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言情录-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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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你啊，误会我和秘书长了。”接着，好像说，“有些事情（或者说说有些人？）是靠不住的，我们是为了你好。要不然，到了明年，你档案过不来，比较惨之类的。”问我，“到底来不来？”我说：“来啊，当然来了。要不我来编译局读脱产博士后干嘛呢？”然后问我现在职称到了什么程度？我说副教授应该很快就有正式结果了，学位证、毕业证交到省里了，等着办证啥的，应该十一月初会有结果吧。说到这里，以我的智商还能理解。接着他说，中央编译局也不是中央政治局。要两边努力。问我自己行不行？我说，怕是不行。（要是行，我早拿出档案了，也不至于折腾到现在）然后他知道这个结果后，就说了一堆。说的啥我现在真记不得了。因为我当时就没有弄明白，觉得他在绕。我不喜欢绕弯子，自己性子比较直，头脑其实也比较简单。
于是，我就又喝了一些酒，脑子更晕了，甚至中间间或有几秒“短路”状态。我希望他不要绕弯子，直接说，绕来绕去我真的越发糊涂，不知他找我说半天目的是为了啥？但我再晕，也知道是有两个结果“调档案来”、“转成在职”。接下来可能是在我的“直接、急切而无技巧”的追问以及他的“含糊的甚难出口”的默许中，那个“难产”的结果终于出炉了。我问他代表谁跟我说。他说“你想想我现在在哪里”，在办公厅啊。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你现在还住在局里安排的公寓吗？”我压根不明白是啥意思。他要撵我走吗？还是啥意思？我现在仍是一头雾水。我这个笨蛋（叫我笨蛋一点都不为过，真的真的很笨）在酒精的刺激下更加气愤。不就是这么个结果吗？至于这么大费周折地叫来一堆人见证我的窘境吗？（一开始，曹谈到来局的事、档案的事，他的那两个女学生似乎是一种羡慕的眼神；后来，是一种困惑的、迷茫的表情；再后来，是一种无限的同情与怜悯）我一晚上傻傻地等，傻傻地盼，就是因为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自己做出的一种错误判断，以为又要见到你。结果，是为了等来这样的一种“摊牌”。不知还说了些啥，但当时一切的信息给予我的大脑的信号就是曹代表你来跟我说，让我回去。
要崩溃了，简直要崩溃了！还想喝酒，但好像没有了。我抓起电话走出大厅，拨了你的号。2次，响了很久，无人接听。回到桌边穿好大衣，不想和这里的人再多说一句话。觉得这是设了个局和我谈，专门谈的。好，我知道结果了，我服从。可是，从我的座位走到吧台也就是几米的距离吧，我控制不住自己，真的，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和力气，我拿起东西就摔了出去。那一刻，眼泪也不争气的出来了，觉得自己一直以来构建的“乌托邦”也轰然倒塌。气的不是结果本身，而是如果真如曹所暗示的是你来让他做说客，说服我回去，那么，你对我的好就是假象。如果这个假象成立，那就更可怕。下午还生活在云端，晚上就到了地狱（那一刻我就觉得是地狱了，呵呵，太在乎了，在酒精的作用下，脑子实在是不好使啊）。晚上的心情素描——迷雾阴霾中的爆发。
“宁静中舒缓的愉悦——飘在云端的幸福——迷雾阴霾中的爆发”，这便是27日的心情写照。《北京人在纽约》中有句话：“如果你爱一个人，让他去纽约，如果你恨一个人，让他去纽约。”借用过来，如果爱一个女人，让她飘在云端吧，如果恨一个女人，让她直接跌落到谷底吧，不给一丝一毫的缓冲机会。这份“落差”的杀伤力真的很强大，足以瞬间摧毁一个人的意志。我现在能够平心静气来描述，说明我“发疯”后已经冷静，能理智面对一切，客观剖析自己。
来讨论一下我自己“构造”的关于你的“乌托邦”（也许此处会产生歧义，会让你觉得还有关于其他人的“乌托邦”。其他的不需要我构造，或者换个说法，我常常成为别人的“乌托邦”，我装傻就是了，没什么的）。这份情愫我心里之前一直是有的，但你没有责任吗？你对我至少是有回应的。如，我那次酒后让你抱抱，你说“这儿人多”，你的这个回答本身就很可笑，恰恰是在那种突发状况下你的应激反应是最真实的。你为什么不一下子断了我的念想？在太原，晚上，两个人短信不断，你也有些游走在边缘的话“真有意思，在这里我们比在北京还离得近”。上次见面，我多想多想留住你，但我没有。你走肯定是有事情，我听话就是了。你走了以后，我傻傻的、幸福的一个人待到第二天。在那个私密的空间中，你我都明白，只是彼此多了一份郑重罢了，让过程长些，美好些。我不信，也不愿意说服自己相信，你会随便送女人首饰。也许你认为这是人与人交往中的正常的礼节性的表示，或者就是哄小孩的，不代表什么。若如此，那我就认了，无语了，算我自作多情了。说这些，是要你知道，我是经不住你这样的男人如此对我“好”（在我看来，已经算是对我好了）的，我没有抵抗力的。我觉得自己也挺优秀的，无论是善意的喜欢还是别的什么，我不缺少来自男人给予我的自信。
多么希望那天晚上我没有去中宇饭店，多么希望我的记忆就停留在那天下午。多么希望曹是酒后乱说，没有表达清楚，我也没有理解清楚。多么希望事情就是很简单，没有那么多的复杂。
如果我在山西是正你要的结果，那我也就释然了。我也记着你那几天在信息中总说要我开心点，嗯，如果这样你开心，我一定也会让自己开心起来。。。。。。】
