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烟杂感随笔集－-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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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粱，衣食住行生存必需品。以文为谋取生存之道，乃文化人天经地仪之途。为文为师，以学治学，均是对人类存在意义的辨别和探究。但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文化学者不管如何努力，中国文化理论的总体方向并未脱离“稻粱之谋”的怪异文化圈——小我、粗糙、单一、个体化、边缘化等。显然，“稻粱之谋”并不能成为文化的最终意义所在。文化的谋略并不是让大批理论学者必须通过文本的对接或转换，从而了解中国文化文本思想意义所带来的人类性格特征与社会环境的相互衬映关系；亦非个人经验式和感悟式的文本审视，而应该通过传统与现代的思想整合来完成。这个系统工程所引发的文化体位拷量绝非一日之功也非个体所能掌控的。所以，对于个体的研究成就，我们可看作对文化的锁链某个环节的工匠的绝活。
再看，研究过程中的审视（内在与外在）其实也属视觉文化的范畴。当新的文学类型和文学经验产生，现有文学理论丧失解释能力时，就意味着它的变革时代到来了。概念、术语、命题的发生、演化、淘汰过程都是顺应着文学创作的。当我们在运用智识进行文化语境描述时，无法排除类似“天人合一”、“体用不二”、“三教合流”、“情景交融”之类的词出现在思想教义中，这种依附着庞大语境意义的词汇因其过于复杂，从而造成了公众理解力的衰弱。同时，由于公众理解力的强弱才是判断广义上人类智识进化的标志，所以网络文化因其“单基因并易于传播”的性格特征而崛起，很快就混淆了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努力。
这是对人类文化从视觉上的最重大的一场革命。原因却是：文化的“稻粱之谋”已经无法满足人类进程中的欲望。
三、中国文化的“零下一度或零下四十度”
中国文化一直存在一个研究向度。深或浅、浊与清、广与狭、轻与重等，长期成为文化研究的诱因。的确，中国古代文论的主要概念和基本命题始终都处在不断的解释中，古代文论的承传和接受史也就是它的解释史而不是文论创造史。每一次解释都是传统话语与当下主体的对话，对话的结果形成概念和命题在不同语境下的历史内涵。“就像长江和黄河，每一段河道的水质和水色都是不一样的。就拿起承转合来说吧，它在各个时代被赋予的含义、人们对它的态度完全不同。在元代它被解释为近体诗的固定结构，对应于律诗的四联或绝句的四句；在明代它被解释为诗歌文本构成的逻辑序列，并被吸纳到八股文的章法结构中去；到清代它又因呆板僵化而遭批评，为诗论家所鄙薄与扬弃，最终泛化为作品的一般结构理论。”（蒋寅语）由于受不同时代的社会需求困囿，文论研究者更多地体察到文本所赋予人类的深刻性和世界价值观。但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文本之外的感悟与经验总结则大于人类智识理解和沉淀。不同的理论流向，使文本不断产生虚无与空洞之内的讨论，让文本在历史的语境中失去了方向感，从而过多地依赖人类共识。而，不幸的是：人类体察虚无与空洞的能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瞎子摸象的情况比比皆是：“抓住元代诗论的会说起承转合是律诗章法论，抓住明代诗论的则说是试帖诗和八股文的章法论，而抓住清代诗论的又会说是文章的一般结构论。有人会说起承转合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命题，也有人会说它在古人眼里毫无价值。如此这般，怎能把握概念和命题的基本内涵？只会以为古人使用概念随意，缺少科学意义上的理论范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命题，最终对古代文论的理论形态和价值取向作出轻率和肤浅的论断。”（蒋寅《中国诗学的百年历程》）
在此，笔者提出另一可供商榷的研讨课题：中国文化的“零下一度”与“零下四十度”。权作抛砖。
中国文化的零下一度是指：文本意义及朝向被国内文化研究者简单体察与感悟；中国文化的零下四十度是指：中国文化文本意义及朝向被外来文化研究者简单体察与感悟。
期望给饱受“稻粱之谋”损害的中国文化研究者瘦削的面庞刮来清新的世纪之风，这风，是来自中国文化的深谷。
它渴望传播。
2004/11/23于深圳退笔堂
第七篇：从激流岛到文化的地下宫殿
第七篇：从激流岛到文化的地下宫殿
从激流岛到文化的地下宫殿
文/烽烟
苦难于脚步声中忙碌
无限之上的云朵
颤抖什么？
我想你结痂后的微笑
腌制雨声
纵然来日不多——
烽烟《某些苦难可以让你想起什么》
诗人是什么人？诗歌是什么？我为什么会在此时想到激流岛以及一位已经故去十多年的诗人？从城市的钢铁森林走出去的优秀诗人，他们是否如我卑微的灯下的影子一般仰望苍穹？那些痛苦的经历是否还在持续寻找梦中的神迹？
秋天只是侧了侧身，冬天的一大片空白中寂静就出现了。
