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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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民党的内部危机
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把国民 党经营得有声有色。然而，由此而来的肓目乐观，偏偏导致了他的杀身之祸。 1912年10月3日，当时最具影响力也最具职业精神的上海《申报》，在《国 民党竞争之暗潮》中报道说：
国民党中之旧同盟会，其人物之分系，原分为孙文、黄兴、宋教仁三派。孙 派以广东为中心，南洋商人、西洋高襟学生属之。黄派以南方为中坚，革命健 徒属之。宋派人物之臭味亦同孙、黄，而同盟派之参议员及政党各员属之。南 北统一以后，孙氏知实力不能敌袁，不欲置身政界，遂籍办理铁路事业飘然而 去，其徒党亦多离中央。宋氏则早入中央，为农林总长，辞职后与袁接近，既欲 组织其理想的宋氏政党内阁。惟黄氏在南方颇持强硬态度，作袁劲敌。近来入 京后大反从前所为，极意与袁联络，袁亦极力与黄互相提携。适陆子兴告病， 袁因与黄商及总理问题，黄举国民党之沈、宋二人以对。袁谓：遞初才华极为 发越，惟临时政府期间内可姑养望，沈某阅历极深，可以担任。黄以己为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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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魁参议员，又占多数，保其必可通过。不料宋教仁闻信暗中运动参议员及国 民党主干员，极力反对沈氏，竟不能通过党议，于是黄派之人闻之大愤。宋之 所为，遂有另行组织政党之意，且宋氏所主张之一政党内阁，亦为自家的政党 内阁。现在国民党之党员欲争总长者二十余人，欲为次长者五十余人，势不能 各得所欲，故宋氏之政党内阁终难达其目的云。
“陆子兴”就是继唐绍仪之后出任临时内阁总理的外交部长陆徵祥。被黄 兴推举出来候选内阁总理的“沈”，就是与黄兴、宋教仁同为湖南人的沈秉坤。 他在清朝末年任广西巡抚，辛亥革命期间被推举为广西都督，由于遭到副都 督陆荣廷的强力排挤，只好以带兵援鄂的名义离开桂林。孙中山的南京临时 政府被袁世凯的北京临时政府取代之后，沈秉坤曾在南京担任过黄兴的留守 府高等顾问和国民捐督办。
国民党方面的《民立报》，于10月7日刊登《追记政局之变迁^宋渔父谈 话》；其中介绍说：袁世凯于9月20日前后委托宋教仁的湖南同乡范源濂、刘揆 一劝说宋教仁（渔父〉出任国务总理。孙中山来到北京后也向袁世凯推荐宋教 仁出任总理，黄兴又打来电报劝他上任，都被他坚决拒绝。其理由是：“〔一）因 临时政府期内，为时太促，不能多所展布；（二）因调和南北感情，须有威望素 著之人，始能得人信仰。故力荐黄克强担任内阁，当时所以有黄内阁之说。”黄 兴（克强〉、陈其美（英士〕一行北上时，宋教仁专程到天津迎接，期间曾与前国 务总理唐绍仪讨论总理人选：“余至天津晤唐君’唐力劝余组织内阁。余力荐 黄克强，又与黄克强、陈英士同往访唐，会议良久，余以现在大势如裁兵、借 款、外交各种重要问题，非威望素著如黄君者出任总理，恐不能无他项掣肘， 反于进行有碍，仍请唐君力荐黄为总理。唐、陈两君均极赞成。”
记者接下来问道：“外间言袁总统因黄不担任总理，同时提出沈秉坤、赵 秉钧二人，黄均赞成。君则赞成赵，不赞成沈，其理由安在？ ”宋教仁回答说： “当时国民党多数不赞成沈。我不同意沈者并不是反对个人，而是担心沈任总 理，国民党政党内阁的党议必然要被破坏，而且对于沈的提名在参议院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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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能够通过。”
话虽这样说，继陆徵祥之后出任内阁总理的依然是国民党人，他就是刚 刚被黄兴争取人党的袁世凯亲信、内务部长赵秉钧。黄兴根据党内意见，向 袁世凯提议由赵秉钧出任临时内阁总理，由沈秉坤任内务总长。袁世凯不同 意把兼有民政权与警察权的内务部交到沈秉坤手中，而是改派他充当有官 无职的浦口商场督办，内务部仍由赵秉钧兼任。宋教仁关于此事的解释是： “赵虽人国民党，与袁总统实有密切关系，可云袁派内阁；且政府经验甚富， 力量亦较厚于各方面，易收效，当得孙、黄两先生及国民党多数之同意，此所 以赞成之也。”
黄兴在北京期间，曾当面争取袁世凯、杨度加人国民党。袁世凯避而不谈。 袁世凯的亲信、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居中介绍孙中山与黄兴和宋教仁认识的杨 度，随后从北京给黄兴发来电报：“前承不遗，邀入国民党，只才识无似，未敢遽 诺。近日京中贵党干部诸君继续招邀，议及党略，度以为贵党以前之经过，及 以后之行动，皆不免于困难者，实为政党内阁四字所缚。虽云根据学理，然贵 党从前对于项城尚未充分信用，含有防闲政策，亦事实之昭然。度意此后贵党 对于民国，对于总统，宜求根本解决之方，若不信袁，则莫如去袁，而改举总统。 度必劝隐，袁必乐从。若能信袁，则莫如助袁，而取消政党内阁之议，宣布全国， 以求实际沟通，度方可有效力之处。若仍相挟相持，互生疑虑，实于国家大计 有损，非上策也。度姑以党外之人预为建议，自分于贵党党员，关系甚浅，不敢 轻于投身，乞公据度此电，通电全国贵党本部支部，征集意见，若多数赞成鄙 意，见诸实行，方敢追随左右，不仅以此觇贵党之方针，且以此卜一身之信用。 进退所关，伏维裁察是幸。”@
