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言情录-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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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你非要把两个人都弄得没有办法过下去了，才好吗？你非要一个个挖出来吗？你到底想要干什么？”说，“我真是怕了山西人了”。这次，我太静了，静得让他心慌。他要走，我就“温柔”地拉住他，说再陪我一会儿好吗。他说我不能温柔点吗？我说：“难道我不温柔吗？”最后，给他说了自己看到了这两篇博文，所以跟生气，吃醋之类的。他又笑了，说给我起个名字叫“小闹”。我说，有“医闹”，这个闹，那个闹，我叫个小闹，听上去和小狗一样。
电话是静音，有来电他看到了，说我有电话。是局里的，当他的面接了，武锡申打来通知我明天上午9：30从局里出发，去北五环的“北京会议中心”修改马工程的“四个分清”中第一个子项目“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我接完这个电话，他出门了。没有过多久，我退房离开，开了发票（在这里10次以上了，但只有最近的几次可以开，以前的入账了，前台说开不了了；之前我问过洪城铭豪酒店的前台工作人员，说监控记录可以保存半年到一年；这次问，就说可以保存一个月，很奇怪吧？！）。
8月29日，按照昨天接到的通知，我早上9：10分左右到了局里，去信息部我的办公室（此处有事情，稍后另叙）拿上要帮陈高华（与我一届的博士后，杨金海老师的学生）签字的导师推荐信，去找杨老师。办公室没人。
我来到博士后工作站董莹的办公室，在我所申报的52批博士后面上项目的申请书上签上了名字。
来到2号楼前，车已经在那里了，人还没有来全。此次前去北京会议中心改稿子的人员有：马瑞、武锡申、刘仁胜、张治银、刘长军、我（常艳）以及杨金海、张文成。下午参会的也便是上述人员。
杨金海与张文成是下午过去的；上午车上的几人一路上聊得还是不亦乐乎，时而谈“公平正义”，时而谈“马恩是不是同性恋”，围绕着学术开些玩笑，挺轻松的。
午饭后，在房间（北京会议中心9号楼0603房间）上网，将自己准备的一些材料梳理了一下，找武锡申老师打印出来（23号，武用办公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找写课题所需的参考书；今天中午我说去他房间打印，他说过来取，可能那会杨、张二人已经去了他房间了吧！），准备下午在会上向各位汇报。
2：40在北京会议中心9号楼三层第三会议室开会。因为让我承担“社会”、“社会发展”的概念、“社会发展的主体”这一部分。杨老师让我第一个先说。我沿着那天在局里开会的思路，汇报自己的想法。讲完后，杨老师、张主任并不是很赞同，语气与那天大不相同。
我在编译局已经习惯了一个现象，即什么事情都随时有可能变化。明明那天杨老师讲的是社会按照大社会、小社会、中社会的思路写，而今天我照此思路一说，就不行了。问我：“这些找材料好找吗？”
张文成也一改那天的态度，对我的陈述以及提纲提出很多质疑，这里有我的责任。（我没有仔细研读他们发来的关于审稿专家的意见，有电子版，我没有来得及看）。杨老师那天开会讲的完全是让我大胆写，我就很幼稚地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了。这个不重要，先按下不表。
后来在讨论提纲的过程中，学术中夹枪带棒的意味越来越重了，尤其是张文成主任，对我的攻击性很明显。当然，我们用的都是学术语言，来表述思想（我“这一招”是在参加李惠斌那次的会议上学习到的，我现在不但能听懂“弦外之音”了，也会适时地回敬一下。感谢编译局的学术氛围教会了我这一点能力）。
张文成在不适合的时候说：“判断。。。的标准是看是否有利于人的自由和解放，是否解放生产力”；此外，再没有别的标准。【暗示：我该出局，江洋与我只能一个】那天在局里开会，杨老师很反常地把江洋“调动”地来来回回，去打印材料，没有在那里开会，过程比较尴尬，我不细说了。我们（江洋、我以及其他女人）都是棋子。
。。。
中间穿插的话太多了，记不清了。
我讲：“在某些社会形态中，不同的生产方式是共存的；包括在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是几种生产方式并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当时特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包括生产力、生产方式这些概念，马克思本人也常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由特定的情境与需要决定。”（注：我以前真没有用过这种学术语言来表达非学术的东西，真的“回击”了一次。）
我很大方地讲那段话的意思是：衣俊卿不止我一个女人，江洋不是他的唯一，我也不是。我们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我们背后也许有些利益代言人（如张文成肯定是力捧江洋、杨金海至少在名义上是力捧我的）。其实，我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杨金海与张文成俩人在会上“掐架”，谁高谁低，似乎取决于某个女人在衣心中的受宠程度。（大家可以说我乱写，神经敏感，我不介意）。
要是在以前，我是不会说这些似乎与会议主题有关、在争论学术问题的话，似乎又在暗示什么。我根本也不会听得懂别人在讲什么。但现在，张文成讲的我懂了，我回应他的他也懂了，会上的人也懂了。
我憎恨中央编译局这个地方，发自内心。如果不和这里开始打交道，我依旧按照往日的轨迹生活，而现在，我的生活即将毁掉，衣老师的生活也势必受影响，尽管我并不想这样做。
