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烟杂感随笔集--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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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相隔不久,我们的道德观念就会因自身情感的勃起而大为激动一次。人有了欲望,就有了实现这种欲望的另一种欲望。德里达用绘画般的文字,展示并论述了范围广泛的主题,诸如视觉、盲目、眼泪、素描、自画像、触觉、身体、书写、再现、痕迹和废墟。这类描述,一方面使文本变得哲学化、思想化,而非纯文学化。但它无疑提供了诗歌文本研究的意义;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了解析诗人道德观念的方法。
诗人总是处于生活和精神的双重游移状态。这是唾弃人性公理的前提。同时,由于诗人大多怀有先天性的思想尖锐症和社会格格不入症,因而当诉之于文本时,就会流露出对人性的百般刁难与质疑。这时,诗人通常会用强大的情感作为反抗的工具。拜伦因同情、怜惜而恋爱,在拜伦心目中奥格斯塔(异母姐姐)是最美丽最纯洁的女子,可是他并不是不知道乱伦是一件严重的罪愆。他有一首诗,题为《为谱乐的诗章》,就是写给奥格斯塔的。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没有一个美貌的女人
有像你这样的魅力;
我听到你说话的声音
与水上的音乐无异。”
相信没有人怀疑这种情感的真实性。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拜伦其实是真心实意的,而非故意寻找乱伦的机会。相反,这种浪漫情怀竟促成了他的诗产生了另外的文本意义:“对于社会公道与自由之经常的关切”。籍此,拜伦的乱伦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与理解。
从这个角度来说,拜伦的存在,就像另一些颇有浪漫情怀的诗人一样,不仅是对人性道德的质疑,同时还为个人欲望的衍延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基于乱伦的社会性,虽然无须多加渲染,但也不必耿耿。
二、莎士比亚的性
富兰克林说:“有三个朋友是忠实可靠的──老妻,老狗与现款。”这同样是一种颇有些小资的腔调。让人感觉正在参加一场关于人类生活共同体之中重要物品的拍卖会。的确,这世间有许多东西都可以拍卖,比如女人的微笑和性。而且还不用备好地点,也无须公证人。男人都喜欢在女人身上不断举牌投标。经过一番竞争,一锤定音之后,中标者洋洋自得,女人则暗自窃笑。其实这窃笑才是女人的极品存货,却卖不得的。
性则随意多了。就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中的描写。
过去,一位著名的伊利沙白文学专家在伦敦泰晤士报上说“莎士比亚是最富于性的描述的英文伟大作家。他毫不费力的,很自然的,每个汗毛孔里都淌着性。”这位六十七岁的英国学者劳斯又说:“在莎氏作品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他集中注意力于女人身上。所以他创造出一系列的动人的文学中的女性。”这个陈述很有意思,因为它本身不但把性艺术化,而且还提供了性艺术化的理由——莎士比亚用笔在女人身上画了一个圈,然后,感受到了女人浑身散发的玫瑰香水味,以致毛孔扩张。
我把这个陈述换了一种说法。它就显得正常化了。
莎氏传记作者牛津大学的劳斯博士曾说,莎士比亚“从每一个汗毛孔淌出色情”。劳斯引述《莎士比亚的猥亵文字》作者帕特立芝(EricPatridgc)的话,说莎氏是“一位极有学识的色情主义者,渊博的行家,非常善于谈情说爱的能手,大可以对奥维德予以教益哩。”
但是专家们又说,如果要把莎士比亚文中的淫秽部分发掘出来并非是件容易事。因为:莎士比亚的色情描述通常是隐隐约约的,使用文字游戏来表达,需具有精通伊利沙白英文能力的学者才能欣赏。
这倒颇有点赶鸭子上架的味道了。我们不妨直接看看莎翁的作品可能更有趣些:
“肉欲的满足乃是精力之可耻的浪费;
在未满足之前,肉欲是狡诈而有祸害,
血腥的,而且充满了罪,
粗野无礼,穷凶极恶,不可信赖,
刚刚一满足,立即觉得可鄙;
猎取时如醉如狂;一旦得到,
竟又悔又恨,像是有人故意,
布下了钓饵被你吞掉:
追求时有如疯癫,得到时也一样;
已得,正在得,尚未得,都太极端;
享受时恍若天堂;事过后是懊丧;
这一切无人不知;但无人懂得彻底,
对这引人下地狱的天堂加以规避。”
“看了以上两段报导文字,不禁诧异一般人对莎士比亚的认识是这样的浅薄。戏剧里含有猥亵成分是很平常的事,中外皆然。尤其是在从前,编戏的人不算是文学作家,剧本不算是文学作品,剧本是剧团所有的一项资产;剧本不是为读的,是为演的;剧本经常被人改动有所增损;剧本的内容要受观众的影响。所以,剧本里含有猥亵之处,不足为奇。看戏的人,从前都是以男人为限,而且是各阶层的男人。什么事情能比色情更能博取各色人等的会心一笑呢?不要以为只有贩夫走卒才欣赏大荤笑话,缙绅阶级的人一样的欢迎那件人人可以做而不可以说的事。平素处在礼法道德的拘束之下的人,多所忌讳,一旦在戏院里听到平素听不到的色情描写,焉能不有一种解放的满足而哄然大笑?我们中国的评剧,在从前观众没有女性参加的时候,有几出戏丑角插科打诨之中,猥亵成分特多,当时称之为“粉戏”,以后在“风化”的大题目之下逐渐删汰了比较大胆的色情点缀。”(梁实秋语)
我更同意梁先生对莎翁作品的理解。莎翁的绝大部分作品(包括诗歌)之中流露出来的对性的描述,更多情况下属一种较为“生态”的境况。之中,存在许多文学意义上的作者对现实社会和人类本性的理解。性可以是浅薄的,当你的身体需要它的时候;性也可以艺术化的,当它成为文字的时候。性之于我们,就像莎翁之于戏剧。比如人年轻的时候,脚下像是装了两根弹簧;中年的时候,脚下像是备着一张滑梯;老年的时候,脚下像是候着一把椅子。性成为人类生存期的依附品。将生与死紧紧攥着,像个不断絮叨着的惹人厌的朋友。
性是无须规避的。生时擦着墙走,死时扶着棺木。各人自得其乐。
2004/12/24于深圳退笔堂
第八篇:中国文化:敢问路在何方
第八篇:中国文化:敢问路在何方
中国文化:敢问路在何方
◎烽烟
尼采说:上帝死了。
北岛说:我不相信!
