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沙自传-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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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修了算术、语法和作文。我对算术的兴趣始终未减，大概就是在那所学校里，我学习了几何。令我头痛的是语法课，我想不通，为什么一些词被称作介词，为什么某些动词只能有某些固定的用法。这些解释语法的术语对我简直像外语一样难以理解。我曾满腔热情地学习作文却没有什么大的成就。教师的批语总是说，我的文章怪诞离奇。严厉地批评我写文章容易离题。我犹记得我的一篇以《秋》为题的作文。文章开头写得还不错，描写了金色和褐色的秋叶，可是，鬼使神差地笔锋突然一转，写起一头猪来了。也许是因为写到它从林中的土里拱出了一些橡树果。接着就大书特书起这头猪。完全忘却了《秋》的题目。我写了这头猪五花八门的历险，文章最后以它为朋友举行盛大的山毛榉坚果宴会结束。
后来，我常想，假如当年我继续在学校受教育，情况又会怎样？我想我会有所长进的。有可能完全被数学吸引住了——一个始终使我痴迷的学科。要真是这样的话，我的一生就全然会是另一个样子。我也许会成为一位三流或者四流的数学家，一生都会幸福如意，也许就不必写什么小说。数学和音乐足以满足我的需要。它们会牢牢地吸引我的注意，从而关闭了我形象思维世界的大门。
然而，经过几番思考，我发现人的一生总是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发展的。人们常常会想到“要不是发生了某件事。我就会如何如何”，或者“要是我跟另一个人结婚，我的一生就完全是另一番样子”。不论怎样，我觉得人总是在自己的模式以内，探索着自己的生活之路、因为人总是按一种模式发展——这就是生活中你个人的模式。你可以为之增光加彩，或者草率了事，它却总是属于你自己的模式，只要你追循着你自己的模式，就能获得生活上的和谐，心灵上的慰藉。
我在盖耶小姐的学校学习了大约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鞠。母亲后来改变了原来的打算。一天，她突然说要我去巴黎。她想在冬季把阿什菲尔德租出去，我们一起去巴黎。我可以在姐姐曾经就读过的膳宿学校学习，她问我是否乐意。
一切都得按她的计划行事。母亲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她办这些事情效率极高，大家都顺从她的摆布。房子8I藏价出租了。我和母亲整理好行装，没多久就在巴黎梯也纳大街的梯也纳旅店安顿下来。
母亲随身携带了许多引见信以及寄宿学校、教师、能出主意的人的地址。不久，她就把这些都分理出来。她听说原来麦琪就读学校的潘茜娜特·T太太已经不同于从前了，学校每况愈下。丁太大已经心灰意懒了。母亲却说，我可以暂时试读一段时间再说。这种对待教育的态度在如今是难以让人苟同的，可在母亲看来，去一所学校试读就如同光顾某家餐馆一般。对一家餐馆只探头瞧一眼是无法作出评判的，得亲自走进去品尝一下它的莱看。要是不喜欢，就尽快离开那里。在当时，人们也不必为毕业证书发愁。并不介意毕业证书上的成绩是优秀还是一般，很少考虑它对未来前途的影响。
当时学校里教授的内容似乎并不怎么使我感兴趣。历史课好像正在讲“福隆德”运动①，这段历史我早已从历史小说所熟知了。地理课学的也是“福隆德”运动时期的地理，我被那些旧时的法国各省概况搞得晕头转向。课堂上还讲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各个月份的名称。我的法语听写糟糕透了，大大出乎任课教师的意外，她简直难以相信。“这的确是不可能的。你的法语说得这么好，听写中竞出现了二十五处错误，二十五处呀！”班里其他同学的听写错误没有超出五个的。我为此而惹人注目。如果想想我个人的成长环境，就不足为怪了，因为我是完全通过会话学习法语的。在法语课的其他方面，如文学、背诵等等，我是班里的优秀生；但在法语语法、拼写方面，我几乎是班里成绩最差的学生。老师们觉得我很棘手，为我而感到羞愧，我自己对此却不以为然。
①“福隆德”运动又称投石党运动，系1648一1653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政治运动．
——译注。
教授我钢琴的是一位叫莱格朗德太太的老教师，她在那所学校执教多年。她最喜欢运用的教学方式是与她的学生一起弹奏。她坚持要求学生学会读乐谱。我的识谱能力还算不错，可是与莱格朗德太太一起弹奏却是活受罪。我们俩并排坐在一条像琴凳一样的长凳上，莱格朗德太太肥胖的身体就占去了一大半的位置，靠琴中部的那只胳膊肘把我顶得很远。她弹奏起来激情满怀，臂肘大幅度移动，叉腰似地向外撑着，结果使坐在身旁学琴的学生在合奏时不得不紧紧夹着那只手臂弹奏。
凭借着我的某些天赋，我几乎总能对付着弹奏二重奏的低音部分。莱枯朗德太太也乐于这样，因为她非常欣赏自己的演奏，而高音却又最能抒发胸臆。
