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王国-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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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哥大的烛台 —— 4
在丹吉尔法兰西广场的巴黎咖啡店里铎夫·拉扎鲁斯发出一声悠闲的叹息，舒舒坦坦地坐在一张柳条椅上。
“来一杯马丁尼（注：用杜松子酒、苦艾酒和苦味药酒调和而成的一种鸡尾酒。）？”
雷伯摇摇头。
拉扎鲁斯自己要了一杯粉红色的马丁尼——他最近才改变习惯喝起这种酒来，——给他的伙伴要了一杯薄荷茶。他开始谈到黄金，用的是依地语。他说，黄金在丹吉尔正日益增多；整个欧洲，甚至瑞士的黄金纷纷流到这里来——归根到底，俄国人目前在维也纳，可是谁能说瑞士的中立地位能永远把他们挡住在那里？何况，巴黎和伦敦的黄金市场已经停止交易，加上通货膨胀……
“小伙子，你知道通货膨胀是怎么回事吗？”
“知道，”雷伯漠然回答。
在坐“神仙”号从马赛来丹吉尔的途中，他度过了自己的十八岁生日。到这里以后，拉扎鲁斯在闵扎旅馆定了两个房间。趁他的伙伴有—个约会，雷伯独自沿着巴斯德林荫道走了一遭。他站在了望台上，从那里可以饱览直布罗陀海峡和马拉巴塔角的宏伟雄姿；他还一直走到格兰索柯。
“我说话你是不是在听，小伙子？”
“是的。”
“我看你不象在听。雷伯，这里有钱可赚。在国际共管区的议会里有三个犹太人。我和其中的一个见了面，他们马上就要决定把对未经宣布的存款实行的优惠办法扩大到黄金，这就是说，任何人，无论本地居民或外侨，都可以存储数量不限的黄金而不用缴税。单拿法国来说，那里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通货膨胀而做梦也在想黄金。举个例说，你可知道一根金条在苏黎世和同一根金条在里昂两地的差价是多少？二十万法郎。咱们可以把丹吉尔作为基地，用小型飞机空运黄金，利用法国抵抗运动的旧机场。……”
“我不会开飞机。”
一名至少已有七十五岁而且居然能说十来种语言的侍者，给他们送来了钦料，还有拉扎鲁斯要的一包烟卷。拉扎鲁斯那双亮晶晶的小眼睛依然一个劲儿地盯着雷伯的脸。
“你的心境不佳，小伙子？”
雷伯仍然一声不吭。那两颗灰色的眼珠子转过来与对方凝视的目光正好碰到一块儿了。拉扎鲁斯莞尔一笑。
“你连一个子儿也没有，没有家，没有地方可去。要是没有我，你也许会挨饿。什么都是我教会你的。我甚至把你的第一个女人带到你床上。对不？”
“对。”
“你跟阿涅列维奇杀过人没有？”
回来见铎夫之前，雷伯曾在市场上转悠了一阵，归途中穿过法规街走到孟杜比亚植物园的入口处，那里的木槿多得不得了，还有几棵被认为已生存了八百年的龙树，他瞅见了那个人，并且立刻认出来，尽管那人穿着便服，尽管还留起了小胡子和比较长的头发。那人把上衣搭在胳膊上，一边用手帕擦脖子，一边讨人喜欢地向几名正在同一个兑换货币的商人争论的英国水手搭讪。那人不是埃立希·施泰尔，也不是霍赫赖纳。
“记性相当好”的雷伯四年前只见过他一次那是在贝乌泽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当时那个人打一排排刚从利沃夫押来的犹太人面前走过去，操着一口几乎无懈可击的依地语，要他们所有的人给自己家里写信，让家属放心，告诉家里人，说他们没有受到虐待，说他们的流放生活事实上并不怎么可怕……
“你没有回答我，”铎俯说。
“没有。”
“你是说，你没有杀过任何人？
雷伯含笑摇摇头。
“我是说我没有回答你。”
