作为官场中人，跟对人、站对队是一回事，如何跟、怎样站又是另一回事。善跟、会站者，总是将伸出去的那只脚极尽遮挡，尽量做得遮山挡水不动声色，此谓聪明绝顶。只有那些愚蠢之辈，整天扛着旗帜、打着号子四处招摇，高调表明自己所属的山头与圈子，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谁的人。过去给冯开岭当秘书那段时期，黄一平就是心眼太实、跟得太明显，才栽了天大的跟头，差点彻底断送前程。缘于此，黄一平就不希望廖志国在处理与对手之间关系时，太过张扬与强硬，尤其不宜采取血拼的斗争方式。因为那样一来，他这个秘书必然要充当马前卒、清道夫的角色，难免做些踏地雷、托炸药包之类的活计，也许先送死的就是自己。或者即使不至于此，万一双方火力太猛了，也必然会给自己带来长久的隐患。毕竟，廖志国不会久居阳城，而自己则注定要在此终老，后路不能不留啊！
如此一来，黄一平就尽量说服廖志国，确定对“三剑客”以智取与攻心为主。至于选择贾大雄作为突破口，更是颇费了廖志国与黄一平一番斟酌。
根据黄一平的观察与研究，苗、贾、于“三剑客”的构成，总体看是一个极为稳定的三角结构，可拆开看却各有特点，各自的优劣、长短相当明显。三人组合中，苗长林官居正厅级副书记，不仅位高权重，而且个性沉稳，工于计谋，惯于避居幕后充当总策划的角色。作为党委中的正副书记，廖志国自然不便直接拿苗长林开刀。何况，他们二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尽人皆知，若是明里开打起来，一定首先对廖志国不利。再说海北县委书记于树奎，“三剑客”中数他职级最低，也数他个性最为张扬，为人行事最是高调。阳城官场，尽人皆知他是廖志国的眼中钉、肉中刺。加之，于树奎长期主政海北，自恃乃一方诸侯，更倚仗省里有强硬后台，早已养成了老子天下第一的霸道习惯。在与廖志国的较量中，他充当着冲锋陷阵的打手角色，不仅时常发泄不满情绪，而且竟然通过检察长选举一事公然挑衅市委书记权威。按照一般情形，使出杀威棍，先打掉这只出头鸟，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一个市委书记与县委书记直接较量，不论结果如何，输家皆是职位高的一方。而“三剑客”们的如意算盘，也许正是希望廖志国先与于树奎过招相掐，令前者道义上先遭惨败。如此而论，自然也不宜从于树奎身上入手。只有组织部长贾大雄，虽然也是常委，却属于市委工作部门的领导，官衔不大也不不小，职位不高也不低。比较其他二位，贾大雄相对胆小懦弱、瞻前顾后，既无苗长林的善谋，又不具备于树奎的刚硬。一旦与之交起手来，不仅少了势均力敌、相持不下的顾忌，而且也不致让人说成以大欺小。更主要的是，贾大雄作为组织部长，手握人事大权，其破坏性远远超过苗、于二位，拿下他就等于削弱了“三剑客”的半壁江山。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式秘书3 第三章（3）
须知，对于当下的市委书记廖志国来说，比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得心应手的组织部。
前边曾经说过，廖志国由市长转任书记，工作重心随之发生重大转移，用他自己的话说，乃是由务实为主过渡到务虚为主，由谋事为中心向谋人为中心转变。这还不像过去在县、乡里做书记，那种基层的党务主官，实际上是党政一把抓，书记越位抓政务天经地义。而到了地级市这一块，情况则有些不同。一座中等城市，看上去上万平方公里，洋洋数百万人口，可主体都在下边的那几个县（市），而且人家自成体系，真正需要市里操心的事情并不多。或许，这也是县里一直希望归省直管的原因之一吧。说白了，一位地级市的党政主官，实际需要打理的范围，也就是市区方圆千把平方公里的那几个行政区，能够展示于人者也不像县里那样丰富、具体。事情总共不过那么多，你书记还好意思再去同人家市长抢着做吗？因此，当了书记的廖志国，反而有种遭架空、被边缘的感觉。担任市长时，他的现场视察多，人家找他汇报工作的多，脑子里考虑的大多是修桥、造路、建工程之类的具体事务；当了书记后，务虚的会议多，找人谈话多，整日思考的主要是各种各样的人事关系。
在中国官场，像廖志国这样的市委书记谋人，仰仗和依靠的主要部门是市委组织部。试想，全市那么多官员的升降进退，从推荐、考核、测评到最后的公示、任免，包括离退休之后的慰问、治病、解难、帮困，及至最终亡故的祭奠追悼，哪一样不需要组织部的操办、介入或过问？若是主政此部的要员三心二意、甚至离心离德，那自己这个书记还怎么将人事谋好谋顺？尤其显得重要的是，人事不像政事那样刻板，而是千变万化，其中很多所涉之人或是身份特殊，或是关系敏感，难免有不按常规、正途操作者，更加需要这个组织部特别知己贴心。阳城目前的情况，同廖志国期望的恰恰相反。
