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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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杂志的“复活〃与终结｜ 117
青年社中最为重要的大股东。1920年8月2日，陈独秀在致胡适信中写道：“八 卷一号文稿，我巳张罗略齐；兄想必很忙，此期不做文章还可以，二号报要强 迫你做一篇精彩的文章才好。我近来觉得中国人的思想，是万国虚无主 义一一原有的老子学说，印度空观，欧洲形而上学及无政府主义^底总汇， 世界无比，《新青年》以后应该对此病根下总攻击。这攻击老子学说及形而上 学的司令，非请吾兄担任不中。吾兄在南京的讲义，务请恳切商之南京师，特 别通融，给新青年社出版。可否乞即速示知。”
一个月后，陈独秀又在没有落款日期的另一封信中写道：“适之兄：我对 于孟和兄来信的事，无可无不可。‘新青年社’股款，你能否筹百元寄来？八卷 二号报准十月一日出版，你在南京的演讲，倘十月一日以前不能出版，讲稿要 寄来，先在《新青年》上登出。”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在致周作人信中写道：“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 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 寄来付印。”？
事实上，无论是胡适、周作人还是鲁迅，都没有把自己的著作交给新青年 社出版发行。胡适的《尝试集》和《胡适文存》先由北大出版部初版，然后交给 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再版。1920年8月，周作人经罗家伦之手在新潮社出版翻 译小说集《点滴》。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直到1923年8月才由新潮社初 版，连出版经费都是他自己垫付的。尽管如此，他也没有把《呐喊》交给新青年 社。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显然是他们都不再看好新青年社的“金字招牌”，不愿 意把已经无偿奉献过一次的作品再次奉献。关于这一点，鲁迅1921年7月31日 写给周作人的书信可资证明：“好在《晨报》之款并不急，前回雉鸡烧烤费，也 已经花去，现在我辈文章既可卖钱，则赋还之机会多多矣。”@
1920年12月初，陈独秀致信胡适，抬头写着九位同人的名字“守常、玄 同、适之、孟和、一涵、慰慈、豫才、启明、抚五”。这是陈独秀第一次把鲁迅即 周豫才（树人〉的名字与《新青年》其他同人并列在一起：“弟日内须赴广州， 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人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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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俊三人。弟在此月用编辑部薪水百元，到粤后如有收人，此款即归望道 先生用，因为编辑事很多，望道境遇又不佳，不支薪水似乎不好。望道先生已 移住编辑部，以后来稿请寄编辑部陈望道先生收不误。四号报已出版，五号 报收稿在即，甚盼一涵、孟和、玄同诸兄能有文章寄来〖因为你们三位久无文
章来了〉。
胡适收信后，在信纸上写下两句批语：“请阅后在自己名字上打一个圈 子，并请转给没有圈子的人。适。昨日知《新青年》已不准邮寄。适。”然后把 信件交给其他同人传阅。
12月14日，陶孟和致信胡适：“《儒林外史》收到，谢谢。《新青年》既然不准 寄，就此停版如何？最好日内开会讨论一番，再定如何进行。”
随后的事实充分证明，胡适、陶孟和从欧美国家学习来的公幵透明的民 主议事程序，偏偏导致了《新青年》同人的彻底决裂，从中可以看出以“启蒙” 自居的《新青年》同人，既不十分“民主”也不十分“科学”的历史局限性。
六、“金字招牌”的内部争夺
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赴广东就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临行之前在写给胡适、高一涵的来信中表白说：“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 都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 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 容，以后仍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 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 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 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很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很盼望诸君宜注意 此事。余言候到粤再谈。弟独秀十六夜。
这封信于1920年12月27日寄到与胡适一家同住在钟鼓寺14号的高一涵 手中。胡适见信后于1921年1月2日给陈独秀回信；提出三个办法：其一，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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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 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其 二，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 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 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 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 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其三，孟和说，《新青年》 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 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陈独秀收到胡适回信后，分别致信李大钊、陶孟和表达自己的愤怒情绪。 1921年1月11日，钱玄同把陈独秀来信转寄鲁迅、周作人兄弟，并且附上了自 己的意见：