拉扎鲁斯拿起刚才侍者跟薄荷茶、马丁尼一起送来的一盒“菲立浦·莫力斯”香烟。
“我在市场上跟几个人交谈过。他们用意大利活把这叫做‘乌富穆’，也就是烟。他们说，做这档子买卖也能嫌大钱。”
十月下半月跑的第一趟生意，本钱是由铎夫·拉扎鲁斯张罗的。以后他们又跑了十趟，目的地每次都一样：西班牙。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能搞到一条船。美国产的淡黄烟卷在丹吉尔名义上是过境商品，这里的价钱是每包三十法郎，如果要合法地运出去，只须报一个进口烟草是合法的终点港，通常就报马耳他。他们将同来自巴伦西亚的西班牙买主谈妥一个海上的交货地点，必须在领海水域以外，否则西班牙人有碰上佛朗哥政府的海关人员的危险。这事几乎不冒什么风险，而赢利却颇可观：在丹吉尔出三十法郎买来的一包烟，转手可以卖五十到六十法郎。他们有时候一船要装五十箱，也就是两万五千包，跑一趟就能嫌五六十万法郎，即四五千美元。这就难怪围绕着尚未落入大流氓之手的这项买卖争夺如此激烈。在形形色色的走私者中，前皇家海军的几名军官、一位未来的法国部长、英国和意大利的一些贵族、乃至一帮清一色搞同性恋并且挂妃色旗航行的女船员，正在你推我搡，各不相让。
跑了六趟买卖后，雷伯已能偿还拉扎鲁斯最初的投资。
“你不必这样做，”铎夫说，“我没向你要。”
“我认为这样比较好，”雷伯的回答很简单。
他们谈话时有一个名叫亨利·阿尔特的法国人在场，他对冒险生涯一直心向往之，并且专为这个目的从尼斯来到丹吉尔。阿尔特和克立姆罗德是偶然相遇的，当时他们正站在擎天柱书店的书架前。从尼斯来的那个人是学历史的，他先跟雷伯攀谈起来——谈那个高个儿青年正在翻阅的一本书。
那是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注：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史学家。他认为历史只是若干各自独立的文化形态循环交替的过程，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看作是“西方文化的没落”。），雷伯差不多把这本书全部读完了。在他们到附近一家咖啡店的敞廊上长谈的过程中，三十岁的阿尔特发现这位施本格勒著作的青年读者才十八岁，不由得大为惊讶；但雷伯在做烟卷生意这一事实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本人在这方面有一些新的点子，甚至设想搞一条“淡黄烟卷路”把烟卷从丹吉尔运到法国和意大利沿海地区，在那里一包“菲立浦·莫力斯”或“切斯特菲尔德”可以卖到一百法郎……
“而且，如果每次不是装五十箱，而是装五百或一千箱，甚至更多些——这仅仅是船只问题——那么，赢利很快将达到惊人的数字。一年赚它一百万美元并不是痴心妄想。”
阿尔特长时间固执地想要说服这个小伙子跟他合伙干，这使他自己也有些纳罕。小伙子显然举棋不定。肯定不是因为缺乏胆量或雄心。看来另有原因。
“是不是你那位爱尔兰朋友？，因为他？”
“不完全如此。”
“如果你需要，”阿尔特最后说，“咱们可以三个人一起干。虽然……”
他不喜欢铎夫·拉扎鲁斯（他只知道此人姓奥谢，这是拉扎鲁斯在丹吉尔期间一直使用的化名），其实还有些怕他。阿尔特曾有两三次听到他在用英语同一些形迹可疑的美籍意大利人热烈交谈，他们提到海米·魏斯，迈耶·兰斯基、莱普克·布恰尔特或勒基·卢奇亚诺这些名字时的口气就象过去的士兵谈到他们的长官，阿尔特狂热地渴望冒险，但是在合乎理智的限度以内，拉扎鲁斯—奥谢这样一个人在他看来已经“离了格儿”，正象此人和年轻的于布雷希在他看来是并不相称的一对伙伴一样，既不相称而又危险。
