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沙自传-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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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蒙蒂在达特木尔租了问石头平房。我们没料到会找到一位照顾他的合适的女管家。她六十五了——一见面觉得很不合适。她那染过的黄发显得油亮、卷曲，抹了重重的脂粉，身着黑丝外套。她是个寡妇，做医生的丈夫生前有吗啡瘾。她在法国住了大半生，养了十三个孩子。
母亲恢复了元气。麦琪不那么愁眉苦脸了。蒙蒂乐于家里人来看他，举止总是很得体，为泰勒太太做的饭菜得意。
我和麦琪为达特木尔的平房而花的八百英镑很值得。
2
我和阿尔奇在乡下看中了一所房子，那是一所称为斯科茨伍德的维多利亚式的房屋。这所房子分成四套住宅，其中一层的两套已住进了人，而楼上有两套正在装修，我们去看了看。每套房子在一层有三间、二层有两间，配有厨房和浴室。我们订下便宜的那套房子．年租金一百二十英镑。我们订了租约，准备搬进去。
《褐衣男子》的确很受欢迎。博得利出版社敦促我签订一项新合同，我拒绝了。我给他们又送去了一本根据多年以前写的一部中篇小说改写的书。我对它存有偏爱：这本书涉及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我加了细节，增添了几个人物，便送到出版社。他们不准备出版。我料到他们会这样。合同中没有一条规定我的书必须是侦探小说或惊险小说。它仅仅提到“下一部小说”。这部书完全称得上小说了，出版与否全在他们。他们拒绝出版，这样我再给他们写一部书就行了。此后，我就自由了。
我写的另一部书完全是本轻松读物，风格类似于《暗藏杀机》。写作充满乐趣，进度很快。写作本身体现了我当时谙事如意而轻松的心情。森尼代尔的生活，随着罗莎琳德日渐出息带来的喜悦而愈来愈充满妙趣。我自己有时都觉得急不可耐；我渴望看到一年后罗莎琳德会长成什么模样；年复一年地如此。世界上没有比亲生的孩子表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陌生感而更令人开心的了。你让她降临于世，照料她一段时间，随后她离你而去，独自绽出自由生命的绚丽花朵。你眼睁睁地望着她自由自在地生活。这就像一株奇花异卉，你带回家栽到家里，等不及要看它长成什么样子。
罗莎琳德在森尼代尔生活得很幸福。她兴高采烈地骑着那辆精巧的自行车，满院子兜风，时而摔倒可从不在乎。
赛特和我都曾告诉她别出大门。但我想谁也没明确规定不允许。一天清晨，我们都在房间里忙碌着，她终究还是出了大门。她急速地滑下坡冲向公路，很幸运，她没到那就摔倒了。那一跤把她两颗门牙跌凹进去了，而且还可能影响别的牙齿。我带她去看牙科医生，罗莎琳德对此虽无怨言，却坐在治疗椅上，双唇紧闭盖住牙齿，谁说也不张口。我、赛特和牙科医生费尽口舌，她仍一言不发绷紧双唇。我只好带她回去。我气坏了。罗莎琳德默默地任我责骂。两天后，经我和赛特一再劝说，她同意去看牙科医生。医生拔掉了松动的牙齿，说可以镶一副假牙，但他认为也许用不着。
我们都因到斯科茨伍德居住而欣喜若狂；重返乡村令人激动不已。阿尔奇满心欢喜，因为他与森尼代尔只有几步之遥；赛特由于不必再走长路去公园而高兴；而罗莎琳德则为能在院子里骑白行车而开心。这样大家都很快慰。虽然这里许多事情尚未准备好，四壁空空，可仍然乐融融的。
