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革命的名义 []作者:管杀不管填-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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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正与各派密谈的安德鲁，时不时地被推到前台表演，因为害怕被狂热的群众们再度“蹂躏”，将军只好走到三楼阳台上，面对观众，一次又一次发表着即兴讲演。接近傍晚时分，黔驴技穷的山岳将军终于没招了，一人傻站在高处，一阵搜肠刮肚足足五分种。望着无数近似疯狂的人群，撒旦至上，情急之下的安德鲁最终灵感突现，略为沉思，便高声吟送起来：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这是19世纪最为著名的一首诗歌《自由与爱情》。是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1823　…　1849）在1847年新婚后不久写下的。1848年匈牙利革命前，裴多菲在匈牙利文坛起过领导作用。他热情拥护法国大革命，怒斥匈牙利社会现状，抨击贵族和王室特权。他的诗歌政治热情充沛，其中写于革命前夕的《起来，匈牙利人》成为革命的颂歌。革命时期曾担任特兰瓦西尼部队司令贝姆·；尤若夫将军的副官。1849年7月31日在塞盖斯瓦尔战役中阵亡。
将军在阳台上抑扬顿挫地朗诵着《自由与爱情》，一遍接一遍，台下的听众也如痴如狂，语调不一地跟着吟唱起来。立刻，独诵成为了合唱，从沼泽区到圣安东区，从巴黎到马塞，从法国到欧洲，欧洲到世界各国，所有倾向于革命的仁人志士都在传唱着这首由安德鲁将军“创作”的著名诗歌。
阳台上的年轻人当然不明白自己无意间剽窃后世的作品，居然如此受到大众欢迎。《自由与爱情》流传到魏玛公国，正在创作宏伟历史巨作《浮士德》的歌德，这位德国伟大诗人兼政治家，毅然放弃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准备从莱茵河畔跑到塞纳河边，只为拜会革命者；仍在维也纳进行音乐深造的贝多芬，听闻过后也赞叹不已，当晚就为《自由与爱情》谱写了优美曲调，第二天请人专程送往巴黎，并附带着一封长达六页的书信，其间描述了自己对山岳将军的一番敬仰之情；当安德鲁征战欧洲沙场，四处大种“自由树”的时候，将军惊奇地发现各国的穷苦汉们竟然都在高唱着《自由与爱情》，扛着各式锄头与镰刀，迎接黄皮肤统帅到来，帮着自由法国军队驱赶欺压在自己头上的贵族与教士。
…
在夜幕降临后，看完，听完，欣赏完安德鲁将军精彩表演的各类人群，才带着满足心态，乘着漆黑，乱摸娘们的胸脯与屁股，在女人尖叫声中，依依不舍地陆续散去。
总算可以歇口气的安德鲁回到房间，又遇到另一批崇拜者，一位公安委员会委员，外加自己的勤务兵及其侍从。望着一张张狼外婆式的笑脸，可怜的将军知道，又要剽窃后世名作。接着在餐桌上花了一个多小时，打发完楼内的自家听众，安德鲁最后把自己锁在房间。却没睡觉，而是爬在书桌上奋笔疾书。不为别的，那是在回忆以前的章词段句。
本来，安德鲁想翻译些中国古代的经典名句，什么唐诗宋词之类的，一番努力之后，还是放弃了。原因很简单，尽管法国在欧洲各语种中最出类拔萃，但要与5000年文化积累，博大精深的汉语相比，还是太小儿科了，惟有找些简单点的外国诗词才管用。幸好赵凯在大学期间也曾风liu过一时，为追求外语系的某位系花，讨得佳人欢心，听狐朋狗友们的介绍，说该美女喜好外国名人诗词，于是萨费苦心的他背诵过不少，结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漂亮女孩仍就与学校的篮球明星走到一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想却在18世纪派上用场。从裴多菲到塔尔科夫斯基与勃郎宁夫人，从欧洲到美洲，从19世纪到21世纪，只要自己想得到的，一股脑统统抄下。有的记忆很全，有的却已模糊，胡改一气草草了事。
