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1923年10月1日至11月18日，鲁迅大病一场。直到1936年病危之际，他 在写给母亲鲁瑞的家信中依然耿耿于怀：“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 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 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
1924年5月25日’鲁迅携妻子朱安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居。 同年6月11日，鲁迅在日记中隐晦地提到兄弟二人反目决裂以至于大打 出手的真实原因：“下午往八道湾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 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 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出。”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为“宴之敖”，意思是被家里 的日本女人驱逐的人。
1925年1月24日，鲁迅写作《风筝》，其中反思了对于“我的小兄弟”的“精 神的虐杀”：“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 是毫不怪你呵。’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同年3月16日，鲁迅写作的《牺牲谟》发表，对于专要别人牺牲的“利己主 义者”予以嘲讽。6月29日，鲁迅写作《颓败线的颤动》；表现一个通过出卖肉体 养育女儿的老妓女，被女儿一家逐出家门的屈辱悲愤。11月3日，鲁迅以周作 人1917年在北京患病的经历为素材，写作短篇小说《兄弟》，揭示了所谓“兄弟
周氏兄弟的文坛恩怨I
怡怡”的不可靠。1927年4月3日，鲁迅在《铸剑》中用“宴之敖”命名小说中以绝 对包办姿态替别人复仇的黑衣人。
四、周作人的不懈攻击
1923年7月25日，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的“自序”里，再一次重复了绝交 信中的话语：“我平常喜欢寻求友人谈话，现在也就寻求想象的友人，请他们 听我无聊赖的闲谈。我已明知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是我还在寻 求^这是生人的弱点^想象的友人，能够理解庸人之心的读者。”
到了 1924年6月，也就是兄弟二人大打出手之后，周作人写作《“破脚 骨”》。据当时寄住在八道湾的绍兴同乡章廷谦（川岛〉介绍，这篇文章是在暗 示鲁迅是个“无赖子”：“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 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英汉字 典》中确将‘流氓’这字释作劫掠者，盗贼等等也。”⑦
在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中，同为《语丝》周刊精神领袖的鲁迅和周作人， 虽然没有恢复兄弟情感，却有过站在以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为首的“法日派”一 边并肩战斗并且配合默契的话语传奇。由昔日的《新青年》同人胡适、陶孟和、 高一涵以及陆续从欧美各国归来的北京大学教授王世杰、陈源、徐志摩、周鲠 生、李四光、高仁山、陈翰笙等人松散形成的“英美派”，成为周氏兄弟及其追 随者竭力攻击的目标对象。然而，随着鲁迅与许广平双双南下以及鲁迅的一 再左转，周作人对于同胞兄长所表现出的却偏偏就是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 恶毒攻击，与鲁迅婚外同居的许广平，更被他贬称为“妾”和“姨太太”。
1930年3月，周作人在《中年》中写道：“譬如少年时代是浪漫的，中年是理 智的时代，到了老年差不多可以说是待死堂的生活罢。然而中国凡事是颠倒 错乱的，往往少年老成，摆出道学家超人志士的模样，中年以来重新来秋行春 令，大讲其恋爱等等，这样地跟着青年跑，或者可以免于落伍之讥，实在犹如 将昼作夜，‘拽直照原’，只落得不见日光而见月亮，未始没有好些危险。……
142 ！良因嘴雀^
I ―政学两界人和事
譬如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 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 可笑，觉得这动物未免有点变质了。我想文明社会上道德的管束应该很宽，但 应该要求诚实，言行不一致是一种大欺诈，大家应该留心不要上当。”⑧
1933年3月4曰，周作人又在致江绍原信中写道：“观蔡公近数年‘言行’， 深感到所谓晚节之不易保守，即如‘鲁’公之高升为普罗首领，近又闻将刊行 《情书集》，则几乎丧失理性矣。”⑨
这里的“蔡公”，指的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蔡元培。“普罗”即无产 阶级，是英语朽01过3论6的音译。所谓“高升为普罗首领”，指的是鲁迅充当了中 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情书集》就是即将由李小峰的北新书局以上海青光 书局的名义出版发行的《两地书》。在周作人看来，鲁迅出版《两地书》是“几乎 丧失理性”的一种表现。
与此同时，48岁的周作人自己，却偏偏像鲁迅一样以青光书局的名义编 辑出版了一本《周作人书信》，并且在1933年4月17日写给李小峰的“序信”中 再一次攻击鲁迅道：“没有办法，这原不是情书，不会有什么好看的。这又不是 宣言书，别无什么新鲜话可讲。反正只是几封给朋友的信；现在不过附在这集 里再给未知的朋友们看看罢了。……兼好法师尝说人们活过了四十岁，便将 忘记自己的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行年五 十，不免为兼好所诃，只是深愿尚不忘记老丑，并不以老丑卖钱耳。”