《新闻晚报》开始连载《女冒险家安娜》，我也买了莫里斯·柯雷牌轿车，这是辆质量很好的车：比当今轿车更耐用，做工更精致。
阿尔奇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常给我帮助，但对写作却插不上手。时而，我想给他讲讲一篇小说的构思或一部新书的情节。我结结巴巴地念叨着，甚至自己听起来都枯燥乏味，缺乏生动的描述。阿尔奇以他关注他人时表现出的和蔼态度倾听着。讲完后，我忐忑不安地问道：“你觉得怎样？还行吗？”“嗯，我觉得大体还行。”阿尔奇说，态度完全不如开始。
“听起来故事性不强，是不是？或许是不曲折？”“那么你觉得不行吗？”“我觉得你可以充实一下。”
于是，这个情节便被弃置不用了。而常常是过五六年后，我笔下又出现这个情节，抑或是情节本身具有生命力？这一次，它不顾含苞时遭到的冷眼，傲然地显示出自己的魅力，成为我得意之作中的点缀之笔。问题的关键在于作者要想在讲述中使构思外现的确难乎其难。你可以诉诸于纸和笔，或者坐在打字机前，这时会文思如泉涌，但很难以口代笔表述头脑中的构思，至少我做不到。我慢慢学会了在一本书写成之前只字不提它。成书之后的批评颇有好处。你可以争辩，也可以放弃自己的观点。但你至少了解读者的印象如何。讲述自己创作的构思听来乏味，这种即席讲述也同你当时的看法难以合拍。
我永远不会同意那些数以百计的来信中要我阅读某人手稿的请求。首先，你一旦同意这样做，你就会埋在手稿里而无所成就。然而我认为关键是不必对作者说三道四。你的评论无非是你本人会如何如何写，但你的作法不一定适用于其他作者。大家都有表达自己的独特方式。
另外，我担心这会使那些经不住泼冷水的作者一撅不振。一位热心的朋友曾把我早期的——篇小说请一位著名女作家指教。她遗憾而颇含贬意地谈了她的看法，并说作者永远不会成大器。她的真正含义是小说作者尚不成熟，还不足以写出达到出版水平的作品来，尽管作为一个作家而不是评论家，她本人没想到这一点。—位评论家或编辑的目光会更敏锐，因为他们的职业就是发现未雕的璞玉。因此，我不好妄加评论，这样易伤害作者。
作为批评，我惟一想说的是未来的作家没有考虑作品的销路如何。写本三万字的小说毫无益处，这种长度的书目前不易出版。“噢，”作者会说，“可这本书需要这么长啊。”假如你是个文曲星，这样做或许没错，但更可能你是文字匠，你获得自觉能够驾驭而且颇有兴趣的素材以后，你会想卖个好价钱。一旦如此，你必须赋予其读者需要的形式与内涵。你是个木匠的话，做一把五英尺高的椅子就毫无用处。
谁也不会坐这种椅子。凭你说这样的椅子外形美观也无济于事。你要写本书，得研究写书的一定之规，然后按规矩去写，如果你想为某杂志写一篇短篇小说，它的长短、小说的形式都得合于该杂志刊行的要求。倘若你写的不供发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长短随你而定，形式也随心所欲；可是这样你只能满足试笔之乐而己。动笔之初便认为某某是文曲星没什么好处，有这样的人，但屈指可数。不，仅仅是个匠人而已，一个从事诚朴无欺行当的文字匠。你得学会各类技巧．随后你就能在这个行当中运用创造性的想象；可你必须依照一定的体裁。
直到这时我才想到我也许能做个专业作家。可我还没打定主意。我仍然认为写作不过是在沙发垫上绣花的自然延续。
从伦敦来乡村之前，我曾学过雕塑。我是这门艺术的狂热祟拜者，远超过绘画。我向往成为一名雕塑家。这个希望很早就破灭了：我发现由于缺乏视觉上对艺术的鉴赏，雕塑非我能力所及。
