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中的江城-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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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的学生们的记性也不是一味的不好。虽然他们会拿文革开玩笑，却对鸦片战争极度的敏感。我知道这种敏感部分缘于我这个外国人，但在某个程度上，也和哪一段历史在他们眼前出现的多少有关。1800年代中期的事件，仿佛显得更近，更难解决，相较于他们父辈的挣扎年代。中国的历史书淡化了文化大革命，而关于毛泽东的话题则被邓小平的话干净利落地处理了，他是对了百分之七十，错了百分之三十。这些数字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去简化历史。有时候，我会在交流中装无意提到毛对了百分之六十七，想看看有什么反应。毫无意外的，听者总是立刻纠正了我。这使得文革变得极其遥远，一个关于统计数字的问题：毛泽东一生的平均值。
相反的，关于鸦片战争，没什么是单纯的，它似乎在我的学生意识里要沉重得多。一年到头他们都在反复学习那段耻辱的历史，而香港的回归，被描绘成了一次救赎，对他们的个人生命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相反，1989年的学生抗议则是所有事件当中最为遥远的，对我的学生来说，暴力根本没有发生过。他们被迫接受冗长的军训，作为天安门事件的直接结果，而其中有些人却那么爱国，以至于香港的回归成了他们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
这就是校园里的状况，但当我将更多时间花在城里，我开始发现，对于普通的中国工人，所谓的老百姓而言，事情是不一样的。每周我会跟柯显龙聊两三次，一个在南山们公园的四十七岁摄影师。而我和他沟通越多，就越为他的政治观点而吃惊。他完全没受过教育，但他却具有很有意思的想法；有时他谈到更多民主，以及其他党派的重要性，那些是我在校园里从未听到过的。有一次我提到了香港，但他看上去只是觉得无聊——那对他没任何意义。
“如果香港不是在英国人手里那么多年的话，”他说，“它不会像如今那样富。如果它是中国的话，它就会有大跃进，会有文革，以及其他所有的问题，而那些就会影响到它的发展。我们会像破坏其他东西一样把它也毁了。”
我从没在涪陵听到另外一个人说这样的话，哪怕一点点接近这个的意思也没有，我告诉他我的学生没一个会同意他。
“当然他们的观点和我不同！”他很不屑。“他们知道什么？太年轻了！他们不了解真实的世界；没有经验。”
“但即便那些老教师也没这样的想法。”
“当然！他们每周都上政治课——他们必须得相信共产党说的。我们老百姓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可不需要学他们在大学里学的那些东西。”
我发现，作为一个能思考的人，他的优势恰恰在于他没有经过正规教育。没有人告诉他该去想什么，由是，他能够自由清晰地思考。
对于一个教师来说，这个情形不是很鼓励人。我想的越多，就越对我的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感到悲观，而我对在这种地方教书逐渐感觉矛盾，心情复杂。尤其让我心烦的是，自从秋季学期以来，我和三年级同学的关系很少有什么改进。他们总是很驯服，很尊敬我，而且他们对文学有极大的热情。我对于诗歌也有很大的忠诚，但这种忠诚有它的局限；我相信，我的工作不但是教文学，也想要发展出一种互相的尊敬与理解，让我们能够很轻松地交换观点。这种情形在我和我的汉语家教身上发生了，尽管有巨大的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在一开始时。这种改变非常难得，因为它需要绝大的耐心和努力，彼此双方都是。最重要的是，它需要诚实，即便这种诚实偶尔带来不愉快的感觉。
但我和学生们的关系，距离这种转变却仍遥远。我没法提到中国人的外国恐惧症，因为他们会显出防备心来，这就告诉我，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接近街上那些偶尔出现的骚扰者，而不是他们的外国教师。而且，还有太多的时刻，他们会不自在地低下头去。这是我所开始讨厌的了——那伟大的低头。每次发生了那种状况，我就察觉到，我不是在教四十五个有着个体思维的个人。我是在教一个群体，而有些时候，这个群体会作同一的思考，像这种的群体就是暴民，即便是在沉默与消极的姿态中。而我总是一个外国人，孤独站在整个班的面前。
当地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同样开始烦扰我。逐渐的，我发现我在涪陵被监视着，虽然很难说出于什么原因。我写回家的信时常出现被篡改的痕迹，偶尔，我收到曾被打开过的信件。那个春天，我的父母邮寄给我一份纽约时报的旅行栏目，其中有我写过的一个故事，但在我那篇文章的边上，有些什么被小心地剪去了。最奇怪的是，那篇故事写的乃是密西西比河，而唯一提到中国处，是在文章尾部的一个注解，提到作者住在涪陵。没过多久，我给父母发去了一封载于软盘的长信，当他们收到的时候，文中的一部分被抹去了，替代以一串串的X。这是信中唯一带点敏感的话题，描绘了我有一次被三个喝醉的大学生骚扰的意外事件。余下的内容是完整的，出于好奇，我的父母把软盘带去给一个密苏里大学的电脑专家看。他说这种变化只能是故意篡改的结果。软盘的故障不会造成这种变化。