躺在床上的安德鲁，回想自己父亲时常挂在嘴边的一段话：法国人是天生的梦想家、浪漫派、乌托邦的建造者。他们憧憬理想，追求荣耀，爱慕虚名，喜欢宏大的事物，向往壮烈的场面。因而才有那么多浪漫的爱情；华彩的艺术；试图在人间建造天国的血腥的大革命以及包罗万象的法典。
在大革命中，法国人勇猛摧毁旧制，不单为了清除政治的腐败，还为了实现启蒙思想家的抽象理论所昭示的理想；法国人注重理论，当原则与事实不相吻合，他们必会感觉困惑、彷徨。由于过于偏爱思想，行动不免受到牵制，自然优柔寡断；当原则与事实严重冲突，需要作出抉择之时，法国人宁可坚持原则而牺牲实际利益；法国人注重思想，崇信理论，所以坚决要求思维的明晰性和准确性。法国人遇到一件解释含浑之事；必会像生病一样难受。而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则是这一民族鲜明个性的始作俑者。　
…
接下来的日子里，安德鲁显然是害怕出门，在门外总游荡着三五成群的无套裤汉，只好呆在小楼，或是与到访客人享受美酒，或是跑到房间翻阅书籍。原本却最怕见到的人，却一直没有出现，雷色夫人从巴黎郊外返回时，柯赛特被没有一同到家。女管家的解释很简单：小姐，这几天不舒服，想在郊外多待会儿。
巴拉斯听了什么反应，老政客像例行公事般地问了几句，转身拍拍安德鲁的肩膀，吩咐他多休息几天，陆军部的事情暂时不要去，随后就忙别的事情。这一切让安德鲁那颗紧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一点，但似乎多了种失落感，至少将军准备几晚的诗词歌赋全部泡汤。
终日无可事事的安德鲁按耐不住，便提议让大家都出去转转。想法得到了随从们的响应，犹里西斯更是欢呼雀跃，巴拉斯忙于政务，无法分身，就想叫雷色夫人或是自己侄子去陪同将军。女管家不乐意的拒绝了，因为安德鲁使得小姐生气，却又不前去道歉；巴拉斯议员的侄子，埃克雷巴，那个曾被巴黎公社逮捕过的投机商人，安德鲁可没敢答应，山岳将军光环上暂时还不能粘有污垢，至少是不能让巴黎市民看出来。幸好，侍卫中的一个，在首都待过一段时间，于是众人推他为向导，带着一帮外省人从官邸后门溜出街区，到处闲逛。
与21世纪来到巴黎的国人不同，1794年的安德鲁却望不到埃菲尔铁塔，那座百年之后才修建的宏伟建筑原址，仍是一处类似贫民窟的地方。附近倒有一座大名鼎鼎的建筑物，伤残军人养老院。金色圆顶，建筑形状貌似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却也像皇家宫殿。而让安德鲁真正向往的是卢浮宫、巴黎圣母院，还有凡尔塞宫。
走马观花的参观完巴黎市区所有名胜古迹后，东方人的内心感到一丝忧伤，除了凡尔塞宫因有国民卫队驻扎，保存稍微完好些外，其他的遗迹都与杜伊勒里宫一样，遭受到相当程度的严重破坏，有过之而无不及。巴黎圣母院成了理性祠，日常的弥撒与祷告早已禁止，冬天里的市民缺乏木柴取暖，巴黎公社就默许妇女们到里面去拆取生火原料，残缺与破乱成为著名修道院的新象征。卢浮宫收藏的奇珍异宝，大部都被暴发户们搬到自己家中，巴拉斯官邸的楼梯间也悬挂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作。诺大宫殿，仅留下一些笨重难拿的家业闲置在空旷的大厅里，孤零零地躺着。不过，事情总有例外，作为革命象征之一的先贤祠便列其中，保存的非常完好，甚至好与从前。它原本是一座教堂，是路易十五在一场大病之后为了还愿而修建的。1791年以后改为国家圣陵，法国最显赫的人物皆安葬于此。“自由、平等、博爱”三个词赫然写在祠堂的正上方。　