为虚荣所驱，我曾把我的几首诗诺了曲。回过头再看看我谱写的华尔兹舞曲，觉得没有比这更平庸的了。但愿我学过和声学并粗知作曲法。可是看起来写作才最终是适合我的职业和表达自我的方式。
我写了一个主要描写昆虫，内容忧郁的剧本。我接触的出版商都不容分说地拒绝接受它。奇怪的是当今这类剧本对出版商倒富于吸引力。
我还写了一部关于埃赫那吞①的历史剧。我特别偏爱它。约翰·吉尔古德诚挚地给我写了封信。他说剧本不乏有趣之笔，但出版则得不偿失，而且它还缺乏幽默感。我没把幽默感与埃赫那吞联系起来，然而我错了。埃及同样富于幽默，生活不论时间地点也是如此，悲剧亦含幽默的因素。
①埃及国王．以其宗教改革著称（公元前1379—1362在位）。———译注。
3
我们从周游世界回来后，尝尽了艰辛，令人欣慰的是终于迎来了这种平静的日子。也许这时我本应心有所虑，太顺利了。阿尔奇有称心的工作，老板是他的朋友；与同事关系融洽；他一直翘企加入一流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如今也实现了。每逢周末都玩个痛快。我的写作也进展顺利，并且开始考虑或许应继续写作来赚取稿费了。
我是否认识到在生活的静谧中可能蕴蓄着某种隐患？没有。但是的确少了点什么，虽然我没有深入琢磨。我怀念我和阿尔奇以前相依相伴的日子。我怀念那些一同乘汽车、火车寻幽揽胜的周末。
这时的周末是我最单调沉闷的时间。我时常想邀请朋友来乡下共度周末，以便和伦敦的朋友叙叙旧。阿尔奇很不以为然，他说那样会糟塌了他的星期天。家里来了客人，他就得在家多呆些时间，有可能误了他第二场球赛。我对他说要打打网球，不要总是高尔夫球，我俩在伦敦公共球场打网球结识了些朋友。他一副厌恶的神情，说打网球会降低打高尔夫球的眼力。他像怀着宗教热忱一样打高尔夫球。
“听我说，你随便邀请你的哪个朋友来，但是别请夫妇俩一起来，要是那样，我得花点时间应酬。”
这事不大好办，因为大部分朋友都结了婚，邀请妻子而不请丈夫总不大合适。在森尼代尔我也交了些朋友，可森尼代尔的社交界主要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中年人，热衷于园林，除此没别的话题；另一种是性情豪爽、爱好运动的富裕人家，他们举行鸡尾酒会，开怀豪饮，我不是这种类型的人，阿尔奇也不是。
有一对夫妇可以而且确实和我们共度了周末，那是楠·华兹和她的第二个丈夫乔治·贡。乔治和阿尔奇打高尔夫球，楠和我闲聊，边谈边在女子球场随便打打高尔夫球。
然后我们去俱乐部会同他们喝点饮料。至少楠和我会一饮而尽；半品脱用牛奶稀释的纯乳酪——就像从前在艾本尼农场那样。
赛特的辞别使我们很难受。她一直尽心尽职，却总想着到国外找个工作。她很想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周游世界，见见世面。我赞同她的观点，恋恋不舍地同意她去比利时。
这回我打算雇一个身兼秘书和保姆二任的人。我整理了许多封回复我征聘启事的信件，在适当的时候，我到了伦敦兰开斯特城门附近的一家小小的私人旅店去见夏洛蒂·费舍小姐。我一见费舍小姐就喜欢上了她。她高高的个子，棕色的头发，估摸二十三岁左右；曾照顾过小孩，看上去精明强干，得体的举止中一双秀目闪着光彩。她会速记和打字，喜欢在照顾小孩之余干点秘书工作。
这样，夏洛蒂·费舍来给我当秘书，她姐姐玛利·费舍需要时也来帮帮忙，她俩和我做了多年的朋友，给我当秘书、保姆和佣人等等。夏洛蒂至今和我仍是好朋友。
夏洛蒂，罗莎琳德一个月后叫她卡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