杨度所说的“相挟相持，互生疑虑”，堪称是对于用右手让出政权同时又想 用左手收回政权的国民党方面的经典批评。1912年9月16日，宋教仁专门在 《民立报》发表致北京各报馆的公开书信，想要化解的正是他所面临的“相挟 相持，互生疑虑”的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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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曰各报载国民党事诸多失当，甚且如《民视报》等谓孙中山先生辞理事 职出于鄙人之排斥，《新纪元报》等谓孙、黄有冲突，皆不胜骇异。此次国民党 之合并成立，全出于孙、黄二公之发意，鄙人等不过执行之，故党员无论新旧， 对于孙、黄二公皆非常爱戴。此次选举理事，孙先生得票最多，惟孙先生此后 欲脱离政界专从事于社会事业，故不欲任事，曾经辞职，已由鄙人与各理事再 三挽留，始允不辞，现已推为理事长。鄙人与孙先生从事革命几及十年，何至 有意见之争，且国民党新立，正赖有功高望重如孙先生者为之主持，亦何至有 内讧之原因耶？至于黄克强先生与孙中山先生同为吾党泰斗，关系之亲切，天 下皆知，此次北来调和南北意见，主持大计，两公无丝毫之歧异，更何至有冲 突之事，如各报所云云乎。方今时事艰难，非有强大真正之政党作中流之砥 柱，何能挽回危局。而强大真正之政党，尤非社会扶持，各党互相奖勉不能成 立。关于政见，各党即互有不同，然总不宜猜忌离间，曰望敌党之不发达。吾人 改组国民党时宣言政党宜二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同时并希望反对党亦发 达，能至旗鼓相当而后已。诚以政党须有道德，其态度固应如是也。作此等谣 言之各报，属于何党固不必辨，鄙人总深盼其守政党道德，不再事无谓之猜忌 与离间，平心静气以评论国家事，扶持各党，使渐臻于健全之发达，庶几各党 乃得日即稳固，从容研究。其在议院有正当之主张，不事喧嚣。其对政府有适 当之监督方法，以促成强固有政策负责任之内阁。是岂非国家之大幸事乎，区 区之心乞鉴谅之！宋教仁顿首。
随着国会议员竞选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1912年10月15日，国民 党参议员会在北京成立。10月19日，宋教仁、王宠惠等人乘火车沿京汉路南下 从事选举活动。12月29日，宋教仁给留守北京的私人秘书刘白（羹臣〕写信，大 致介绍了自己的活动情况：在桃源老家为老母亲祝寿“空消十余日，屡接京中 电促，亦未能出山也”。写信时已经离开家乡抵达常德，“为调和西路选举事， 小住数日，拟即赴长沙，再赴汉口，与克强商议一切，然后定行止，或赴日本， 或来北京，尚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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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封私人信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教仁对于党内斗争的分析判 断：“政党形势，闻本党有内讧，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象，然弟总料其未必有 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放眼观察人才之高下，有此能力 者固不多也；且目下之形势，未必能于将来亦可包括，吾人既不争目下，则将 来自有将来之局面，又何足忧，请兄不必怀杞人之念也。但目下究竟详情如 何，尚乞电示。
这段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其一，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从事政 党政治的制度建设方面，宋教仁在国民党中占有当仁不让的绝对优势；其二， 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从事非暴力的制度建设的宋教仁，无形中造成了在 国民党内拥有很大势力的陈其美一派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被动局面，从而 造成“本党有内讧”的危险局面。宋教仁对于这两方面的估计过于自信的盲目 乐观与疏于防范，直接导致了他自己“为宪政流血”的悲惨结局。
四、宋教仁的阳光宪政
1913年1月8日，宋教仁在国民党湖南支部发表竞选演说时表示：“现在 民国未经各国承认，于国际上非可谓之成立，然其原因，则内部未能整理之 故也。……为今之计，亟须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 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兄弟非小视他党， 因恐他党不能胜任，故不得不责之国民党员。……况湖南人作事勇往为各省 冠。此次选举，须求胜利，然后一切大计画皆可施行。此兄弟之所希望于本党 诸君者也。”？
2月1日是旧历腊月二十六日，宋教仁顾不上与家人共度春节，毅然离开 家乡来到武汉。他在国民党湖北支部发表的演说，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 政党理论：
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
14丨氏闽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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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 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 解，同他们备斗。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队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 在民众方面的。中华民国政权属于人民。我们可以自信，如若遵照总理孙先生 所指示的主义和方向切实进行，一定能够取得人民的信赖。民众信赖我们，政 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 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刻得很，一定要钩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 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 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 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效
2月10日，宋教仁又在国民党湖北交通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对中央政府 在财政、外交等方面的措置失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