因此，选择贾大雄作为突破口，实为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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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大雄提出配备常务副部长，廖志国表示赞同。
“好的，是得马上配，你这个部长必须一个得力助力嘛。哦，对了，你有合适的人选吗？”廖志国问得漫不经心。
“这个——，”贾大雄略一犹豫，马上回答：“暂时还没有合适人选，这事我们想先听听廖书记的意见，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办！”
“既然这样，我让黄一平副秘书长参与物色，最后我们再坐下来一起商定。”廖志国点头道。
贾大雄眼里一丝惊异之色稍纵即逝。
说到这里，有的读者可能纳闷了：一个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果如贾大雄所言，非得市委书记廖志国亲自选？还有，廖志国为何会让秘书黄一平介入此事？
熟悉当下中国官场的人都知道，在党政军民学诸多政权组织中，不论其形式如何千姿百态，真正体现权力、地位的要素，无外乎人、财、物三样，而人则是居于第一位的核心要素。当年，毛泽东老人家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任何一个单位，只要掌握了人事权，就等于掌控了一切。因此，像廖志国这样的地方市委书记，除了统揽该地全局外，别的事务皆可委于他人，唯有一处必得亲自牢牢掌管，绝不容旁人轻易染指——这便是党委组织部。按理说，组织部选个常务副部长，贾大雄身为常委、部长，应当具有相当的话语权。然而，事情远非吾等局外人想像的那么简单。对于常务副部长人选，贾大雄即便私下已经择定人选，当着廖志国的面也绝不敢轻言，否则便是犯了大忌。何况，他与廖志国分属对立阵营，更是不可轻易儧越。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式秘书3 第三章（4）
当然，市委书记廖志国亲自选定常务副部长，除了上述主管因素外，也说明了这个位置的极端重要性。像阳城这种地级市，经济发达程度堪抵中西部一个省的总量，下辖十来个县（市）、区，外加上百个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归属组织部直接管理、任免的干部超过千人。不难想像，掌握着这座城市干部生死大权的组织部，该是一个怎样强权的衙门。作为常务副部长，则是其中仅次于部长的二号大员，除了协助部长主持全局外，通常还会分管市辖党政机关及县（市）、区领导班子，管辖着领导干部中的精华部分，绝对属于权势熏天的人物。这些年，贾大雄与那个刚退二线的常务副部长沆瀣一气，利用阳城党政主官长期不睦的空隙，将组织部经营得几乎滴水不漏，使之成为“三剑客”党同伐异的重要平台，廖志国早就对此耿耿于怀了。贾大雄心里也清楚，新的替补人选，廖志国一定不会轻易放手，更不可能假手于他这个反对派。
至于让黄一平介入此事，则是廖志国的精心安排。
黄一平跟随廖志国来到市委，担任了正处职的副秘书长。按照常规，副秘书长已然属于领导职务，不宜再做某个领导的跟班秘书，而应当在党委组成部门中分工一块，协助市委领导进行日常管理与协调。在几个副秘书长中，黄一平是个例外，并不参加惯常分工，依旧贴身跟随廖志国。不过，廖志国私下里对他也有特别交代：“你虽然不参加副秘书长们的分工，但所有部门的事情都可以过问、查办，尤其要腾出相当精力，盯紧了组织部。关键时刻，你随时可以打着我的旗号，过问部里的日常事务。”基于此，当贾大雄请示常务副部长配备时，廖志国提出让黄一平参与其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廖志国令自己盯紧组织部，黄一平自然不敢懈怠。到市委这半年多，只要稍有空闲，他便想方设法同组织部的干部广泛接触，甚至通过吃饭、喝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