顷得守常两信，附来信札三件，兹寄上，阅后，请直接寄还守常为荷。 初不料陈、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照此看来，恐怕事势上不能不走 到老洛伯所主张的地位。
我对于此事绝不愿为左右袒。若问我的良心，则以为适之所主张者较为 近是。（但适之反对谈“宝雪维几”，这层我不敢以为然。〉①我们做了中国百 姓，是不配骂政府的；中国的社会决计不会比政府好。②现在社会上该攻击的 东西正多得很。③中国的该办人和皇帝一样的该杀。④要改良中国政治，须先 改良中国社会。⑤徐博士固然是王老七的令弟，但若使“五四运动”的“主人 翁”来做总统，也未必高明，因为他们的原质是一样的。……马克思啊，“宝雪 维几”啊，“安那其”啊，“德谟克拉西”啊，中国人一概都讲不上。好好坐在书房 里，请几位洋教习来教教他们“做人之道”是正经。等到略略有些“人”气了，再 来开始推翻政府，才是正办。以上所说，是我的意见。但也不愿就和仲甫去说。 姑且和两兄言之。……至于仲甫疑心适之受了贤人系的运动，甚至谓北大已 入贤掌之中，这是他神经过敏之？可以存而不论。（所谓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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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论，大概就是邵力子、叶楚伧、陈望道等人的议论。〕试作一三段式曰： 研究系不谈共产； 胡适之和北京大学亦不谈共产； 故胡适之和北京大学是投降了研究系。 这话通吗？②
“老洛伯”即胡适，他在《新青年》4卷4号用白话文翻译过苏格兰女诗人八’ 站7的诗歌《老洛伯》。“宝雪维几”是布尔什维克的另一种音译。“贤人系” 即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研究系。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此前在《改 造》（原名《解放与改造》）月刊宣传过社会主义，后来又对社会主义加以反对 和抵制，从而受到陈独秀等人的严厉批评。在《新青年》8卷4号中就有陈独秀 摘编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一组文章。
1921年1月20日，鲁迅按照钱玄同的要求致信李大钊。正在与陈独秀一起 从事建党活动的李大钊，收到鲁迅来信后于当天致信胡适：“适之兄：信已传 到我手。我因为昨天想到你那里去，好带给你看，故未传给他人。不意那位办 《北京晓报》的方先生到辛白先生处邀我去谈，所以未得到你那里去。前天见 了玄同，他说此事只好照你那第一条办法，但关于研究系谣言问题，我们要共 同给仲甫写一信，去辩明此事。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 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 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点醋意，真正讨嫌！起明、豫材的意见， 也大致赞成第一办法，但希望减少点特别色彩。我三两日得了工夫；一定去看 你，好和你谈谈。
“国民系”就是正在和陈独秀密切交往的国民党左派及其外围人士，也就 是钱玄同所说的“邵力子、叶楚伧、陈望道等人”。“起明、豫材”即周作人（启 明）和鲁迅（豫才〉兄弟。正在与陈独秀等人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李大钊，当 时并不看好孙中山及国民系，而是寄希望于实力派军阀吴佩孚和陈炯明。他 所说的“起明、豫材的意见，也大致赞成第一办法”，并不符合周氏兄弟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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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如此表态显然是在为陈独秀拉赞成票。
1921年1月22日，胡适再一次启用民主议事程序，公开致信“守常、豫才、玄 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位”，力求在陈独秀所认同的“公共目的”的 前提下达成共识：
第一，原函的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必谈。 第二，第二条办法，豫才兄与启明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独秀对于 后者似太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 法。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编辑可以多逼北京同人做点文章。否则独秀在上 海尚不易催稿，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的手里呢？岂非与独秀临行时的希 望^“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相背吗？
第三，独秀对于第一办法^另办一杂志^也有一层大误解。他以为 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 今曰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 30^61 111138；！！的汉 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 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总之，我并不反对独秀^你们看他给孟和的信，便知他动了一点感情， 故轻信一种极可笑的谣言^我也不反对《新青年》，我盼望《新青年》“稍改变 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独秀函中语、我为了这个希望，现在提 出一条办法：就是和独秀商量，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
这个提议，我认为有解决的必要。因为我仔细一想，若不先解决此问题’ 我们决不便另起炉灶，另创一杂志。若此问题不先解决，我们便办起新杂志来 了，表面上与事实上确是都很像与独秀反对。表面上外人定如此揣测。事实 上，老实说，我们这一班人决不够办两个杂志；独秀虽说“此事与《新青年》无 关”，然岂真无关吗？故我希望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若京沪粤三处的编辑部 同人的多数主张把编辑的事移归北京，则“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皆 独秀函中语〉，一个公共目的，似比较的更有把握，我们又何必另起炉灶，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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