有时，由于她满腔激情和专心致志地埋头弹琴，没有注意到我的低音部分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声音了。我时而踌躇地弹上一小节，远远地落在她的后面，我试着跟上她的弹奏，却又不知道进行到什么地方了。我信手弹起来，力图跟她同步。可是，因为我们是看着谱弹奏．所以我不可能每次都预先找到该弹的地方。突然，一个极不合谐音把莱格朗德太大从音乐的陶醉中惊醒。她嘎然止住，两手悬在空中、厉声说道：“喂，你刚才弹了些什么，小家伙？难听死了！”她的斥责毫不过分，的的确确太难听了。我们接着又重新弹起。
当然了，假若我要是负责高音部分，稍有差错，即刻就能被察觉。但总的来说，我们配合得还不错。莱格朗德太太在弹奏的整个过程中不住地喘息和鼓鼻，胸部一起——伏，不时地发出一声声呻吟。这些举动使人惶恐而又让人消魂。可她身上散发着的强烈气味却又不那么令人愉快。
学期末，要举行一个音乐会。我被安排演奏两首乐曲，一首是贝多芬的《奏鸣曲》，另一首是《阿拉贡小夜曲》或者类似的什么曲子。我突然厌恶起《阿拉贡小夜曲》来。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发现它特别不好弹。按理来说，它应该远比贝多芬的作品容易。我排练贝多芬的作品进步很大，但《阿拉贡小夜曲》的弹奏却始终很差，毫无进展。我越全力以赴檀练习，越感到心慌意乱。在睡梦中也在琢磨怎样演奏。夜里被将会发生的各种不测所惊醒——琴键突然坏了，不得不中途换用风琴演奏，要不然就是我迟到了，或者音乐会已在前一天晚上举行过了……现在想来，这些梦属实在荒唐。
就在音乐会将要举行的前两天，我发高烧，学校把我的母亲也找了来。医生找不出发烧的起因，但他提议取消我在音乐会上的演奏，搬到校外休养两三天，等开过音乐会后再回来．我无法表达我对他无尽的感激之情，尽管与此同时也感到本来立志成功但却败下阵来的懊丧。
我还记得在盖耶小姐办的女子学校时，平日我在班里的算术是拔尖的，谁知在一次考试中却成了全班的最末一名。读考卷上的题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我的大脑中止了运转。
有些人平时学习不怎么样，可是考试的时候竞能通过，而且得分很高；有些人在平日弹奏得很差，一旦到了观众面前，却能发挥得比平日好。也有一些人则恰恰相反。我就属于后一类人。这显然也促使我选择了恰当的职业。作为一名作家，最幸运的就是可以独处，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专心写作。它虽然也会令人焦虑、烦恼，让人头痛，使人在安排明知能安排得好，却一时又很难理出头绪的故事情节时绞尽脑汁，但是作为作家，却不致在公众面前当场出丑。
我如释重负地回到了学校，心绪格外地好。我赶忙试着弹了一下《阿拉贡小夜曲》。这一次效果比以往任何一次弹得都好，但仍旧不甚理想。我继续跟着莱格朗德太太学习贝多芬奏鸣曲的剩余部分。她对我感到失望，因为我本应为她赢得一些赞誉，不过她仍旧待我和善，慰勉我，说我对音乐的感受力强。
我曾在巴黎度过了两个冬天和一个夏天，那些都是我生活很最快活的日子，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时有发生。祖父的一位旧友也住在那儿，他的女儿，当时正在巴黎演出的大型歌剧《浮士德》中扮演玛格丽特。我去观看了她的演出。寄宿学校是不组织学生看《浮土德》的一一这一剧目被认为“不适宜少女”们观看。我倒觉得人们过高地估计这些易受腐蚀的少女们了。要想看懂玛格丽特窗前发生了什么有伤风化的事，还真需要有比当时的少女们所具备的多得多的知识。在巴黎观看演出时，我对玛格丽特为何锒铛入狱感到困惑。我以为她是偷了珠宝才坐牢。我从未想到她怀了孕，生下的孩子天折了。
学校组织我们看的大多是歌喜剧，《卡门》、《绣花女》、《曼侬》。
《卡门》是我最喜欢的一部。我在大歌剧院除了《浮土德》，还看过《汤豪舍》。
母亲带我去裁缝店，从那时起，我开始讲究穿戴了。我高高兴兴地在那儿订做了一件银灰色的双皱夜礼服。在此之前，还从未打扮得像个成年人。
我们通过母亲带来的那些引见信进入了法国人的社交界。在当时，美国姑娘受人欢迎。法国的贵胄们可以与美国富翁们的千金缔姻。我虽远算不上是富家小姐，父亲却也是公认的美国人，而所有的美国人又都被认为是有钱的。这是一个奇特的、冠冕堂皇的旧式社会。
我接触到的法国人都是那么彬彬有礼，举止庄重。在一个少女的眼里，再没有比这更刻板的了。尽管如此，我也学会了最客套的礼貌言辞。还跟一位叫华盛顿·劳伯的先生学会了跳舞和得体的举止，了解到《华盛顿邮报》、波士顿及其他一些事情。我还了解到遍布世界各大都市的社交界。
最使我厌恶的是图画课。母亲固执己见，执意不许我放弃这门课程。“女孩子应该学会画水粉画。”
就这样，每隔两个星期，就有一位忠厚的青年女子来找我，硬是陪着我乘地铁或公共汽车去花市附近的一个画室（当时在巴黎，少女是不能独自一人出门的）。我和一群姑娘一起学习绘画，学画水杯中的紫罗兰，小罐中的百合花以及黑色花瓶中的水仙。那位教授绘画的女士在我们的座位中间来回踱步，不时地发出几声令人不安的嗟叹。
复活节期间，我们参观游览了凡尔赛、枫丹白露以及其他一些名胜。回来后，母亲像以往一样突然告诉我，说她决定我不再回T太太的学校了。
“我有些看不上那所学校。”她说，“讲授的课程都很乏味，完全不同于麦琪上学的时候了。我打算回英国，已为你安排好了，去霍格小姐办的学校就读。”
我听后只是略感突然。在T太太的学校里我生活得很愉快，并不是特别想要回去。实际上，换一个新的地方的主意似乎更吸引人。我总是喜欢新鲜，不知道这能说明我的愚蠢还是随和——当然了，我自己倒希望是后者。
这样，我来到霍格女校。�
