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呐喊-朱正-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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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中说的，虽“闻拿投首”，也“不准再行累减”，看来是句很硬的官腔，其实是回护之词，意思是说还有可以减轻处罚的情节未予考虑，现在所拟的“杖一百，流三千里”已经是很重了。希望皇帝不要再加重处分，再加重就是死刑了。
可是光绪皇帝认为应该重办。批复刑部议奏的上谕说：“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著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4）
就这样，祖父成了个斩监候的重囚，关押在杭州府狱中，提心吊胆，害怕秋审中勾决。
这事对他家庭的影响也许更大些。首先，在社会上的地位，顷刻之间从官员的家属变成了罪犯的家属。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回忆说：
因为这是一个“钦案”，哄动了一时，衙门方面的骚扰由于知县俞凤冈的持重，不算利害，但是人情势利，亲戚本家的脸嘴都显现出来了。大人们怕小孩子在这纷乱的环境不合适，乃打发往外婆家去避难，这本来是在安桥头村，外祖父晴轩公中举人后移住皇甫庄，租住范氏房屋，这时便往皇甫庄去了。鲁迅被寄在大舅父怡堂处，我在小舅父寄湘那边……我因为年纪不够，不曾感觉着什么，鲁迅则不免很受到些激刺，据他后来说，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但是他没有说明，大家也不曾追问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查明这说话的究竟是谁。这个激刺的影响很不轻，后来又加上本家的轻蔑与欺侮，造成他的反抗的感情，与日后离家出外求学的事情也是很有关连的。
在皇甫庄住了几个月，鲁迅兄弟又随着大舅父家搬迁到小皋埠去。在避难中，不上学了。鲁迅先是把这时间用来影写小说书上的“绣像”。“绣像”就是工笔白描的小说人物画像。他用一种半透明的薄纸蒙在书上，一个一个描下来。所描下的《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后来各装订成了一大本。
搬到小皋埠以后，住的是大舅母娘家的房屋。舅母的弟弟秦少渔，小孩们叫他作“友舅舅”的，鲁迅同他很谈得来，常跑去找他谈天。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娱园》里回忆这一位友舅舅说：“他又喜欢看小说，买的很多，不是木板大本，大都是石印铅印的，看过都扔在一间小套房里，任凭鲁迅自由取阅，只是乱扔一堆，找寻比较费事，譬如六本八本一部，往往差了一本，要花好些时光才能找全，这于鲁迅有不少的益处，从前在家里所能见到的只是《三国》、《西游》、《封神》、《镜花缘》之类，种种红楼梦，种种侠义，以及别的东西，都是无从见到的。”这对于他后来讲授中国小说史，也许可以说是无意之间的一种准备吧。
大约是1894年清明节前后，大人们看到没有什么风波了，就把鲁迅兄弟接回家来了。
这一年，在周家，遭了一场大灾祸；在中国，也遭了一场大灾祸：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后来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这篇讲演中回忆说：“我们中国被别人用兵器来打，早有过好多次了。例如，蒙古人满洲人用弓箭，还有别国人用枪炮。用枪炮来打的后几次，我已经出了世了，但是年纪青。我仿佛记得那时大家倒还觉得一点苦痛的，也曾经想有些抵抗，有些改革。”在他能够留下印象的最早的这一次，就是这中日甲午战争吧。
他在《〈促狭鬼莱哥羌台奇〉译者附记》中回忆说：
还记得中日战争（一八九四年）时，我在乡间也常见游手好闲的名人，每晚从茶店里回来，对着女人孩子们大讲些什么刘大将军（刘永福）摆“夜壶阵”的怪话，大家都听得眉飞色舞……讲演者虽然也许添些枝叶，却好像并非自己随口乱谈，他不过将茶店里面贩来的新闻，演义了一下。
这里，鲁迅有一点误记。他把1884年中法战争中的事情记成1894年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中的事情了。刘永福是中法战争的主要战将，他统帅的黑旗军屡立战功。甲午战争中他虽参加了台湾的防守，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表现。《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三本传说他：“永福战越，名震中外，谈黑旗军，辄为之变色。及其渡台，已多暮气。”“夜壶阵”这话，包天笑在他的《钏影楼回忆录》中也说到过，他说：“那个黑旗兵刘永福将军，真是我们大大的爱国英雄，我们非常崇拜他。还听到那些无稽不经之谈，说刘永福把火药装在夜壶里，大破法军。”（香港大华出版社版，第106页）夜壶，是陶制的男用尿壶。“夜壶阵”即利用夜壶作外壳制成土地雷以杀敌的方法。这倒不是什么“无稽不经之谈”，《清史稿》本传说，“法人扰宣光，永福窖地雷待之，连日隐卒以诱敌”。为了要在短时间里造出许多地雷，于是想出了利用现成的夜壶作外壳这主意吧。这事到了乡间时事评论家口中，就变成了神奇的夜壶阵了。中法战争时，鲁迅才三岁，不可能对人们关于军事政治的谈论留下多少印象，大约是甲午战争时有人旧话重提，十三岁的鲁迅就留下印象了，所以才在文章里把它写做甲午战争中的事情吧。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5）