总之，阿尔特的态度象一个兄长。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和兰根事件不可能有什么关系。他只是那件事情的证人，还不是直接的。
“他们是荷兰人，”拉扎鲁斯说，“一个叫兰根，一个叫德格罗特或者跟这差不多的名字。其中一个有商船船长的执照。而咱们不是需要一个真正的船长吗？刚才我们正在谈论，这回要穿越地中海了，可不光是沿着西班牙海岸去向那里的小妞儿们挥手致意。至于别的船员，有一个马耳他人和三个西西里人。”
“还有咱们。”
“对，还有咱们。总共八个人。带九百箱咱们人手可能不够，但是到了那儿会有一批人来帮忙。”
“咱们准备去哪儿？”
“西西里。到巴勒莫以西的一个海湾。你有没有不同意见，小伙子？你大概以为咱们会老是玩这种小孩子游戏？如今咱们可要干真格的了。来吧，我要带你去见见那两个荷兰人……”
亨利·阿尔特已经和他的一个朋友坐在巴黎咖啡店，那人是科西嘉岛的一名海关官员，他正以一位专家的身份在出很多点子，教他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丹吉尔的国际地位提供的种种有利条件。阿尔特看见克立姆罗德和拉扎鲁斯到来，并且坐在几步以外两个背对着他、年龄在三十五岁上下的男人旁边。他看见克立姆罗德的灰色眼睛冷酷地呆滞不动，一度还瞪得大大的，他注意到克立姆罗德做了个古怪的动作——弯着腰，脑袋几乎完全钻到桌子下面，把一条并没有松开的鞋带重新系一下。然后坐起来，又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阿尔特向拉扎鲁斯—奥谢膘了一眼，意识到他也已经有所察觉。过了二三十分钟，那两个陌生人才起身离去……
铎夫用依地语低声说，“别装腔作势在我面前演戏，小伙子。我看到了你的神色。你是不是认识那两个家伙中的一个？”
雷伯张开搁在大腿上的手指，似乎对它们看出了神。最后他说：“至少其中一个不是荷兰人。”
“哪一个？”
“兰根。”
铎夫的双目象两颗寒气森森的蓝色钻石在眼镜片后面闪灼。他把一张钞票扔到桌上付了账，站起身来。
“咱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两个月以前，他买了一辆双色帕卡德折蓬汽车。他坐到方向盘后面，把车开往马拉巴塔，雷伯坐在他旁边。一路上他们一句话也没有交谈，可是当车到达灯塔时，拉扎鲁斯关上引擎，下车向可以同时眺望丹吉尔、大西洋和西班牙的游廊走去。
他的动作之快，好象根本没有做过某个动作，但是原先他用左手提着的一支科尔特自动手枪，现在已到了他的右手掌中。他打了一枪，一只正在飞翔的海鸥应声中弹落下。铎夫面露笑容。
“咱们刚到丹吉尔的时候，我问过你一个问题，你跟阿涅列维奇那个白痴有没有杀过人？当时你没有回答我。”他以几分钟前已经显示过的那种令人咋舌的敏捷性再次摆好射击姿势，而这时又有一只海鸥在他的手枪射线上。但这一回他没有扣动扳机。
“你想杀死那个兰根吗，雷伯？”
“我不知道。”雷伯平静地说。
铎夫的手一动；那支科尔特已经回到他的茄克衫里边原来的地方，插在他右股后面的腰带上。
“回去吧，小伙子。咱们就跟德格罗特和你那个朋友兰根一起去跑一趟西西里海岸。我现在认为，八成连那个德格罗特也不会是荷兰人。他可能也是他们中的一个。尽管兰根在丹吉尔说他是荷兰人，可是你以为一个真正的荷兰人会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吗？或者他是以另一种方式卷进去的。甚至在荷兰也有党卫军……”
自从他们相处以来，他这是第一次对这个年轻人如此亲热，他搂住雷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