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揭秘-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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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部队登机回国时，斯蒂德曼展望了20世纪末漫长10年的光辉前景。“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情报世界，”他说。对国家安全局及其合作伙伴而言，到1990年，充实的年代已经结束。冷战已经取得胜利，士兵们也该回家了。曾经只知道发展壮大的群体突然间面临着裁员、经费剧减和失业等威胁。
在位于华盛顿玛丽埃塔的一个情报截获站，其灰色的办公大楼无人使用，一片萧条。“置身于杂草、垃圾和废弃的汽车之中，”一个决意重游故地的前任技术员说，“我的耳朵就听到了从办公楼旧址传来的微弱的声音。”随后，他就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数以百计的老鼠在垃圾堆中窜跳翻腾。
强大的冷战恐惧的浪潮几十年来一直冲击着设在遥远的山巅、北极的荒原和隐秘的山谷的那些监听站，如今正像潮水一样快速地退却。
在苏格兰的埃兹尔举行过多次遣散仪式，离这儿不远就是一座关押着许多苏联人的大监狱。在遣散活动期间，惟一在耳边索绕的声音就是一支孤独的苏格兰风笛吹奏出来的刺耳的告别之音：“我们离开这地方，就要远走去他乡。”
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佛罗里达的基韦斯特曾经向白宫发回了大量的情报，而如今号手吹响了最后一次“熄灯号”，国家安全局的官员看着国旗最后一次降下。
位于日本上激屋的指挥部会议室曾经是海军最大的监听站，如今指挥官根据秘密指令庄严地宣布关闭该站。
在加利福尼亚的斯卡格斯岛，在土耳其的卡拉米塞尔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几十个监听站，巨大的天线就像当年被悄无声息地安装起来一样，如今又被悄无声息地拆掉。
阿拉斯加的埃达克岛曾经是只有监听人员居住的冰天雪地的禁地，如今已在因特网上拍卖。卫星接收天线、发电厂、埃达克博物馆、学校甚至教堂都将被出价最高的人买走。
加利福尼亚的因皮里尔比奇离圣迭戈不远，那里的海军监听站在使用了79年之后，迎来了最后一班岗。
许多没有关闭的监听站实际上也被弃置一旁，要么被改成了遥控工作站。埃克施泰因是德国的一座高山，从山顶可以眺望前捷克斯洛伐克，山上的小监测站的情报截获人员如今已被由奥格斯堡遥控的自动天线所取代，从这里开车到奥格斯堡要走5 个多小时。留下来的只有一些保安和维修人员。
人员裁减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安全局本部。在遥远的北方、北极的门户，加拿大最重要的阿勒特监听站也裁减了好几百人。同埃克施泰因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监听站一样，这个监听站现在也采用了能够接受几千英里外遥控的技术。
在大西洋对岸，英国的政府通讯总部也正在经受同样的冷战后的创伤。1995年，位于切尔增纳姆的总部接到命令，在4 年内要从6000人中裁去900 人。许多监听站，包括德文郡的卡尔姆黑德监测站，都已停工，共裁员250 人。
同国家安全局的情况一样，政府通讯总部的许多海外工作站也采用了遥控技术。
英澳合建的春迹角监听站设在香港的一座悬崖之上，长期以来一直是远东最重要的监测站之一。除了几名基干人员，其他所有的人都已撤离并转移到几千英里以外的墨尔本市区。在那儿的一座两层无窗的灰色石头楼里，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报截获人员监听由英国设在香港的天线接收到的中国和俄国的通讯信息。“大部分（被截获信息）传回了国家安全局，”一个工作人员说道。监听的主要目标是：中国的核武器和其他先进武器试验、空间飞行试验以及在中国南海引起争端的帕拉塞尔群岛（即西沙群岛）上的军事活动。俄国人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成）到越南金兰湾的俄国基地的通讯信息也是墨尔本监听的对象。
但是，随着英国准备将香港归还给中国，所有这些活动都于20世纪90年代结束了。政府通讯总部的官员命令摧毁其在香港的所有建筑，以排除泄密的可能性。到1997年7 月香港移交的时候，那些无窗的办公大楼已变成一片废墟，昔日的岗亭成为流浪汉避雨的场所。然而，政府通讯总部还是留下了一些设备。以前曾是英国陆军威尔士亲王军营的那些建筑物已移交给了中国，在那些建筑物的墙壁上还留有各种各样的监听设备。
政府通讯总部有些人担心，如果工作人员减到4500人以下，这个机构将会在国家安全局的眼里显得微不足道。“如果我们能保持4500人，我们就是一个有活力、有效率的机构，”政府通讯总部的官员布莱恩。穆尔说，“如果我们不能保持4500人，完成政府通讯总部的中心工作就要打个问号。”然而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局外人士——而且是一个以削减经费著称的人——被任命为主任。国防部主管政策的代理副部长戴维。奥曼德因支持一系列在英国军队内削减经费、提高效率的主张而著称。
对于许多密码专家来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秘密世界化为乌有，这是一件艰难而又痛苦的经历。在得克萨斯奥斯河北边的山村里，罗伯特。佩恩头顶满天繁星坐在阳台上。在这凉爽的夜晚，萤火虫在空中飞舞，他抽着长长的雪茄，用淡绿色的杯子品着咖啡。“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做事的方法、还有做事的目的，这些又有谁能记得呢？”他写道。
我们都是年轻的水兵或海军陆战队士兵，十几岁的小伙子，头上带着耳麦，坐在打字机旁记录、编码、解码、发送、接收各类情报。总是警觉万分，准备随时待命………我们在那些远离家乡的军事基地监听、监测，度过了冷战期间无穷无尽的日日夜夜，但谁又理解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毫无疑问，谁又能知道我们工作的意义？