以上是我写给衣老师的邮件。
补充：
邮件中没有给衣老师说，其实那晚我被姚颖和谢来辉送回宿舍后，我强烈要求他们离开，并保证自己没事。然后就爬上了窗户。张萌萌住的那间，外面是大阳台。我就跑到阳台上，骑上了窗户。尽管有酒精的作用，可我还是不忍心离开这个世界。我脑子里是父母双亲怎样供我上大学，我的孩子是多么可爱；如果我一下去，明天家人必定就赶到了，可任何人不会为此承担责任的，“酒后失足跌落”可能就是最后的结论了。望着楼下，似乎有人在下面，但没有人知道我这个“疯子”要干嘛。世界每天都不缺少新闻，我无须再添一条。我竭力说服了自己已经被酒精与愤怒充斥的思维，下了窗。
直至现在我也无法真正原谅衣老师和杨老师的是，他们27日晚上谁都没有接我的电话，第二天也没有任何人接我电话，回我电话。衣不知道在中宇发生的事情，而杨老师是知道了的（姚颖当天晚上就给他打电话说了，而且提到我情绪不好）。
第二天，也即10月28日，杨和衣在编译出版社参加乔迁之喜庆祝会。而我，却在不足12平米的屋子里费心思量，泪流满面。脑子一片混沌，到底是杨还是衣，他们要撵我走？
要是现在，我也不会伤心难过了，因为我已经明白了是谁在背后做推手或操盘手，目的是什么我也清楚。总是发生了很多事情以后，才变得头脑清晰。或者说，是有男性朋友一语道破天机吧！女性的思维与男性确实不同，所以我总是不知道衣老师他到底想干什么。现在想来，我早一点乖乖地脱掉自己的衣服，或者金钱拱手送上，就不会动不动被人找麻烦了。
之后2、3天便回到家里了，给衣老师写了上面的那封邮件。
那个时候，我不知是谁让曹荣湘跟我说那番话，是衣还是杨？现在，有了基本的判断。是衣。因为，有后来的几件事情作陪衬，就好理解了。
在家里待了一段后，我回到北京。回来后，第一件事情，是去给杨老师赔礼道歉，说给他添麻烦了。他说，你的事情我来解决，本来就是领导的事情嘛。
我还是陷自己于拿出档案的漩涡中不可自拔，我也下定决心要办好这件事情。我以为，自己需要付出些才行。没有与家里人商量（因为家里人一直也不怎么支持我想调到北京的想法，不过，现在他们也默许了，在看到我为此而折磨自己或者被折磨的情况下），我自己借了点，再加上从课题费中报的钱，又透支了几千现金，凑够了5万元（家里条件还算好，我从来没有缺过钱花，平时花销没有了就问老公要，从来没有攒过私房钱，所以到用时竟然也不方便），准备送给衣老师。
11月21日，我好像没有提前和衣联系，自己去大悦城定了房间。给他发信息在大悦城哪个房间等他，说别多想，等等。等了一会儿没有回复。我想看来今天没有希望了。我就去退房，前后不到半个小时。等我走回宏英园住处时，衣的短信来了，说自己在参加活动，会见保加利亚的客人。我说已经退房了，走得脚疼。一个人那天下午先是在银行取现，又背着个包包在寒风中走来走去。在大悦城逛过商场，吃过饭，但搞不清楚宾馆在哪里，竟然摸到了健身中心去。
五、身体真正在一起了
我当然没有给衣老师说我去大悦城等他是给他送钱。不知他猜到没有。
12月1日，编译局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中心成立大会召开。一个多月没有见了。他那天，在讲话时，声音很苍老，精神状况不是太好。姜海波还说，衣老师这是怎么了，平时不这样啊。后来，我知道他是那一段血压有点高。
忘了是俩人谁先约的谁，说见面。我说我要去海南，他说那海南回来见面。12月8日——9日，中国哲学论坛大会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在海南期间，我给他发信息，说说见闻。去海南前，我把那几万块钱给存了，回京后又取出来。
从海南回来后，12月11日，我们约好见面。我问他是去饭店还是茶馆（我这么问他，他应该明白什么意思的，这两个地方多中性或者讲不带暧昧色彩啊！），他说还是像上次（西西友谊互赠礼物那次）一样，找个安静的地方吧。我就又通过携程定了西西友谊的房间。
中午，他带着一些寿司、清酒什么的如约而至。我吃得很少，喝得很急，心里想今天一定要把自己给灌醉了才好。不醉就什么也做不出来。他边吃边说，话很多。杂七杂八的说了一些，如：
去日本期间，他是不乱来的，如吃饭时可以摸日本姑娘的手，他不摸；清酒是天津外国语大学校长修刚送给他的；黑大的某某校长喝了酒见了男的都要搂；说某某人吃饭中间，就从兜里掏出避孕套来了，等等。这次，他显然是直奔主题来的。上次我们俩就是因为彼此都太矜持了，所以才以礼相待，直到出门。
一瓶一斤的清酒，一人一半。我脸红得厉害，但脑子不乱。我斜躺在床边，此时他去洗手间了。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就把自己脱的剩下了两件小小的内衣。他回到卧室时，我满脸绯红地躺在被窝里。两个人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我记得他说：“你身材真好！”第一次，很兴奋，很幸福，叫的有些夸张，但并没有感觉彼此十分合拍。
聊了一会，他要走了。他说明天局里有个活动，可能刘yunshan要来（第二天知道刘没有来，是中宣部副部长王xiaohui来的）。他待会还得去局里一趟，还拿着个那种蓝色的写着“中央编译局”的布做的文件袋。我见他要走，起身穿上睡衣，走到写字台跟前从自己的包包里取出钱，要往他的袋子里装。他说这是干什么，我也不缺钱。我说，没什么，就是自己的一点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