1935年7月，周作人在《谈文》中表示说：“我们常见智识阶级的权威平日 超人似地发表高尚的教训，或是提倡新的或是拥护旧的道德，听了着实叫人 敬服，可是不久就有些浪漫的事实出现，证明言行不一致，于是信誉扫地，一 塌糊涂，我们见了破口大骂，本可不必，而且也颇冤枉，这实是违反人性的教 育习惯之罪，这些都只是牺牲耳。”
同年8月，他又在《责任》中写道：“中国不患思想界之缺权威’而患权威之 行不顾言，高卧温泉旅馆者指挥农工与陪姨太太者引导青年，同一可笑也。” 1936年3月28日，周作人在《蒿庵闲话》中写道：“我对于文人向来用两种
周氏兄弟的文坛恩怨I
看法，纯粹的艺术家，立身谨重而文章放荡固然很好，若是立身也有点放荡， 亦以为无甚妨碍，至于以教训为事的权威们我觉得必须先检查其言行，假如 这里有了问题，那么其纸糊冠也就戴不成了。”
1936年10月18日，周作人在《家之上下四旁》中写道：“父母少壮时能够自 己照顾，而且他们那时还要照顾子女呢，所以不成什么问题。成问题的是在老 年，这不但是衣食等等，重要的还是老年的孤独。儿子阔了有名了，往往在书 桌上留下一部《百孝图说》，给老人家消遣，自己率领宠妾到洋场官场里为国 民谋幸福去了。”
上述话语中的“高卧温泉旅馆者指挥农工”、“智识阶级的权威”、“思想界 的权威”、“纸糊冠”等，都是鲁迅与年青一代的成仿吾、高长虹等人进行论战 时留下的典故。稍知文坛故事的人，都明白周作人影射攻击的是他自己的大 哥鲁迅。
最为不堪的是，在鲁迅去世之后，周作人的此类攻击依然持续不断。1944 年10月，周作人在《记杜逢辰君的事》中写道：“一个人过了中年，人生苦甜大 略受过，这以后如不是老成转为少年，重复想纳妾再做人家，他的生活大概渐 趋于为人的，……”同年12月，他在《十堂笔谈》中写道：“但是，说老当益壮，已 经到了相当的年纪，却从新纳妾成彖，固然是不成话，就是跟着青年跑，说时 髦话；也可以不必。”
直到1963年1月20日，晚年周作人还在日记中加写了一段跋语：“余与信 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情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兄弟皆多妻，遂多 猜疑，以为甲戌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即 今思之，皆成过去，特加说明，并志感慨云尔。”
在对鲁迅的婚外情爱展开不懈攻击的同时，周作人对于鲁迅一再左转的 政治选择，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坛斗争，也一直采取含沙射影的攻击态度。1931 年12月13日，周作人在《志摩纪念》中借题发挥道：“我们平常看书看杂志报 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伟大的说谎，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社会琐闻，不是 恬然地颠倒黑白，便是无诚意地弄笔头，其实大家也各自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I民阖嘴I二
I ―政学两界人和事
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别人相信，只觉得非这样地说不可，知识阶级的人挑 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也是屡见不鲜的事， ……假如是文以载道派的艺术家，以教训指导我们大众自任，以先知哲人自 任的，我们在同样谦恭地接受他的艺术以前，先要切实地检察他的生活，若是 言行不符，那便是假先知，须得谨防上他的当。现今中国的先知有几个禁得起 这种检察的呢，这我可不得而知了。”
1935年4月，周作人在《〈蛙〉的教训》中写道：“有些本来能够写写小说戏 曲的，当初不要名利所以可以自由说话，后来把握了一种主义，文艺的理论与 政策弄得头头是道了，创作便永远再也写不出来，这是常见的事实，也是一个 很可怕的教训。”
1936年7月31日，周作人在《老人的胡闹》中写道：“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 失，遇有新兴占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 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虽曰不自爱惜羽毛，也原是个人的自由，但他既然戴 了老丑的鬼脸踱出戏台来，则自亦难禁有人看了欲呕耳。这里可注意的是，老 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却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 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趋时，一样 的可笑。……即我国的老人们亦宜以此为鉴，随时自加检点者也。”
1936年11月30日，周作人在《论骂人的文章》中，针对逝世不久的鲁迅以 及整个左翼文坛，另有更加恶毒的攻击：“鄙人记性不佳，文献匮乏，愧未能详 征博引，考其源流，但就所知说来，这个运动大约是始于成仿吾的诗坛之防御 战，……随后又听见‘剿’的口号，‘剿’的对面自然还有‘抚’，虽然这个名称没 有显明的听说过。这样，官骂便以一种新的姿态第二次出现于舞台上了。…… 相持不下，终究有个了局，如何了法其机密不能详知，大抵看《水浒传》可以知 道一点，如及时雨之率众推戴玉麒麟，归根结蒂仍是一种抚法，又是一种降 法，不过是极高妙的一种罢了。”
1944年12月，周作人在《文坛之外》中还有意思基本相同的一段话：“我有 一种意见想起来与时代很有点不兼容，这便是我的二不主义，即是一不想做
周氏兄弟的文坛恩怨｜ 137
喽罗，二不想做头目。……因为文坛上很是奇怪，他有时不肯让你不怎么样， 譬如不许可不做喽罗，这还是可以了解的，但是还有时候并不许可不做头目。 ……剿如不成则改用抚，抚如不行则改用请。单只不过不肯做喽罗的人这样 也就没有话了，被人请去做个小头目也还没啥，这一场争斗成了和棋，可以就 此了结。假如头目也不愿意做，那么不能这样就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