在某些社会形态中，不同的生产方式是共存的；包括在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是几种生产方式并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当时特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包括生产力、生产方式这些概念，马克思本人也常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由特定的情境与需要决定。——常艳语
“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杨金海语
“孩子多了，就是按需分配，顾不过来；孩子少，就尽心，还会有点福利。”——杨金海语
“全球化是必然趋势”——杨金海语
“最近谈论这个问题是很多，杨老师是怕一旦说开了影响太大。”——刘仁胜语
发展本身肯定好的，是不是“观”错了？别人看错了？——武锡申语
“俄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被动卷入今天我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等过程中，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而这种学习，必然不可能只向一个国家学习，其实很多俄国人并未觉得封闭的农村公社就不好，但还是被动卷入了。同时向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啊！”——常艳语
“健康才是人的第一需要”——张文成语
“记得要生产力的全球化啊”——张文成语
。。。。。。
还说了很多，大家都懂了，我们确实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佩服彼此的言语与才智。我也看到自己真是“进步”了！这些话的含义我不想给各位分析了。知识分子确实蛮有本事，说话不会绕进去自己。我今天是第一次成功尝试这么讲话。
累了，写不下去了，这次的会议极有意思。
还是坚持写完当时的情形吧！
我突然觉得很累，去了个洗手间回来后，就趴在桌上了（忍不住眼泪，总不能当着大家面哭吧）。杨老师照旧讲着，大家没有争论了，我默默地趴着流眼泪，不敢发出一点声响，凭什么就开着会哭了呢？实在是太小儿科了吧？
会议结束了，大家说常艳睡着了吧？我没有抬头，满是鼻音的说了句，我有点困了，你们先去吃饭，我再睡会儿。
等大家走出会议室，我才敢抬起头来，桌子上流了一大片的眼泪、鼻涕。张治银、刘长军对我说，你别急，你的那些课题做不完，我们可以帮着你做，到时候都写你的名字。我说，没事，谢谢，我可以的。他们和我一起回到6层，我说没事，自己休息会儿就好。刘长军去餐厅帮我带了几样菜送到我房间，谢谢他了，好人会有好报的。（在后来我下楼后，他在众人“奚落”我时，默不作声；但后来整个情势让他不得不说几句，不然实在是显得太不合群了！）
在房间里稍稍平复情绪后，我下楼到餐厅，找到了他们。杨老师他们一桌人在谈笑风生，我坐定后告诉大家：“编译局明天会发生一件大事，我想好了。”
大家的话：
“能有什么事啊，就当看小说了，琼瑶的小说呗！”
“感情丰富点呗！”
“你看你，博士、博士后、美女，有宿舍住，还双眼皮！”——马瑞语
“一看你就是哲学没学好！”——杨金海语
“泰山压顶岿然不动，该做的早做完了！”——武锡申语
“说什么都是你的主观判断！”
“去过丰都城，见过九个小鬼！”——张文成语
“再风光，过三十年，拄着拐杖都一个样子。”——张文成语
我说：“我家庭条件其实挺好的，且对物质的欲望并不强烈；这些年为了这个专业，很多真正想读的书都没有读，全都去看那些不感兴趣的‘专业书’了，要补课啊！”
大家哄笑，“这还想读书呢，还没读够呢！”
我本来还想说自己电脑里有好几个G的电子书（从新浪爱问资料里下载的，不会过期的），还没有来得及看。看大家的样子，似乎会嘲笑我还提书呢，我就没有说下去。
蛇和鳖精，蛇下手太早，惊动了对方，那可是“鳖精”啊！——武锡申语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杨金海语
我说，“我现在这个境界也是比较高了（指心态），能在这个情况下和大家聊天”，马瑞说道，“可不高呗，那可是高级别的，多令人羡慕啊！”
又聊了一会，我给他们说，要不我和杨老师再单独说会话，看杨老师有没有什么要交待我的。众人离去。
餐桌上就剩我和杨老师了。杨老师脑子也不是一般人啊，我不想用什么不好的词来形容他，毕竟他还未真正伤害到我。我给杨老师说：“我和衣老师在一起了，很亲密。”杨老师说：“那是你们的私生活，他爱人就在北京啊，怎么会和你呢？”说：“他没有强迫你吧？你也有责任吧？衣老师对你还是很好的。乔瑞金还说起衣老师想帮你的事情。”杨老师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我说（在中期考核后要退站，去给杨老师说了一句，衣老师欺负我；请让我退站吧，要不我整个人就彻底毁掉了），他这次专门说“我不信，你乱说的”，怕我录音吧？我没有那么做，从未那么做过。我不要证据，不要达到什么目的。就当我戏说一番好了。
我说：“没有强迫，哪怕责任全在我，我也要把事情说出来，以自己以及家人的声誉为代价，为别人客观描述一种社会现象，以警示后人吧！”说到此，我觉得我的爱人，他必须与我离婚，我的事情曝光之日，便是他可以踢我出门之日。
我还给杨老师说了衣晚上快11点到京，第二天刚上班就联系我约好下午见面的时间，我们昨天才在一起，等等。杨老师怔了一下，说：“你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嘛，何必呢？编译局现在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