回到马车上安德鲁默然无语，双手中捧着一尊马拉的半身塑像。这是他在参观先贤祠结束后，花了2个苏买来的。勤务兵同样在摇晃的车厢里琢磨着。曾在英国学习过一段时间的犹里西斯，知道伦敦的各类建筑与文化遗产保存的相当完好。从表面上看，巴黎的宏伟更甚于伦敦，但亲眼所见的多是破乱不堪，与书中描述的情节完全不一，于是转向对面的将军寻求答案。
“这是一个理性时期里的疯狂年代！”安德鲁神情有些沮丧，望着窗外躁动的人群，答非所问的说道。
接下来的数天里，心情郁郁的安德鲁没有再出去，他把自己锁在书房思索，一律不再接见任何客人，其间只让勤务兵送饭上来。没有知道将军在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将军准备做些什么。直达第五天，安德鲁下楼了，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神采奕奕的他一扫往日的愁容。
在巴黎的亲身经历告诉安德鲁，现在的确是到了保存革命果实的时候，而并非歇斯底里的继续革命。要完成这个任务，贫民党人，不行，他们只懂得疯狂，追求一味的毁灭，法国交到他们手上只有崩溃；三巨头们，不行，只知强硬不晓得妥协的雅格宾派领袖们，不明白政治就是交易与妥协，对所有派别残忍但又不彻底的镇压，反而会送他们自己上断头台；平原党人，不行，安逸享乐的他们只会盘算自己的得失，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盟友；宽容派，或许可能，他们的主张符合当前的国情，只是过于软弱，没有勇气站起来说“不”；看来惟有巴拉斯领导骑墙派，左右逢缘，联合各派盟友纠合在一起的热月党人，才能真正挽救法国，挽救革命，也包括挽救自己。
此时的安德鲁已经把自己完全溶入到法国，他的思想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是革命果实得以保存的方式。革命不再是歇斯底里，而是要回归冷静。
就在安德鲁消失在公众视野的十多天里，巴黎似乎一直在保持着某种平静，但明眼的人看得出来，这些只是表面现象，水面之下仍是波涛汹涌。对于安德鲁的缺席，国民公会没有意见，安德鲁只是荣誉议员，有不来议院参政的权利，将军的干薪全由陆军部发放；陆军部也不关心，调令安德鲁为陆军部副部长的文件仍压在卡尔诺委员的抽屉里，而在卡尔诺本人跑到北方方面军视察工作，目前的他更关心的是如何防备反法同盟军队的下波进攻；巴黎市民渐渐不在乎了，一度热情高潮过后，原先徘徊在楼外的群众少了很多，因为喜好热闹的他们都被别的事情吸引过去，这是喜兴厌旧的典型表现。
安德鲁无所事事的“消遣了”十多天，巴拉斯却紧张忙活了十多天。他整日马不停踢穿梭于巴黎的大街小巷，以私人名义或公开身份联络各党派，频繁出现在各个的俱乐部中。原本想叫安德鲁一起前往，但青年人婉言拒绝，理由是不想太多的张扬。巴拉斯要做的目的很明确，意在推动一项民族和解，尽快结束旺代叛乱的议案。这是巴拉斯委员与保王党人达成协议条款的一部分。
1794年1月22日，就在安德鲁获得国民公会荣誉议员的第八天上午，该项预案开始进入审议阶段。只是提出议案并非巴拉斯本人，而是宽容派代表菲利波议员。老谋深算的巴拉斯知道，这份与保王党人妥协后的内容，绝对不能由本人呈送，在当前的时局下，自己应该保持一定的超然地位，有利益于把握事态的后续发展。思虑过后，巴拉斯毅然将这烫手山芋扔到丹东的同志们那里，由于宽容派的政治主张与提案的精神不谋而和，同时失去了丹东的直接领导，派别里尽是些鼠目寸光的笨蛋，委员兼议员的巴拉斯毫不费力得让他们接手下来。当然，政治上的任何事物交易都需要有代价，让宽容派满意的是价值数十万金法郎的贵重财物，由安德鲁将军的车队运抵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