不管相不相信,文化现象中已经出现了迷恋新奇的文学艺术创作观。从形式的翻身开始到技巧裸露的空洞,都流露出个体对于周围及社会的伤痕和疾病的大面积漠视,毁坏一切的信念成了倨傲不驯的理由。
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获得美国国家艺术俱乐部文学荣誉奖章时,振臂疾呼:“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作品施加越少的限制,他的作品也就越少拥有获得艺术成功的希望。缺乏一种责任精神和一种内在组织力量,将导致一件作品的结构、意义于艺术价值本身趋于平淡,直到完全消失。”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混乱、急迫而又无聊的新奇创作观发出了对全部传统生活方式的刺耳诅咒;对于一切宗教及伦理规范的全面宣战;以及对于彻底摧毁并践踏全部现有现代文化传统的高声鼓吹,从而造成整个世界挣扎在一场精神疾病中,出现了极其危险的全人类的精神下坠。”
崇高精神和道德的持续衰落和解体,使生命中的精神支柱变得模糊。这基本成为一种文化发展的趋势,这将“导致人类朝着动物方向复归的反进化。”
这个带有明显个性色彩的文艺批评,无论其过激与否,至少都有一个良好的愿望:让文化归于平衡,归于秩序。这个愿望之中有一启示闪了一下:变化与平衡是否矛盾?
论及中国文化的变化,我首先想到的是儒家文化。由于儒家文化占据着中国统治地位的时间最长,并且与中国历史上的权政不断进行过合谋。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儒家文化以其渗透力的强度成为正统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文化的变化,就是中国文化变化的磁场。
应该看到,先秦时期,儒家文化同道家、墨家等“百家争鸣”的学派一样,只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而存在。并且,儒家常遇到道家的攻讦和讥嘲,孔子的政治主张在游说列国四处碰壁之后终告失败。然而,经过秦王朝及汉初高、惠、文、景数世变迁后,统治阶级很快意识到儒家的“特殊亲和力”给统治地位带来的重要性。汉武帝始,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让儒家文化正式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正统理论。历经两千余年的历史变迁,儒家文化的承压能力不但得到加强,而且成为权政的温室,直接孵化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等级制。这里折射出了一个关于国家的“国”的孤独影子。长期建立在“仁”“礼”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下的儒家文化,就在这漫长的历史沧浪里制造出无数的文化漩涡。
“两千年无思想,非无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两千年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李卓吾语)。无疑的,孔子成为一个国家的形象大使,但更多地呈现出国家的“家”的淳厚。
然而,宋代开始的政权起伏,使这“国”与“家”的黄金组合忽离忽聚,形成中国文化中独特的历史景观。这“国”与“家”的身份开始变成盲流。
似乎基于某种潜在的压力,“五四”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中国文化强国之路的梦想中恍若掺杂进了异质之音。对文化自觉和非自觉的扬弃,使中国国家的性格特征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剥离——“家”与“国”之间横亘着中国文化左冲右突的声音。
梁启超先生早就指出过:内乱者,最不详物也。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内乱时,民生六种恶性:侥幸性、残忍性、倾轧性、狡伪性、凉薄性、苟且性;内乱后,亦生两种恶性:恐怖性、浮动性。及后,毛泽东“文革”中意味深长的名言:八亿人民,不斗行吗?直接论证了梁公上述言说。
革命使“国”终于稳定,但不断的变革使中国文化中“孝”“仁”“义”“忠”轰然倒塌,让社会道德与伦理也因失去了可供攀缘的结构迅速萎缩。广义上的“家”的消解之后,同时也造成了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结构的瓦解。“孔府宴酒,让人想家”平凡的一句广告词,却深刻地再现了国人对“家”的温情的久违之意。
或许,这是文化最后触摸“家”的契机?
当然,文化结构的解体并非马上就会导致社会发生解体。几代人的生命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也许浑然了无在劫难逃的感觉。正如把青蛙放进沸水它马上就会跳出,而若把凉水慢慢加热,青蛙就会浮游在水中舒服地昏睡,最终不知觉地死亡。
我想,人生意义的逐渐虚无将阻碍文化的演绎之路,为免于沦落,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古老智慧中去寻求思想启迪,清醒地从文化废墟中走出。让那些迫不及待的“文化喧闹”和自编自演的“革命忠字舞”,流放到一座更为新奇的精神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