甲午战争的失败，确实给了中国人强烈的激刺，很多人都在痛苦地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了。就说鲁迅的父亲，这一个多次应试也没有中举的读书人，更因为他父亲的案件连累扣考斥革，进入仕途已经断无希望，可是他仍然怀着忧国之心。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伯宜公》中回忆说：
又一回记得他在大厅明堂里同两三个本家站着，面有忧色的在谈国事，那大概是甲午秋冬之交，左宝贵战死之后吧。他又说过，现在有四个儿子，将来可以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这话由鲁老太太传说下来，当然是可靠的，那时读书人只知道重科名，变法的空气还一点没有，他的这种意见总是很难得的了。
左宝贵在平壤之战中阵亡，是1894年9月15日的事。两天之后北洋海军又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惨败。时局越来越坏，他的忧虑只会越来越深。鲁迅也不能不受到他这种情绪的感染。正因为风雨飘摇中的祖国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前途暗淡，就使少年鲁迅更加敏锐而难堪地痛感到自己家门的不幸了。
在国难日益深重的时候，他们家里也是祸不单行。祖父出了事，关在杭州府狱。偏偏这时候父亲又病倒了。起病大约是1894年的初冬。那病状，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病》里回忆说：
最早的病象是吐狂血。因为是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不能估量共有几何，但总之是不很少，那时大家狼狈的情形至今还能记得。根据“医者意也”的学说，中国相传陈墨可以止血，取其墨色可以盖过红色，于是赶紧在墨海里研起墨来，倒在茶杯里，送去给他喝。小孩在尺八纸上写字，屡次添笔，弄得“乌嘴野猫”似的，极是平常，他那时也有这样情形，想起来时还是悲哀的，虽是蒙胧的存在眼前。这以后却也不再吐了，接着是医方与单方并进，最初作为肺痈医治，于新奇的药引之外，寻找多年埋在地下化为清水的腌菜卤，屋瓦上经过三年霜雪的萝卜菜，或得到或得不到，结果自然是毫无效验。现在想起来，他的病并无肺结核的现象，那吐血不知是从哪里来的。随后脚背浮肿，渐至小腿，乃又作水肿医治，反正也只是吃“败鼓皮丸”。终于肿到胸腹之间，他常诉说有如被一匹小布束紧着，其难受是可想而知的了。
当年请来给他父亲治病的是绍兴城内顶有名的医生，先是姚芝仙，后是何廉臣，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中回忆说：
我曾经和这名医（按：指姚芝仙）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那时虽然已经很有名，但还不至于阔得这样不耐烦；可是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现在的都市上，诊金一次十元并不算奇，可是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的了；又何况是隔日一次。他大概的确有些特别，据舆论说，用药就与众不同。我不知道药品，所觉得的，就是“药引”的难得，新方一换，就得忙一大场。先买药，再寻药引。“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可是说也奇怪，大约后来总没有购求不到的。
他这样诊治了两年，无效，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厉害，将要不能起床。于是就荐当地另一位名医何廉臣（鲁迅的文章里写为陈莲河）来代替自己。关于这一位名医，《父亲的病》里是这样记述的：
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医的脸是圆而胖的，他却长而胖了：这一点颇不同。还有用药也不同，前回的名医是一个人还可以办的，这一回却是一个人有些办不妥帖了，因为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
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然而还有“平地木十株”呢，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6）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药引寻到了，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
要捉到“原配”蟋蟀，就不是一个人能办妥帖的了，鲁迅得和二弟作人一同出动。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说起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