这些事件有点烦人，但主要还是让人感到可悲。为什么要审查一篇关于密西西比河的文章？是谁花时间来读一个在涪陵这种地方的外国教师的信件？这份力气不能花在更有用的地方上去么？我猜测，这些行为的目的是要威胁我——那些活儿干得那么差，显然是想让我发现。但事实上，这种篡改行为，只是更有效地给我提供了例子，展现出了那种构成了共产中国的，毫无目的的受迫害恐慌症。
大学生活里，也显示出了有组织的监视迹象。一月份，一个接近成都地区的志愿者跟一个的士司机发生激烈争执后，被带到了当地的警局。那个志愿者明显是做错的那一方，最终他被送回了美国；但在问讯期间，他发现当地警局备有一份他的记录，内容是他在课堂上所说的任何会引起争议的话。所有一切都在那儿——他关于资本主义的评论，毛泽东，还有任何敏感的内容。他对于中国的政治限制尤其不敬，但我知道，我们所有人多少都曾经越界。而我知道，在涪陵的警局，大概也有一份我的资料，关于我提到的鸦片战争，我提及的外国人恐惧症，以及我在课堂上所说的其他内容。
这儿有一些学生干这种活儿，报告我所用的材料——政治告密者，多少算是。很有可能，他们是最好的学生；也许有些是我最喜欢的。但他们还是跟踪我的言行，在我上课时，很难不想到这个。
在课堂上，最困难的事儿之一，乃是引导同学们进行讨论，因为通常，学生们的观点都是一样的。你得去想到用罗宾汉，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会去想到那些教给他们的东西。关键点在于去哄出他们自己的观点来。在秋天里，用罗宾汉就很好，到了春天，亚当的关于计划生育的讨论，也用了同样的方法。
他在他的文化课上，涉及到了人口问题，而我们想出了一个讨论的题目，在我们坐在我的阳台上喝当地啤酒的时候。你根本没法公开讨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人敢于反对——但你可以自由地讨论美国。是以那个题目就来了：美国应该采取法律，限制大多数的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么？
亚当给四个班都上了这课，而情形总是把学生们平均分成了两派。这种分派中有一个模式——那些党员以及其他处于权威位置的学生，总是倾向于实施该政策；而反对的那一边，则包含了一些非主流的边缘元素。他们在一个美国的课堂上，当然算不上是边缘人士，但在涪陵他们就很瞩目了——一些较为安静的学生，那些和班上的政治组织毫无关系的，有点偏移的人。
每次，他们后来都在无意识中讨论起中国来了，那当然正是亚当所想要的效果。在最后一个讨论中，当争论变得激烈，一个叫丽贝卡的学生站了起来。
（这是一个女孩的名字。）
他是个三年级学生，给自己取了一个糟糕的英文名字。他留着浓密的平头，一双疲倦的眼睛，显然，他是很聪明的，然而他却很懒，经常通不过考试。我从未见过他和其他的同学交往。在争论中，他是反对美国接纳计划生育政策的，而他很快阐述了观点。
“在美国，”他说，口齿很清晰，“人们习惯了有更多的自由。他们非常关心人权。美国人绝对不会支持计划生育政策，因为他们会把它看作是侵犯了他们的自由。”
他坐下了。一阵愤怒的嗡嗡声扫过了教师；有那么一阵，情形看起来他们又要尴尬低头了。但有人起身反驳了丽贝卡，这就过去了，直到讨论结束，再没有类似的声音出现。
第二天，在我上完文学课后，丽贝卡跟我到了大堂。他问我能否借一本杂志看，我告诉他跟我去办公室，在那儿有成堆的新闻周刊，是和平队邮寄给我们的。
我们边上楼梯边聊，丽贝卡又开口了。“我想你肯定注意到了，在中国没有美国那么多的自由，”他说。我们周围有很多学生，许多人都可以说英文的。亚当跟我说了昨天的讨论，我知道这个年轻男人脑中肯定想着些什么。
“让我们去办公室，”我说。“那儿有很多杂志。”
我让门开着。走廊太吵了，人们听不到我们，而且我猜想丽贝卡大概也有一点名声了；关着的门也许只会惹人生疑。但他看似并不担心那个——他坐下来，直直盯着我的眼睛。
“我经常想，我们中国有许多问题，”他说。“在中国没有足够的自由。我想，在美国，你们有更多的自由。”
（这个男孩还是习惯用“我们中国”的说法。）
这是我首次听到有一个学生那么说话，而我不太肯定该怎么回答。“我想我同意你的说法。”我很慢地说。
他的英语不是很好，他需要花时间来想他要用的词儿。一个停顿后，他说，“我很羡慕你们美国的自由。”
“但有些人认为美国人有太多自由了，”我说。“那也是美国有那么犯罪的原因之一。人们可以拥有枪支的自由，而且他们可以有各种奇怪的想法。”
“我想那不重要，”他说。“在美国，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很好，经济也很好，因为有那么多的自由。”
“我想你的大多数同学不会同意你的。”
“不！”他几乎叫起来。“他们都不一样。但他们说我是不同的——有时他们说我是一个‘新人’。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那么想。”
“唔，”我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不过我想你或许要小心点。”
“有时候我会害怕，”他说。“我经常害怕我不能说出我所想的。”走廊上的人已消失了，安静了许多，而我想着：为什么你还那么大声？但很显然，他为了这次交谈，已经憋了很久，而他现在把所有一切都置之不顾了，他盯着我，平稳说道。
“我不喜欢这所大学，”他说。“我不喜欢那些规矩，我也不同意其他同学的观点。而且我不喜欢中国的规则。”
“也许事情在未来会不同的，”我说。“而且我想在北京和上海，事情已经有点不同了。”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变得太慢了，”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