《幻灭激流岛》摆在殡仪馆外。象一具受到重创的临死的肉体。告诉我们，诗人就陈列在人类的幸与不幸之间，僵硬地生活。满怀对人类的祝福以及谴责，像一位忧郁歌手，向茫茫宇宙和未知的主宰倾诉人的苦难、无奈和希冀。顾城所遭遇的生活与感情双重磨难，是诗人在当代存在的普遍性遭遇。正因这种普遍性，从而引发了诗界瞻望的愿望。精神上的神迹循寻与诗歌的宠爱，使顾城成为一位试图把天堂拉近地面的人。他的每一篇作品、每一首诗，都是对世俗人生的精神超拔，当然也是向危险边界的又一次冲锋。在真正的诗人那里，在他的作品面前，我们感动的是他所带给我们的无限自由与固定的童音。他点破了困扰我们多年的郁结成疾的思虑。当我们在生活中忙忙碌碌谨小慎微时，诗人以自我的超拔为我们思索、回忆、祷告，如时代剧烈变革的大潮中的孤灯一盏，为我们采撷越来越罕见的圣洁云朵。
溪水清凉，润滋土地的顽劣。岁月的手经过窗前，摸到一张诗人留在灯下的信笺。上面模糊地这样写着：
“我想生存
想稻谷和蔬菜
想用一间银白的房子
来贮藏阳光
想让窗台
铺满太阳花
和秋天的枫叶
想在一片静默中
注视鸟雀
让我的心也飞上屋檐”——
顾城诗句
这种渴望天真而忧伤。梦幻一般梳理着我们纷扰的神经。
而我们无法远离的土地之上，现在，这些太阳花正试图绽放。宁静而净洁。
不管如何，愿望与努力之间，更多地，现代的诗人们将面临生活的严肃面孔。
“那些躬耕的身体不断弯曲
弯下去，
到一定角度，
成为人类丈量世界的标尺”——
烽烟《标尺》
诗人的使命，注定了他们与世界的紧张关系，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进行缓解人类精神上与世界的另一种紧张关系。他们很难与正常人一样生活，对无可触摸的神迹的追寻，因文本意义和精神自治的艰涩，以及推敲语言符事情和诗歌审美价值探求，往往使他们习惯了劳作而变得狂热而憔悴。他们需要安静，他们害怕生活中出现不必要的噪音。可生活的纷乱和世事的烦扰是难免的，厚颜并且顽固。为了捕捉那稍纵即逝的灵感，诗人得拼命驱逐欲破窗而入的喧嚣，千方百计从很快蒸发的语言意识形态中打捞属于自己的同时又属于整个人类公有的致命诱惑。应该说，真正伟大的诗作，都是诗人在与人世以及自我的激烈冲突中诞生的，这种非世袭的精神财富，令诗人呕心沥血一往情深。当然，对这种和世界与生俱来的不和，诗人内心充满的更多是祥和的愿望，以及达成这种愿望的契机。文本存在的这种“古老的敌意”，使诗人陷入越来越深的苦难。所以，十多年前的那个秋天，顾城要告别欧罗巴和美国，返回激流岛，返回他亲手修盖的房子，返回他那已被击碎的童话，这是非常自然的行为。当我们翻检诗人最后半个月留下的短章，每个人都能看出，这时的顾城并没有轻生的念头和疯狂的癔症，有的或许只是疲倦和对生命之重的童真感悟。他仍然对人类抱有期望。
期望首先粉身碎骨，然后才是玉石俱焚。顾城渐渐远去，他留下的已经不仅仅是诗歌精神本身，还有中国汉语“另类”文本。生活还在继续，中国文化的轨迹仍然还在。
事实上，不管是流放还是沉埋，中国文化依旧充满生机。就在“麦当劳叔叔”慈爱目光的注视下，中国文化的另一部分重要文本正在阳光下褪去霉味。今天重见天日的文革时代的“地下诗歌”和“手抄本”等，恰恰也是精神匮乏年代里人性从未灭绝的有力见证，表现出个人对文革集体记忆的书写和反省。而在文革被终审判决为非常态的历史之后，当下的文革叙述中却在空间转换的过程中，程度不同地发生了阅读和理解的错位。原本私人写作的潜在性在当前公众注意力的聚焦与期待中营造起了另一个阅读空间，像一个曝于天日之下的“地下宫殿”，忽然启开大门裸露出中国文化的密室。然后，地下宫殿中的晦暗不明被放在了透明的玻璃展柜中，经历来自包括网络文化在内的公众阅读目光的审视与心理精神的交织，而必要的光源则是历史本身的记忆资源。在理解的前题下，人类的生存世界必然会从越来越多的地下宫殿中浮起来，文化不再拥有隐蔽性和潜伏性，各种汉语文本将在远离宏大叙事的场景中期待叙述的私人性并公众化，历史的理想主义将被固执地替换成持久的现实主义。关于历史原型的个人记忆将添加到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空间当中。由此，潜在的文本终究成了人性的欲望引导者，地下宫殿以一种由语言戏仿而制造出的滑稽场面被公开展览。这样就会对当下读者的阅读产生可能的危险：当某种私人性的生命伤痛自忘川之下重新昭示给公众，在带给阅读震惊体验的同时，由于时间的自然隔离，也由于阅读的“旁观化”和“快餐化”而带来人性的淡漠和自我反省的长久搁置，最终会使得自揭伤疤的写作行为沦为人类广义上的血色黯淡的悲情表演。
历史有理由选择疼痛，就像我们有理由选择苦难的生活。
2004/11/25于深圳退笔堂
第八篇：蝴蝶飞向灵魂的小木屋
第八篇：蝴蝶飞向灵魂的小木屋
蝴蝶飞向灵魂的小木屋——
本雅明思想及文本印象小记
文/烽烟
象翻过一页黄纸那样
翻过咸了的闪电
象撕下一张面具那样
撕下发黄的时间
有一种晚熟的呼唤
象窗外的麦田山后的草原
虚脱的云正在汲水
远方的松固守危岩
让疼痛的视线轻微点
让秋后的疲倦洗洗脸
沉默钉在椅上
在一切陌生的帷幔后面
总有一种期待，一种滤后的慎重
象预感一样点燃
一段稀薄的时光，沉稳地
保持着对天空和暗夜的身段——
烽烟《相信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