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考报告-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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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我本人的经历。因为那个浩劫的年代，我连最基本的小学拼音都没学好，但我自认为从上学到现在，写作文一直在同辈中超众，故在女儿面前惟一感到优势的是“你的作文我可以包你到上大学”——我向女儿一直很自信地表示过，女儿也确实从。当作家”的父亲身上得到过好处。但进入初三后的女儿，突然有一天在我继续“主动”向她请求“上阵”时，她拒绝了，并坚决而无情地告诉我：如果再按你的作文做，我可能就得被撤掉语文科代表，严重的话，我可能连中考的成绩都要被拉下来！我的天哪！女儿的话，吓得我再也不敢在她面前提我那点自感“优势”的写作本领了，而且现在发展到连她写的作文都不要我“指导”了。女儿说如果我不照老师的要求去写，就肯定得不到高分，你愿意你的女儿考不进重点高中？考不上大学？所以，为了你女儿的前程，老爸你暂时委屈一下大作家的自尊吧。
女儿的话多少让我感到一丝安慰，但我仍感觉内心的意绪难平。后来我真的看到了——
《北京文学》1997年第11期一篇《忧思中国语文教育》，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
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南方周末》等报相继展开了“炮打中国语文”的一篇篇檄文。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加入了“中国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北大、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著名学府和科研机构的专家们的加入，使得中学语文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
“教材编纂上的问题是中国语文让人最伤心之处。”这几乎是所有专家和学者们共同的“痛恨之处”。
“从建国到20世纪末，五十年间，我们共有过九套语文教材，在早期的几套里，知识性占首要地位，而中期的几套，则充满了政治色彩。自80年代以后的语文教材似乎有所注重人文意识，可惜所编排的教材，几乎没有一点可以同这个时代同步前进的新内容……这样的语文教材不让我们的孩子在自然科学高度发展下，成为人文精神和知识方面的矮子才怪呢。”
“到下个世纪，孩子们都会使用因特网，并在网上购物与设计星球上的新家园，可是他们却不会如何去面对和处理身边的人与人关系，甚至不会懂得运用最基本的语言建立自己的民族精神。”
“未来的社会，什么都可能发生，我们可以与别的国家的人一样去登月球，可以一样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然而我们则不能用同样的意志与精神去战胜别的民族，因为我们的人文知识早已枯竭，那些语文课本里的东西害了我们整整几代人……”
当我静下心来读一读专家们的这些震聋发聩的话语时，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我突然想起应该找出我们父辈和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女儿这一代人读过的那些语文课本，来引证一下是否真的马上会出现一场中国人文精神的大崩溃。我后来找到了八本不同年代的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这些不同年代的不同教材使我们很容易认识中国五十年来的语文教育走过了怎样一条路子。
下面是这些不同年代的人第一次走进学校上的第一堂课的课文及要学会的最初几句话和字词。
年份 课文 字、词
1949年 开学了我们上学 学校、我们
1955年 早上起床穿衣服 毛主席、工人、农民
1958年 日月水土 人、手、足
1961年 公社送我上学堂 公社、学堂
1978年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毛主席、我们
1981年 全国人民热爱共产党 热爱、共产党、人民
1989年 我是中国人我爱北京 中国、北京、我
1992年 我是中国人我爱老师、我爱爸爸 中国、老师、爸爸、妈
透过这些不同年份走进学校的第一堂课上所学的第一句话、所学的第一个字词，我们不难看出在不同时代的那些编教材者心里都有一根编写语文教材的“秤杆”，这就是当时的时代烙印。过去的五十年，中国大体经历了三大历史进程，一是“文革”前的十几年，那是翻身的中国人对毛主席、对共产党的朴素感情下产生的对知识的渴求；二是“文革”十年，政治使中国人的脑子简单到只要“方向”不要其它的盲目；三是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人们注重精神，注重情感，也注重民族与世界对自我的影响。可见那些编教材的老师们头脑里都依据同一个“时代准则”，有所区别的无非就是深度与点面方面的量和质的差异。然而我们发现，在所有其它教材不断更新与变化的过程中，惟独语文教材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还是一副老面孔。只要梢稍翻一翻孩子们初、高中读本，我们马上就觉察到，那一本本装帧越来越精美、价格越来越高的《语文》教材，内容的陈旧、篇目的单一，已经到了“谁看谁烦”的堤旖。
“政治人物的文章选得太多，谁的官大，谁就进语文课本。”
“鲁迅文章的选编也值得研究，是否应该选这么多？”
“中学语文的十二本教材中，中国以外的作家所写的作品只占百分之八，照理应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除高尔基外，20世纪的外国作家一个也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无一人入选……”