我也不清楚在整体部署中我们起了什么作用。
在这夏日的夜晚，我坐在和风之中，尽力回想着我们服役过的那些基地、战舰和工作站的名称。我不知道，这些曾经为祖国做出杰出贡献的特殊的战舰和秘密基地，会不会在阴冷的历史长廊中留下某些纪念……那些基地的名字听起来很奇怪，基地的四周围着铁篱，大门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警告牌上写着：“未经许可，不得入内！”秘密基地安装着的一排排奇形怪状的被称为“长颈鹿”或“恐龙骨架”
的天线。可是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基地的名字。
另外一个前情报截获人员难过地说：“技术进步了，因此昨日的工作方式如今再也用不上了……编制缩小了，人员减少了，我们在菲律宾的几个基地撤销了，冰岛的凯夫拉维克撤销了，意大利的圣维托撤销了，巴拿马的盖雷塔岛撤销了，韩国的平泽撤销了，阿拉斯加的埃达克撤销了。”
一名退休的海军密码专家在著名的《海军研究》上发表文章写道，海军安全小组现在已经没有价值了，用于这个小组的宝贵的经费可以用到海军内其他更合适的地方。安全小组的前景相当黯淡，该小组组长、海军少将艾赛亚。科尔不得不安慰那些焦虑不安的老密码专家们说，他们的机构不会取消。“海军安全小组还会存在，”
他大胆而果断地说。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由于经费削减，“目前处境困难”。
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安全局辉煌的年代也随之结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几乎是人满为患，”一位国会助理人员说。1983年，国家安全局基建项目（经费总额为7600万美元，另定下一年为2 二2 亿美元）差不多占五角大楼全球范围内基建预算总额的20％。新增的两座办公大厦为该机构的总部提供了比11座纽约市世贸中心还要大的办公面积。
但到了1997年，情报部门的预算已经削减到1980年、即卡特政府的最后几年的水平。可是过了不久，里根政府就允许这些幽灵般的安全人员动用诺克斯堡金库的黄金。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许多昂贵的监测卫星使用寿命期已过，而又无法更换。
在1991年到1994年这几年间，间谍卫星的数量差不多减少了一半。“在用于情报的经费总额中，国家安全局所占的份额也可能减少，”海军上将威廉。斯蒂德曼在1992年4 月8 日的一次告别会上坦诚地对他的员工说，“我们将要过紧日子，这就要求我们继续用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
斯蒂德曼的忧虑是有根据的。在1990年至1997年间，该机构不得不裁员17石％，而且计划到2001年使裁员总数达到24％。由前任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领导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声称，整个情报界至少还要裁员10％。此外，五角大楼一位监察长在1991年做的调查——这对国家安全局而言还是头一次——表明，该机构的许多关键部门都是头重脚轻，高层人员过多，而且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我们发现该机构的发展缺乏统一管理、统一部署，”这份调查报告最后说，“国家安全局缺乏足够的内部监督机制来保证该机构高效履行其职责。”结果弓！起了一场机构大改组。斯蒂德曼的继任者迈克。麦康奈尔于1992年10月1 日实施一项重大改革，副局长职数砍掉40％，中层管理人员职数砍掉29％，低层管理人员平均砍掉50％。同时，有权直接向局长汇报的人由90人减到15人。
“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将会深受这些变化的影响，”国家安全局《业务通讯》宣称。麦康奈尔对他的高层人员说：“由于经费减少，我们必须减少机构的一般管理费的开支，并且建立一套效率更高的运转体制。”但是，削减人员似乎给机构的预算带来了矛盾性的影响。由于通货膨胀、职位晋升、福利提高等因素，经过压缩的员工队伍的费用随之增高。这些因素使得国家安全局员工工资总额所占预算总额的比例发生了变化：1990年约占30％，而1996年接近40％。白宫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并说“划拨到工资单上的钱越来越多，这就挤占了投资新技术的费用，并限制了工作的灵活性”。看来，国家安全局裁的人越多，用于卫星和计算机的钱就越少。
麦康奈尔于1992年5 月份接替斯蒂德曼时，压缩编制的问题正等着他来解决。
“员工们该利用这个机会回到自己的业务领域，”新局长根据《业务通讯》的内容解释说，“跨专业培训、技术分类和任务涵盖等用语将来都是时髦的术语。”削减经费的这把大斧甚至要砍到一些离该机构最遥远的监听站。为了进一步削减经费，在一些还没有完全关闭的监听站，国家安全局的文职人员将逐渐地被军职人员所代替。由于削减人员和经费的工作将继续推人到新的世纪，所以该机构鼓励员工们参加一个被称为“如何应付变化”的研讨班，并请了一位著名的演讲者到弗里德曼礼堂做了题为“动荡时期求发展”的专题报告。
大多数人原来认为，在国家安全局工作几乎是最保险的，这儿永远不会发生裁人的现象。“当时在私营企业工作的邻居和家人面临失业的危险，我们仍安然无恙，”
1992年，一个忧心仲忡的工作人员说，“而现在我们也是前途未卜，我们的处境再也不令人羡慕了。在这儿上班也不轻松。”辞职人员在离职时的谈话中也表现了同样的忧虑。
但是也有人认为长期以来国家安全局人浮于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解码工作计算机化过程中起过主要作用的霍华德。坎佩恩博士认为，这些机器本应降低人员的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