这是1998年末在北京大学的几位学生与他们的导师钱理群教授的对话录。令人感到，学者们对现有语文教材选编内容上的“不平衡性”，有不少自己的看法，但我们的作家们似乎对这方面的问题看法要少些。
戏剧评论家董道明是1952年的高中生，他说，留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语文课里艾青的那首访苏诗。另一篇令他一辈子忘不了的是蒲松龄的《促织》。“老师突然把我叫起来背那篇课文，恰恰是我刚背过的，于是站起来就背，没有打半点绊子。老师为此特别夸奖了我。现在我仍然背得了它，尤其是‘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这一节，我觉得他用几句话就把人物情感表现了出来，真了不起。”
著名作家贾平凹、余秋雨在谈自己的美文与散文创作时则多次提到过他们在读书时受朱自清《荷塘月色》、《背影》等不朽之作的影响。《荷塘月色》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美文，是那种渗透了中国人文思想和孔子儒学传统精神的经典之作。只有那些能够被《荷塘月色》浸透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散文大家。贾平凹认为朱自清这样的文章是任何一个汉学文化学习者必须熟诵的。
其实，受语文课中的一篇经典文章影响一生的人并不仅仅限于作家。一位已经有十亿资产的“资本家”感慨地告诉我，他说他从小就因为受了《铁杵磨成针》的课文影响，才克服了自己没有坚韧意志的毛病，“别看我现在资产多得可以用金子来堆山，但生意都是由一点点做起来的，而且生意场上大的和小的买卖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你没有铁杵磨成针的精神，你就永远不可能拥有金山银山。”
战斗英雄黄继光、董存瑞和罗盛教的故事，还有雷锋、朱德的扁担等名篇不是的确影响过千千万万的少男少女成为国家的栋梁吗？
可为什么人们现在却对已经走过了五十年历史的中国语文冒出那么激烈和尖锐的意见了呢？
为什么连自己的文章曾被选进过语文课本的工蒙先生只能考六十分成绩？
问题当然还出在教材内容的编选缺少科学性和合理性上。权威人士、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编辑室主任顾振彪这样分析道：
新中国第一阶段（1950年至1955年），语文课本是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的。初中、高中各六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套课本基本上反映了我同人民民主专政各个方面的胜利，清除了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对课本的恶劣影响。但在语文教育方面没有来得及作周密的考虑，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没有系统安排，过于忽视文言文。
第二阶段（1956年至1957年），文学、汉语课本是在建国后第一次对语文课本内容的改革基础上形成的。初中六册，高中四册。相对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文学教学体系，选文绝大多数是名家的名作，编排方面也比较灵活多样，但由于过分强调纯文学教学，忽视了作文教学，也忽视了一般语文能力的训练与培养，而是按照文学史系由古到今的编排方式，违反了由浅入深的原则。
第三阶段（1958年至1960年），重新编写的语文课本，初中高中各六册。这套课本选材面广，课文按思想内容组成单元，语文知识短文穿插在各单元之间，但课文总数过少。后来在1959、1960年重新对上述缺陷进行了修订，可是单元的编排方面缺少计划性，同时语文训练也不够。
第四阶段（1961年至1965年），先后有过初、高中十年制和十二年制课本。这套课本注意了政治思想教育，注重了培养读写能力，选文力求规范，工具性较强，但缺点仍然明显，即实用性少，编排也不具严密性、科学性。
“文革”中的语文教材不值一提，都是以语录为主。
第五阶段（1978年至1988年）编的语文教材，对提高学生语文教学质量起过重要作用，其间曾经修订过几次，但老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主要是时代气息不足。
第六阶段即20世纪最后十多年的现行语文教材，虽然专家们力图改变以往的毛病，然而令人失望的恰恰又犯了老毛病——不愿触犯所谓的“敏感区”，结果因为多选老的内容而舍弃新的内容的“保险”，使整个教材远离现实，远离时代，最终被人讥讽为“爷爷上的课，儿孙仍在背”的古董。
中国的语文教材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人人都知道它不能再转动了，但却似乎谁也拿不出高招勇敢地摧毁它！
1995年，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做了一次实验，让该校当年的三千五百一十一名新入学的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做一次中国语文测试。结果测试的平均成绩为63．9分。另一个结果是，学历越高，成绩越低。此次测试中，硕士生和博士生全都不及格。
呜呼！为什么？一位博士生说：我是学理科的，其实小时候我挺爱好语文，可后来从小学读到初中后，读来读去就是那些死板的东西，初中的课文与小学的课文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无非就是“思想深度”增加了些，再就是多加几篇古文和外国人写的文章。所以高中后我兴趣转到了理科。
对死板不变的教材，那些教学时间长的老师们更有意见，只是他们中大多数人不愿去捅破这层纸而已。
《盲点》一书中举例说的马文奇是一位普通的语文教师，1954年走上讲台，一站就是四十多年，而他对教材的感叹，便不仅仅是失望了：
1957年，他送走了他第一批学生。教第二批学生时，他对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